贺绪林

与瓜客老乔相识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年我十七岁。

那年月几乎每个生产队都种西瓜，这也是生产队唯一的经济作物，年终的分红全指望它。可是我们村没人会务瓜，只好请务瓜的把式。务瓜把式都是外省人，河南、山东人居多。老陕把外来者称为客， 外来的务瓜把式便是“瓜客”。

那年我们队种了二十亩西瓜，请了位山东瓜客，这便是老乔。老乔块头很大，面相和善，撇着半生不熟的秦腔，见人不笑不搭言。

老乔很快就跟村里人混熟了，他为人活络，很有人缘，村里人都喜欢和他说笑，叫他瓜客老乔。瓜客老乔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三岁娃娃叫他老乔他都答应。

转眼瓜成熟了，即将开园。委员哥兴奎派我去做瓜地会计，主要任务是管好瓜地的账务，同时兼负看守瓜园的职责。兴奎不光是我们生产队队长，而且是我们安家村生产大队的革命委员会委员，还在党。我曾经问过他生产队队长官大，还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官大？他神秘地笑了一下，反问我：“你说呢？”我想了一下说：“毛主席最早被称为毛委员，一定是委员官大。”他笑着没吭气，算是默认了。我与他是平辈，所以我叫他“委员哥”。

瓜地会计这个岗位令我欣喜若狂。做瓜地会计可以从西瓜开园直到谢园不掏一分钱地白吃西瓜，而且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是多么美的事呀！要知道每年为争这个岗位，给委员哥送礼的人挤堆堆哩。听说委员哥家的点心都用架子车拉哩，有人见过委员哥的媳妇秋后还在院子晒点心呢。我可没给委员哥送过一个点心渣渣，这个美差却落在了我的头上，你说我能不高兴么！

后来我才知道，今年“瓜地会计”这个岗位竞争比往年更激烈，最初委员哥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只是他摆不平两个竞岗者。这两个竞岗者都很有来头，一个是刘丁旺，他的舅舅是公社革委会的王副主任;另一个是会计顺成，他的姐夫是大队书记袁玉周。袁玉周是顶头上司，委员哥得罪不起;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虽然比大队革委会主任大一级，可县官不如现管，但委员哥不想得罪。再者，刘丁旺和顺成以前都做过瓜地会计，手脚不怎么干净，都有贪污瓜款的嫌疑，社员们对他俩很有意见，委员哥对他俩也不感冒，尽管委员哥吃过他俩不少点心，喝过他俩不少酒。委员哥是个精灵人，把皮球踢给了大家伙。他开了个社员会，让大家推选瓜地会计，顺便夸了我几句，说我初中毕业，有文化、脑瓜子灵、账口清，又勤谨、腿快、厚道、诚实。他的话一落音，就有人喊：“让梆子当瓜地会计！”忘了告诉大家，我的乳名叫梆子。众人一哇声喊：好！就这样，我得到了“瓜地会计”的岗位。

当天晚上我就夹着铺盖卷去瓜园上岗。队里帮老乔在瓜地搭了两个瓜庵子，一南一北，老乔住在北头大一点的庵子里，灶也安在那里。我在南头庵子，睡在里边，吃在家里。队里每晚轮流派两个社员看瓜。看瓜是个美差，可以不掏钱吃一个西瓜。

这天晚上轮到刘丁旺和顺成看瓜。老乔照例摘了一个西瓜给他俩吃。顺成吃完抹抹嘴，说是没吃够，要老乔再摘一个一饱口福。平日见人客客气气的老乔此时却沉着脸，说队里有规定，看瓜的只能吃一个瓜，谁都不能例外。老乔不肯摘瓜是有原因的，他跟队里签有合同，瓜园的收成按二八分成，队里分八成，他得二成。顺成要多吃西瓜等于从他腰包里掏钱，难怪他不再客气。顺成讨了个没趣，很不高兴，说：“球规定！你是太抠门了！”两人差点吵了起来。这时刘丁旺黑着脸训斥顺成：“瓜又不是饭，往饱吃哩！”刘丁旺年长顺成十多岁，按乡俗顺成把他叫叔哩，顺成黑着脸去了南头的庵子。

