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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早期教育是在徽州完成的。幼时受其父的熏陶，6岁被蒙童馆方庶咸老师免费招收入学，9岁入吴尔宽经馆习读。11岁时由于父亲回到黄潭源，离开休宁万安，辍学在家。14岁被崇一学堂唐进贤校长看中，免费入洋学堂学习。17岁离开徽州，外出求学，从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陶行知的一生遇到过许多好老师，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古徽州文化底蕴厚重，历来崇尚教育，素有“东南邹鲁”之称及“文化之邦”的美誉，而且书院、私塾林立，为莘莘学子求学成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陶行知生在徽州，后来成为一代教育巨匠，这与徽州地域文化的熏陶是有密切联系的。

一、陶行知的第一任老师父亲陶位朝

陶位朝，号槐卿，字笑山，1867年生于安徽歙县，1915年病逝于南京。陶父为人笃实厚道，性情温和，不善农事，一直经营上代开在休宁万安街上的“亨达官”酱园店，闲时诗书自娱，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后来曾到南京女校做老师，陶父是陶行知和妹妹陶文渼的启蒙老师。陶行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明确指出“余生在徽州，此乃一鲜与外界交往之地。余早期汉学教育受业于家父及其他师长”。陶父是陶行知的第一任老师。

陶行知幼年在陶父严格教导下，熟读唐诗宋词，后来成为大众诗人，诗风淳朴，通俗易懂，他对诗文的评价标准就是：“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老妈高兴听，可以卖稿子。老妈听不懂，就算是废纸。废纸哪个要，送给书呆子。”由于家学功底深厚，对唐诗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稍长后到汪采白父亲汪纪修处借阅唐诗来读，边抄边吟，归还书时，汪纪修考问陶行知：“你读唐诗推重何人？”陶答：“paidu”（歙县方言）。汪惊问：“你读完唐诗怎么说是‘白读呢？”陶说：“我指的是白、杜啊！”汪老先生顿时领悟：“啊……原来你是指白乐天、杜子美，好！我再问你，白、杜风格之异同？”陶答：“白诗通俗晓畅，杜诗沉郁有力，多为感时忧国之作，均能反映民生疾苦！”汪纪修捋捋胡子说：“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

陶行知父子之间感情笃深，陶行知17岁乘船离开徽州到杭州求学，父亲到码头送行。时隔23年后，回忆父亲到码头送别的情景，陶行知深情作《献诗》一首：“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竿白日，一个怀着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儿子的面上，望到山、水、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地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才慢慢地转回家去，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其自序写道：“我十七岁之春，独自一人，乘船赴杭学医，父亲躬自送到水蓝桥下船，回想初别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今特追摄入诗，送别人竟不及见，思之泪落如雨。”表达了父子之间情真真意切切。

1915年，陶行知在美国读书，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悲之极，不得已借事勉强忘之，下课后即到图书馆看书，不敢回寓，每至深夜始返。但梦中不能自主，悲怀一动，凄凉甚矣。”作《追忆美国得父殁耗之生活》诗一首，“我欲忙，我欲忙。忙到忘时避断肠，几回心内伤！我欲忘，我欲忘。忘入梦中哭几场，醒来倍凄凉！”身在海外的游子不能尽孝，只好通过奋发读书，以求学有所成，来报答九泉之下的父亲。

二、蒙童馆老师方庶咸

方庶咸（1872—1947），安徽歙县西乡瑶村人，小名麒，学名景雯。光绪十六年（1890），18岁即中秀才，后设蒙童馆，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及《四书》《五经》。庶咸所设之蒙童馆，类同义学，束脩不计，本村及邻村儿童均列其门墙。陶行知出生地黄潭源与瑶村相邻，行知幼年四五岁时便十分聪明好学，能将隔壁邻舍堂前挂的对联，依样描写在屋前的泥地上，一时被村人传为“神童”。6岁时，行知与他的同伴也时常跟着到蒙童馆外驻足，听方庶咸讲课，日长岁久，方庶咸发现了不同凡响的行知，大喜过望，爱才心切，便亲往黄潭源拜访其父陶位朝，请其将儿子送来蒙童馆读书。其时陶家经济拮据，按徽州旧时习俗，学童开蒙入学，要设宴请酒，送启蒙老师束脩，破费甚大，因此，谢绝了方庶咸的好意。如此再三，小行知仍不时来“门前听课”。方庶咸又两度登陶位朝之门，直抒己见，免费带徒。就这样，陶行知六岁，正式就读于方庶咸门下，接受启蒙教育，名字仍用父母取之乳名“和尚”，方庶咸认为不雅，取学名“文濬”（《书·舜典》：濬哲文明之意）。此后，方庶咸一面教书，一面仍准备八股应科举试，奈时运不济，一直未能中举。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方庶咸已33岁，老大伤悲，心灰意冷。乃转向刻苦钻研中医内妇儿科医术，尔后在家中悬壶济世，挂牌称“儒医内妇儿科方庶咸”，行医无收费标准，无作息时间，随到随诊，诊金任病家随意支付，或日后酬谢均所不计，如生活困难者免费送药、送钱。乡里邻村，无论风雨随请随到，多为义诊，收入微薄，左邻右村无论男女老少，均敬称他为“麒先生”，有口皆碑，人缘极好。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在瑶村故里去世，享年75岁。