我看得出刘丁旺对老乔很不满意，嫌老乔没让他们美美咥一饱。可他城府很深，与顺成不一般，肚里再不高兴也不说出来。老乔也看出了端倪，赔着笑脸说：“你甭笑话我小气，每天晚上看瓜的都这么要着吃，我要开了这个口，就把我吃日塌咧。为个人不容易咯，这些天我把队里的人都得罪完咧。”

刘丁旺一怔，随即说：“知道知道，你也难，凡事是得有个规矩，不把规矩立硬，就弄不成个事。你对着哩。”

往后的日子，我跟老乔相处得很融洽。可是不久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老乔有一把手枪，藏在一个木箱里！

老乔的行李并不多，一床铺盖，几件换洗衣服，一个不大的木箱，半新不旧，看模样有些年头了。瓜庵里支着一张床，床板是生产队给他提供的，那个半新不旧的木箱就放在床头，我每天都能看到，可我从没产生过打开它看看的念头。我并不傻，木箱是老乔的私有东西，不是生产队的公物。生产队的公物是一张两斗桌，放着我的账本、算盘和笔。

发现木箱的秘密完全出于偶然。

那天上午下了场雷阵雨。雷阵雨来得很猛，突起的狂风把瓜庵前的苫棚刮倒了。雷雨过后，老乔和我重新栽木杆搭苫棚，他在上我在下，他拧铁丝时跟我要钳子，可我怎么也找不着。他说：“你在箱子里找找，可能我放在箱子里了。”我就是在箱子里找钳子时看到了那把手枪。当时吓了我一大跳，有点不知所措，只是发呆地看着那把手枪。老乔等不及了，大声喊：“找着了么？我记得我昨儿个放进了箱子。”我打了个激灵，说：“找着了。”拿了钳子，急忙盖上了箱子。

一个下午我都魂不守舍，满脑子都是那把手枪的影子。我反反复复在想，老乔会不会是阶级敌人？一定是的！不然的话他咋藏着枪？要不要把这事报告给公安机关？

拔瓜地杂草时，我竟然把一棵瓜蔓连根拔掉了。老乔惊叫起来：“你弄啥哩！”我这才警觉到了，看着拔掉的瓜蔓发怔。老乔脸上不是颜色了，训斥道：“你是弄啥哩？一个下午都迷迷怔怔，得是把魂丢了！”

这是我做瓜地会计以来的第一次失误，也是受到老乔的第一次训斥。我瞥了他一眼，他瞪着眼看我，面目很是狰狞。我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垂下了目光，慌忙走开了。我感觉到他就是个“阶级敌人”。我想，明日儿找个机会去公安机关告发他！

农谚说：白雨（雷阵雨）连三场。这话还真应验。傍晚时分又电闪雷鸣地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瓜的来不了了，南头的瓜庵也进了水，老乔要我跟他睡在一起。我忽然有个不祥的念头，他会不会趁我熟睡之际把我杀害了？脊梁杆禁不住沁出了冷汗。我迟疑着不肯睡，可不跟他睡在一起又去哪里睡呢？

老乔再三催促我快点睡，他已经躺倒在床板上了。我磨蹭着，肚里寻思，他要是想暗害我早就下手了，不会等到今晚，再说了，我可从没得罪过他呀。这么一想，我有点放心了，倒头去睡，却尽可能地离他远一些，悄悄把切瓜刀拿到了手边。我得提高警惕，以防万一。

毕竟心里有个难解的疙瘩，我怎么也无法入睡，不住地“烙油饼”。他问我：“你咋了？”

我说：“不咋。”

他说：“那咋不住翻身哩？”

我没吭声，强忍着，不再翻身。

少顷，他又问：“你人不谄活（舒服）？”

我说：“谄活着哩。”

他说：“我咋看你今日儿有点不对劲。”

我一惊，反问道：“我咋不对劲了？”

他说：“一下午你好像都在躲着我。”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肚里说：“这个老家伙，眼睛真毒！”嘴上却说：“我躲你干啥？你瞎想哩。”

他不吭声了。我当然也不吭声了，可在肚里猜测他在想啥？莫非他对我有了怀疑？我可不敢睡着，说啥也要防着他！

忽然，他笑了起来，吓得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我觉得他的笑声有点怪异，很像猫头鹰叫。

“你笑啥哩？”我惊问。

他敛住笑，说：“我笑你哩。”

我又是一惊：“笑我？我有啥好笑的。”

他说：“你是不是在我的箱子里看到啥了？”

我的头皮一炸，头发都竖起来了，心想，瞎了！这个家伙果然是只老狐狸，我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他的眼睛。

他忽地坐起身。我也赶紧坐起了身，下意识握住了放在身边的切瓜刀的刀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按亮手电筒，跪着身子去揭床头的木箱子。我紧紧地攥着瓜刀的刀把。

他取出手枪，笑着问我：“你是不是看到了它？”

我没有吭声，握刀的手心直冒冷汗，心里想：只要他把枪口对着我，我就砍他！

他没有把枪口对我，只是摆弄着，随后笑了一声，说道：“你是不是把它当成了真枪？这是假的，木头做的。”他把枪递到了我的眼皮底下。

原来是只假枪！虚惊了一场。我松开了切瓜刀，暗暗地长吁了一口气。

老乔点亮马灯，在马灯下摆弄着那只木头枪，目光里透出少有的温柔。我要过枪仔细地看，枪做得十分精致，铁管子枪筒，枪身刷了漆，乌亮乌亮的，枪把上还缀着红缨穗，不仅添了漂亮，而且显得威风。可毕竟是假的，拿在手中轻飘飘的。我后悔下午没有拿在手里掂量掂量，不然的话也不会提心吊胆到现在。

“你做的？”我问。

老乔点头，不无得意地问我：“手艺不错吧？”

小时候我也爱玩枪，缠着父亲给我做一支，父亲嘴里答应着做，可一天到晚忙得放屁都加班放，哪里有时间。后来我用木头削了一支枪，跟老乔这支枪比，那只能算是木头疙瘩。

我说：“不错，真不错。我还当成了真的哩。”随后问道：“你给谁做的？孙子吧？”

他说：“给儿子做的。”

按他的年龄应该是给孙子做的，怎么是儿子？我抬眼疑惑地看着他。他叹了口气说：“唉！这把枪都做了二十多年了，可我到现在都没找着儿子。”

我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这其中一定有故事，便缠着他讲给我听听。他说：“这事憋在我肚里快三十年了，难受啊……”

我说：“一个屁憋在肚里都难受，何况这么大的事憋了快三十年，咋能不难受？别再憋了，跟我说说吧。”

他说：“说说就说说……”

那是抗战年月的事，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河南洛阳。我当时在团部的警卫连当班长。一天，师部后勤处的王绍文处长来找我们吴团长喝酒。他俩是老乡，也是同学，还是拜把兄弟，私交很深。那天我正好在团部执勤。我年轻时人长得精神，身材魁梧，军装一穿，武装带一扎，冲锋枪一挎，十分的威武。我原来在迫击炮连，吴团长看中了我，把我调到了警卫连。

那天王处长喝了不少酒，但没有醉。临走时他笑着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后勤处。我笑着说愿意。当时我以为王处长跟我开玩笑，根本就没当一回事。没想到两天后他亲自开着吉普车来接我。人家是后勤处长，中校军衔，咱只是个小班长，哪能不服从命令？再说了，吴团长也让我跟王处长去。