方庶咸一生修身养德，澹泊为怀，悲守穷庐。唯一的亮点就是成为一代教育大家的启蒙老师。方庶咸老师慧眼识英才，几度登陶父之门动员送孩子入学，功不可没。

三、经馆老师吴尔宽

吴尔宽（1865—1925）字仲容，休宁万安人，12岁中秀才，后屡试不第，故谢绝功名，终生以授童坐馆为业。吴尔宽经馆坐落于现万安街皂夹巷2号，经馆与吴尔宽古宅遗址尚存，保存完好。吴先生学识渊博，诲人不倦，著有诗文，今散佚。吴先生教书认真，对弟子严格。聪明过人、活泼可爱的小行知，在吴尔宽门下“寒窗苦读”，打下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尤其是写作方面，行知才思特别敏捷，诗文也格外出众，很受吴尔宽的赏识。因此，行知从小就是远近闻名、时常受到师长嘉奖的才子。

有一次在课堂上，吴尔宽老师在授课：“孟子的学生曾向老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舜的父亲杀了人怎么办？孟子就说，那么舜就可以不当天子了，然后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跑，并终身孝敬他。圣人的话是有道理的，这就是说百善孝为先，我们作为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出不孝的事；只有人人都遵守了孝道，这个世界才有秩序。”

陶行知突然站起来：“请问先生，如果普天下的杀人犯都被自己的儿子藏起来，如果普天下的首领都像舜那么自私，那么国家还能治理好吗？国家岂不是要乱套了吗？那样哪有秩序可言呢。看来，孟子回答他学生的话是不对的。”

吴尔宽愣了半天：“孟子，孟子是亚圣，这是没有争议的！”

陶行知：“先生，如果大家都按照孟圣人的话去做，那现在不还是春秋战国吗？”

吴尔宽顿时睁大眼睛，紧紧盯着陶行知看，又昂起头，半天没有说话；来来回回踱了几步，先是摇摇头，随后又点点头，连连自语：“童心可鉴，

童心可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

在吴尔宽经馆，与陶行知一起上学的有汪鸿熙、方竹如等十二位同学。1902年，陶位朝失去了册书之职，陶行知只好随着父亲，不得不含泪告别师友，重新回到黄潭源。

四、陶行知虚心求教国学的老师王藻

王藻，前清贡生，新安江畔航埠头曹家经馆塾师，道德文章在当年当地享有盛名。

从吴尔宽经馆回到黄潭源这一段时间，陶行知失学在家。虽然生活比较艰难，陶行知还是一边劳作一边自学。当时歙县有位学问极好的贡生王藻老先生，受聘在距黄潭源15华里的航埠头曹家任教。陶行知带着自学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慕名步行到航埠头曹家经馆登门求教，平常陶行知五六天去一次，不能劳作的雨雪天就天天去旁听。一个风雪天，陶行知前往航埠头，途中路难行，到航埠头曹家经馆时王先生正在授课，陶行知不敢惊动，恭敬静立门外。一两个小时过去了，王先生无意一瞥，才发现门外满身披雪的陶行知，大为感动，曹府内外也赞不绝口。“古有程门立雪，今有王门立雪”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五、辅导陶行知读国学的老师程郎斋

在离开吴尔宽经馆到上崇一学堂的几年里，陶行知一直没有荒废学业。经亲友介绍，陶行知拜徽城镇上路街的程郎斋为老师。每天，陶行知都是清晨起床，上山砍一担柴挑到城里去卖，卖完柴后，再赶到程先生那里去上学。陶行知从不抱怨这种艰辛的日子，反倒因为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感到非常高兴。程郎斋成为辅导陶行知读国学的校外老师。

六、崇一学堂的外籍老师唐进贤

唐进贤是英籍耶稣教会牧师，英文名吉布斯，中文名字叫唐进贤。1876年受中华内地会派遣，经浙江杭州循新安江进入歙县传教。1900年在歙县小北街创办崇一学堂，学制三年。崇一学堂隶属基督教内地会，正式名称为“安徽省徽州崇一私立中学堂”，是当时徽州最高的学府之一。学堂分上下两层，坐东朝西，外观粉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屋内椽梁穿梭，粗厚的东瓜梁横亘其中。整个建筑由天井、厅堂、照壁、门厅所组成，前进为教学区，楼上为师生宿舍。是典型的徽派砖木结构式民房。整个学堂占地面积5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00平方米以上。