就这样，我到了后勤处。

王绍文三十来岁，白净脸，瘦高个，有文化，待下属很随和，就是身体不大好。他很器重我，提拔我当了后勤处守备排的排长。当时后勤处只有一个排的兵力。

王处长的太太跟我同姓，是个女学生，江苏人，名字叫玉翠，长得很俊俏，说一口南方官话，很好听。王处长的同僚都称呼她“小乔”。你知道吗，三国时吴国孙权的都督周瑜的夫人叫小乔，有倾国倾城之色。周瑜的夫人咱没见过，王处长的夫人咱可是经常见，怎么给你形容呢，我也拽不出个词来，反正漂亮得一塌糊涂，谁见了都想多看一眼。

我们都是土包子，说话高声大嗓门，侉声侉气的，都爱听小乔说话。咱是个小排长，不敢叫她“小乔”，当面我称呼她“王太太”。她不让我叫她“王太太”，说叫她“王太太”是跟她见外，她也不爱听。她说，咱俩是同姓，你就叫我姐吧。其实她比我还小一岁。我说你是处长的太太，我不敢那么叫。她笑着说，你不用怕，你听处长的，处长听我的，我让你这么叫你就这么叫。说着就笑，笑得咯咯的，像风吹银铃。

我嘴里答应了，可还是把她当做官太太待。她可当真把我当弟弟待，做了啥好吃的，就让王处长招呼我去吃喝。后来，我见她真心待我，才敢跟她姐弟相称。

我们相处得很好，越来越近乎，到后来我似乎觉着小乔就是我的亲姐姐。

我们部队在前线，随时都可能跟鬼子开火。每一仗下来都会牺牲许多兄弟。我在后勤处，面对面跟鬼子干仗的机会并不多，但天天都能听到战友阵亡的消息。

一天半夜，鬼子的一支小部队偷袭我们军火库，王处长带着我们守备排拼命死守，等待援军。最终，援军及时赶到，消灭了偷袭的鬼子。可我们伤亡惨重，一个排只剩下了十来个人，王处长也负了重伤，送到了师部医院，小乔也陪他去了。

两个月后王处长才出了院，我见到他时吃了一惊。他整个人瘦了一圈，高挑的身子成了高粱秆。小乔陪在他身边，虽然脸上挂着笑，可我看得出那笑里隐藏着苦涩。

那年七月的一天晚上，王处长约我去他家喝酒。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们俩，还有小乔，坐在院子，围着一张小桌，小乔端来她做的几个小菜和一瓶酒。月亮不圆，但很亮。我们没有点灯，就在月光下吃喝。我举着酒杯说：“处座，我敬你！”他笑着摆摆手说：“别这么称呼，叫我哥。我这次大难不死，也多亏你。”那次战斗他负伤后，是我把他背进了炮楼。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说：“这话我爱听。”说着就笑。小乔也笑，笑得一脸灿烂。

三杯酒下肚，我仗着酒兴说：“你们咋不生个娃娃呢。”他俩的脸上顿时没了笑。我一愣，心里说自己不该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知道他们为这事没少找过大夫。

欢乐的气氛让我这句话闹得有点沉闷。王处长究竟是个有胸怀的人，少顷，他呵呵一笑说：“是该生个娃娃了。不说传宗接代，将来也好有个养老送终的人。”说完看着小乔又笑。小乔脸上慢慢挂上了笑纹。

那一晚我们都喝过了头，临别时王处长跟我说：“我明儿去成都出差，你姐怕寂寞，你有空就过来陪陪你姐。”我满口答应了。

第二天王处长就走了。

一天下午我没事，就去了小乔家。小乔见我来十分高兴，炒了几个拿手菜，又取出一瓶竹叶青。我们俩边吃边喝边谝闲传，不觉就天黑了。我喝得多了，觉着头有点晕，我怕再喝会在小乔面前出丑，起身告辞。小乔拦住我，说：“你有事？”我说没事。她说：“那就别急着走，再陪姐喝两杯。”我就又喝了两杯，喝罢要走，又被她拦住了。她说：“兄弟，天黑了，你就别走了。”这话把我吓了一跳，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她。她也喝过了头，酒上了脸，俊俏的脸蛋红扑扑的，天气热，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短袖红绸衫子，胳膊好像刚从清水里捞出来的嫩藕，领口开得很大，露出的地方白得跟雪一样;一对奶子把红绸衫子撑得老高，似乎要扑出来;一双乌黑的眸子闪着勾人魂魄的亮光，痴痴地看着我。我突然觉得口很渴，浑身发热，嘴里说：“不不……”却挪不动腿。

小乔说：“兄弟，我头晕，你扶我到屋里去躺会。”

我上前刚扶住她，她肉乎乎的身子就贴在我身上。我把她扶到床上，她不但没松手，反而两只手都勾住了我脖子，把我拉倒在她身上，我浑身的血忽地一下就涌上了头顶。我那时二十啷当岁，血气方刚，哪里经得起她这般撩拨，再说我本来就偷偷喜欢着她，没有多想，当下就脱光衣服上了她的身……

老乔说到这里不吭声了，目光迷离，似乎在回味当时的情景。

许久，我按捺不住了，催促道：“后来呢？”

他这才接着往下说……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精溜溜地睡在小乔的软床上，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慌忙穿上衣服。这时小乔从厨房过来，笑着说：“起来了，吃饭吧。”

我哪里还敢吃早饭，支吾一声，拔腿就走。

回到营房我十分害怕。这种事部队以前发生过，当事人都是长官的亲信和随从人员，事发后不是被长官枪毙就是打残了。我越想越害怕，吃饭不香睡觉不甜，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担心厄运落在我头上。

两天后，小乔来找我让我到她家去一趟。我不敢去，可又不能不去。最终我还是去了。小乔还跟上次一样好吃好喝地招待我，吃喝完了，又要和我上床干那事。我无法拒绝，也抵挡不住诱惑，她说弄啥我就弄啥，任凭她指使。

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月，王处长出差回来了。说老实话，我第一眼看到王处长就吓出一身冷汗，我跟他打招呼，虽说笑着脸可我的腿在打哆嗦。人常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这话真对，我做了亏心事，肚里就提着心吊着胆。

一天两天过去了，没有啥事;一月两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啥事，我偶尔也去他家几次，王处长待我还像以前那样亲热，小乔不用说，还把我当兄弟待，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挽着疙瘩，暗暗提防着，那段日子还真不好过哇。

一天，王处长把我叫去说：“明凯，你是个灵性人，你姐跟我说过好几回，要我再提拔提拔你。我也有这个心，可你也知道后勤处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也没有其他空位子，不好提拔呀。昨儿我见到了吴团长，跟他说了说，让你回去。他们那里好提拔，他答应我了，让你回去先干警卫排长，过上一年半载，找机会调你到团部当副官。你觉得咋样？”

那时我在王处长身边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巴不得离开他，听他这么说，大喜过望，赶紧点头答应。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后勤处，小乔赶来为我送行，临别时她给我说：“兄弟，有空就捎封信来。”

我答应了一声，拔腿就走，头都没敢回。我怕王处长看出我和她的暧昧关系来。

回到原来的部队，吴团长果然让我当了警卫排长，过了大半年，又提拔我为团部的副官，军衔是上尉。

抗战胜利后，我所在的部队开往山东打内战。不久，淮海战役开始了，我所在的部队也开上去参战。此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都吃了败仗，淮海战役还未开战，一块阴云就笼罩着战区。士兵们都意识到这次战役肯定也打不赢，大家伙私下都悄悄议论，说国民党的气数已尽，难以挽回。部队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天天都有开小差的。

一天晚上，吴团长突然把我叫去，灰着脸跟我说：“乔副官，王处长死了。”

我大吃一惊，忙问：“咋地死了？”

吴团长说：“前些日子后勤处的军火库被共军偷袭了，你是知道的，他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根本不是共军偷袭部队的对手，交战时他阵亡了，枪子把身体打成了马蜂窝。”

我当时就哭了。王处长是个好人，待我不薄，可我却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抗战八年，他没死在小鬼子的枪下，这会儿却被自己的同胞打死了。想一想就让人心寒，让人心灰意冷。