陶行知跨入了崇一学堂，这是他人生关键的一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陶行知写道“十四岁始入一中华耶稣内地会学堂，受教于唐进贤师（Mr.Gibbs），彼当时为仅有之西学教员也。”

崇一学堂是歙县创办最早的洋学堂之一，校名意味着唯一崇拜的是上帝，招收的基本上是由基督教徒推荐的学生。陶行知进“崇一”是偶然的机遇。教堂通事（翻译）章觉甫与陶位朝是朋友，他介绍陶妻曹翠仂到教堂帮佣，做些炊事、勤杂。陶行知进城卖柴、卖菜后，经常到教堂为母亲分担杂活，让母亲休息一会儿。唐进贤牧师发现他举止大方，事母至孝，颇有好感。接触几次后，牧师更觉得虽是贫家少年，却熟读诗书，才华横溢，思维敏捷，极有见地，当即决定免去学费，收陶行知为崇一学堂正式学生。这让陶行知一家喜出望外。

崇一学堂虽是教堂办的学校，但并不进行基督教义的教育。开设的课程有英文、算术、格致、地理、音乐、医药常识等。当地一位张姓老师教体操，章觉甫教德行，还有一位教国学的程老师和另一位王姓老师教授经学、国文、修身和中国历史等科目。中西合璧的教育使陶行知开阔了视野，既可整理过往从父亲、以及父母家乡几位老师先后断断续续所学到的传统经学和国文知识，又得到唐进贤教导，接触西方知识，眼界大开，学业大有长进，为他进一步接受一种全新的文化，做好了前期铺垫

准备。陶行知的同学有姚文采、江粹青、程家庚、章文美、章文启、汪邦镐、汪邦嵘、朱家治、汪嵩祝、洪范五、程祖贻、汪邦钊、汪邦祁、汪邦钧、张枝一、汪采白等在籍学生18人。陶行知与洪范五、姚文采同住一个寝室，比赛背诵国文，陶行知在三刻钟内背《左传》43行，一时传为佳话。陶行知在寝室墙上，题写了自勉的铭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因陶行知是中途入学，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

另外，崇一学堂的翻译兼老师章觉甫为免除陶行知每天由黄潭源走读到县城学堂上学路途的劳顿，还照顾陶行知在自己家中搭伙。因此，章觉甫可以说是陶行知就读崇一学堂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位恩师。

七、为陶行知补习英语的校外老师严达

严达（1874—1953），字公上，槐塘人。曾留学日本学音乐和表演，回国先任新安中学堂英文教师，后往上海从事作曲和电影表演，演技精湛。能讲十余个省市的地方语言。家住歙县县城大北街。

陶行知在《我的学历及终身志愿》一文中，写道“两年后，该学堂（崇一学堂）因唐进贤返回英国而停办，余乃不得不冒险前往杭州意欲习医。旋以医学堂严重歧视非基督教徒，甚至事关学科问题亦然，余乃撤回注册，而入学三日耳。余于失望之余，仍返回徽州专习英文，复经一年。”因此，这一段时间，陶行知常去严老师家补习英语，严达先生成为陶行知补习英语的校外老师，陶行知的英语水平大为提高，为后来继续求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09年陶行知投靠苏州的表兄，生活穷困，后来他记述说，我18岁流落苏州的时候，在街头与恩师唐进贤邂逅。陶行知的人生命运由此出现了重大转机。经唐进贤的帮助推荐，陶行知于1909年秋考入南京汇文书院预科。第二年春，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陶行知秋季即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本科就读，四年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后到美国留学。

纵观陶行知青少年时期的授业老师，他们要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是前清的博学鸿儒，要么是留学回国的饱学之士，有国外学习的经历，还有外籍教师唐进贤，除了陶行知本人天资聪慧外，徽州遍及城乡的书院、崇尚教育的风气以及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化背景，给少年的陶行知提供了求学的机会。徽州教育的发达，与徽商的崛起是分不开的。徽州人亦商亦儒，赚钱了返哺教育，遍及城乡建书院办私塾。因此“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第一等好事耕田读书”成为徽州人的符号，渗入每一个家庭，渗入每一个徽州人的骨髓。在陶行知生活的年代能接受如此高质量的教育，而且中西合璧式的教学，的确是凤毛麟角的。陶行知在1918年3月留美归来后，在南京高师任教务长时，针对中国学龄前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指出：“人生所需要的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大半可以在6岁以前培养成功，6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所以学前教育不仅可以关系到一个人的一生，也关系到整个国家人的素质、国家的前途。”“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对早期教育的肯定，也是对徽州大教育的肯定，陶行知的成功就是一个从小接受徽文化熏陶、经过许多优秀教师精心培养的经典范本。虽然陶行知只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但历史的必然性往往寓含于偶然之间。

（选自《福建陶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