好半晌，我抹去泪水问吴团长：“王太太呢？她没事吧？”那会儿我最担心的是小乔。

吴团长说：“小乔好着哩。我找你来就是跟你说这事。你以前跟小乔那码事王处长和我都清楚。”

我吓了一跳，瓷在了那里，惶恐地看着吴团长，脊梁杆上渗出了冷汗。吴团长咧了一下嘴，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别紧张，你听我说。王处长跟我的关系你是清楚的，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他跟小乔结婚好几年，却没有孩子，找大夫看过，是他的问题，药吃了无数，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后来他又负了伤，伤了腰子，医生说不能生育了。

为这事他心里闷得慌，常来找我喝酒解闷。我见他一天到晚为这事揪心，就帮他出了个‘借种的主意。起初他不乐意，时间长了他也就想通了，愿意了。再后来，就相中了你……你跟小乔的事是他们两口心甘情愿的。小乔生了个儿子，现在都两岁多了。”

听了吴团长的话，我脑子发木，呆呆地看着他，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或者是给我讲别人的故事。好半天，我醒过神来，从心底冒出一股气来，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闹了半天人家早有预谋，把我当作工具用了。我真是个冤大头！

吴团长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也别为这事上气。你也知道我和王处长的关系。他曾跟我说过，假如有一天他阵亡了，让我把这件事的真相告诉你。现在王处长不在了，小乔母子成了孤儿寡母，日子肯定过得恓惶。眼下就要开战了，这仗我们肯定打不赢，我是主官，也是军人，走不了，也不想走。你走吧，去找小乔，她回了绍文的老家。如果小乔愿意，你就跟小乔成家吧，你是孩子的亲爹，你要把他抚养成人，我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好跟绍文有个交代。”

我听得出，吴团长是推心置腹地跟我说这话。我忍不住哭了。吴团长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兄弟，别流泪。小乔母子我就替绍文托付给你了。”

吴团长给我了张特别通行证，又把王处长家的地址告诉了我，叮嘱说：“今晚你就走，现在军情紧急，当心情况有变。”

我抹去泪水，给吴团长敬了个礼。那天晚上，我换上便衣悄悄地溜出了军营，回到了老家。我想给家里人交代一下，再去找小乔。没想到的是我的老家已是解放区了，我一回到家就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审查。那时候我很老实，如实说了我的身份。我想着自己已经解甲归田了，以前的事没有必要藏着掖着，再说了，我以前只是打鬼子，没有给共产党的军队开过枪，老实交代了就会得到宽大处理。谁知如实一说更坏了，地方政府的人说我是反动军官，把我看管起来，天天审查我要我交代问题，出门一步都要审查批准。那时的情形跟现在造反派管制牛鬼蛇神的情况差不多。

我待在家不能出门，就动手做了这把手枪。我想着总会有一天政府会宽大我，那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小乔母子俩，这把手枪就是我给儿子的见面礼。

一直到五三年，政策宽松点了，才允许我外出。等我找到王处长的老家，哪里还有小乔母子的影子？王家没有至亲的人了，村里一些知情的人告诉我，绍文媳妇是回来过，还带着一个男孩，那时绍文的父母都下世了，她就住在王家的老宅子。后来解放了，绍文在国民党的部队干过，还是个不小的官，她自然就成了反动军官家属，谁都敢欺负她。她被整得实在待不下去，就带着孩子走了。去了哪里，没有谁知道。我悔得肠子都青了，当初我为啥非要回那趟家，要直接去河北就一定能找得到他们母子。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就是后悔死也不顶啥用。

我决定去江苏小乔的娘家找。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小乔的娘家，可遭遇几乎跟河北一样，不同的是知情人告诉我，小乔带着孩子有可能改嫁了。得知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懵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可我不肯相信，不管小乔有没有嫁人，我都要找到她，见见我的儿子。

我便四处寻找，带的盘缠花光了，我就给人干活，挣上点钱就又去找。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一切归了公，没地方干活了，我只好回了老家。我那时三十多岁了，过了结婚的年龄，家里的亲朋好友撮合一个寡妇和我过日子，可我心里一直装着小乔娘俩，根本没那个心思。后来我学了小烙匠手艺，挑着小烙匠担子四处漂泊流浪，我希望着能寻找到小乔娘俩……

老乔说到这里语音发涩，抽起来烟。

我默默地看着他，在肚里回味着他的故事。结局呢？我很想知道结局。还得问他。

“你找着他们娘俩了吗？”我问。

老乔摇头，摆弄着那把木头手枪，少顷，叹息一声：“唉，不知他们娘俩落脚在哪儿了。”

我无语了。

许久，老乔忽然问我：“你没算算瓜园的收入咋样？”

我说：“昨儿我算了一下，不错得很，有两千多元，估计瓜谢园时会到两千五。按三七分成，你能拿到七百多元的红利哩。”

老乔脸上绽开了笑容。我问他：“分了红利你干啥去？”

他说：“我再去江苏一趟，说啥我也要找着小乔娘俩。”

我说：“你儿子都快三十岁了，肯定都娶了媳妇，他们要是不认你这个爹呢？”

他说：“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我不管那么多。寻找他们娘俩是我的事，认不认我这个爹是他们的事。”

又说：“不了却这个心愿我死不瞑目啊。”

雨不知啥时候停了，月亮从乌云中探出头来，刚透出一点亮光又被乌云吞没了。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夏虫偶尔唧唧几声，越发显得子夜的幽静。

忽然，耳畔响起了轻轻的歌声：

三更里梦见的好睡（了）梦

不见的阿妹（哈）见了

猛者（嘛）惊醒是不见个你

清眼泪泡塌个炕了

大雨（嘛）倒给了整三（耶）天

毛毛雨毛给了两天

哭下的眼泪（哈）担子（啦）担

尕驴上驮给了九天

……

是老乔在唱花儿。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似蜜蜂嗡嗡，但我听得出充满着悲情和思念。一曲终了，他揉了揉鼻子，苦笑说：“憋了几十年，今晚到你娃娃跟前露丑了。”

我刚想说点啥。他又说：“今晚谝过头了，睡吧。”翻身去睡。

我虽然眼皮发黏，却无法入睡，默默地咀嚼着老乔的故事。

忽然，老乔坐起了身，吓了我一跳，惊问：“咋了？”

他说：“有动静！”

我侧耳聆听，雨已停，风刮得却紧，在地边的树梢上呼叫。

半晌，我说：“刮风哩。这会儿鬼都不会来偷瓜。”

他说：“刚才是有啥响动声，这会儿却听不见了。”

我说：“你听岔了耳朵。睡吧睡吧。”

他不再说啥，躺倒身子就睡。不知过了多久，他发出了鼾声，说几句听不清的呓语，还嘿嘿笑几声。看模样，他是做了个好梦。

其实，刚才老乔没有听岔耳朵。是有人在瓜庵外偷听。老乔被抓后我才确信无疑。

一周后，瓜谢园了。

那天全队的男女社员都来拔瓜蔓，娃娃们都来凑热闹。瓜蔓上遗存着二拨和三拨瓜，大的如小盆如老碗，小的也就拳头大。队里将把这些瓜按人头分给各家各户。没等委员哥下令，娃娃们嘴里喊着“谢园咧！谢园咧！”跑进瓜地就动手摘西瓜。委员哥黑着脸大声呵斥，可娃娃们此时并不怕他，都知道谢园不是开园，而且今年的收成十分的好，队长的黑脸是装出来的。果然，委员哥绷不住了，哈哈笑道：“让你们这伙猴崽子疯一回吧。”

有了队长这句话，一个光葫芦就故意打了个趔趄，怀里抱的西瓜掉在地上，摔成了八瓣，黑籽红瓤，一伙娃娃扑上去就抢，大快朵颐。大人们在一旁看着笑着。委员哥笑骂道：“猴崽子，当心跑肚拉稀。”

此时的瓜地比过年还热闹。

我不能去凑热闹，坐在瓜庵里算着账。老乔却像个局外人（其实他就是局外人），坐在瓜庵前抽着烟，看着眼前的热闹景象，一脸的笑意。

委员哥走过来笑道：“品麻（舒服）得很么。”

老乔也笑道：“吃锅烟。”把他的旱烟锅嘴子在衣襟上擦了擦，递给委员哥。他没有客气，接过来就吃。他吐了口烟，问：“几时走？”

老乔看了我一眼，说：“拿了钱就想走。”

委员哥说：“急啥哩，歇上几天再走嘛。”

老乔想说啥，嘴张了一下，却欲言又止。委员哥问我：“账算出来了么？”

我说：“快了，下午老乔就能拿到钱。”

正说着话，地头忽然起了一阵喧闹。我抬头一看，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在地头停了下来。老乔伸长脖子朝那边看着，脸上不见了笑纹。委员哥说：“谁咋张狂得很，把车开到地里来了？”

这时就见大队革委会主任袁玉周从车上下来，随后又下来了两个壮实小伙，搭眼看，不是凡人。袁玉周大声叫着委员哥的名字，委员哥赶紧过去。听不清袁玉周在问委员哥啥，就见委员哥指了一下瓜庵。几个人便朝瓜庵走来。

袁玉周一伙来到瓜庵，委员哥一指老乔，对那两个陌生的年轻人说：“这就是瓜客老乔。”

其中一个高个年轻人面无表情地问老乔：“你是乔明凯？”

老乔站起身，点着头，一脸的困惑。

高个年轻人又问：“你老家在哪里？”

老乔说：“甘肃天水野鸡红公社乔家底村。”

高个年轻人扭脸对同伙点了一下头，他的同伙比他的身胚小一号，脸上的笑纹却比他多很多。矮个年轻人冲着老乔龇牙笑了笑，老乔也还他一个笑脸，问道：“你们找我？”

矮个年轻人只是笑，没吭声。高个年轻人说：“我们找你问个事。”

老乔把目光转向高个年轻人。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矮个年轻人突然掏出一副手铐，铐在了老乔的手上，速度之快用“迅雷不及掩耳”这个词形容都不为过。

瓜庵前的人都惊呆了，瓷在那里。老乔挣扎着，嘴里喊道：“你们弄啥哩弄啥哩？凭啥铐我？！”

委员哥最先醒过神来，上前一步，质问道：“你们是干啥的？咋能随便铐人？”

高个年轻人说：“我们是公安干警。你是干啥的？”

委员哥说：“我是队长，你们铐人咋不跟我打声招呼？”看来两个公安适才并没跟委员哥说明要抓老乔。他很是不高兴。

高个公安说：“我们已经给你们大队革委会主任打过招呼了。”

袁玉周这时开了腔：“兴奎，他们是甘肃天水的公安，有介绍信，公社的赵书记给我也打了电话。你让开，别妨碍人家的公务。”

委员哥说：“不管咋地，也得给我说明白么。”

袁玉周有点不高兴了：“这种事得保密，给你说了泄密了咋办？”

高个公安说：“现在我可以给你说明白，乔明凯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也是个特务。”

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老乔，只见老乔的脸色灰青。他口张了一下想说啥，最终却啥也没说，只是用眼睛狠狠地瞪我。我忽然明白过来，他以为是我告发了他，禁不住打了个尿战。

两个公安把老乔押上了吉普车。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追了过去，这时吉普车已开动了。我大声喊：“老乔，你的分红钱给谁？”

回答我的是一股吉普车绝尘的黄烟……

后来，我打听过，那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委员哥派了三个人去瓜园看瓜，那三个人分别是我本家三哥、顺成和刘丁旺，可他们谁也没来，但老乔分明听见瓜庵外有脚步声。至今我不知道是谁告的密。

还要说的是，老乔那笔钱一直存在生产队的账上。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村子，不久生产队也解散了，不知那笔钱如何处理了，我没有问过，只是听说老乔再也没有来过我们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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