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莉

《尚书》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元典之一，《尚书》文体是中国文章书写的基石和规范，因此受到历代人们的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尚书》文体的分类、性质特点和成因等多方面。全面梳理、评价《尚书》文体研究的历史、成就，对于今后《尚书》研究的深入和文体学的发展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尚书》文体的分类、性质及成因等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和述评。

《尚书》文体的分类研究

《尚书》文体的分类研究，是《尚书》研究的焦点之一。由于分类标准的不同，各家对《尚书》文体分类的观点也就存在着很大差异。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类以篇名为依据划分。清代以前的学者对《尚书》文体的探讨和划分皆未出此范围。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六体说”和“十体说”。“六体说”的提出者是汉代的孔安国，他认为“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1]。”唐代的陆德明、元代的熊鹏来等学者都赞同这种分类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尚书》各体的篇章归属作了细致划分。[2]与孔安国垂世立教的划分原则不同，孔颖达主张“六者之外，尚有征、贡、歌、范四者，并之则十矣[1]。”将《微子》和《立政》以外的所有篇目都归入“十体”之中，具体归类方法是将篇名中含有十体之字的篇章归入相应文体类别之下，其他篇章则分别归入与其内容相近或相似的文体类别之中。这种归类方法虽然比较繁琐，但是其以《尚书》篇名为依据对《尚书》文体进行分类，符合《尚书》文体存在的客观状态，因此后世也不乏积极响应者。

另外，还有“三体说”和“四体说”。“三体说”的提出者是南宋的真德秀，他认为《尚书》中篇名尾字出现频率较高的诰、誓、命三种文体是后世君王言论之体的典范；并以内容和功用为依据，将《尚书》中涉及君王言论的部分篇章归入这三种文体类型之中。[3]由于只涉及《尚书》中的部分篇章，因此“三体说”对《尚书》文体分类方法和篇章归属的概括并不全面。清末姚华则将今文《尚书》28篇的文体类型划分为典、谟、誓、诰四类，[4]他没有提到训体，可能是因为今文《尚书》中没有以训命名的篇章的缘故。今人钱宗武也持“四分法”，但其将《尚书》文体类型总结为典、诰、誓、命四体，这和姚华所分的“四体”具体名称略有不同。[5]

就《尚书》文体类型的划分涉及的文体类型看，皆没有超出十体，但他们归纳和取舍间有很大的分歧。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尚书》文体形态本身具有复杂性，作为虞、夏、商、周四代重要历史文献的汇编，内容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各种文体之间也存在相互交叉、渗透的情况，很难对其文体类型和篇章归属做绝对科学的归纳。宋林之奇《〈尚书〉全解》于《洪范》篇题下云：“《书》之为体虽尽于典、谟、训、诰、誓、命之六者，然而以篇名求之，则不皆系以此六者之名也。虽不皆系于六者之名，然其体则无以出于六者之外也。”[6]林之奇的说法比较符合《尚书》文体形态的实际；第二是各家分类所依据的版本有差异。“六体说”和“十体说”依据的版本是古文《尚书》58篇，“三体说”和“四体说”则多以今文《尚书》28篇为讨论依据，后者是宋代疑古思潮泛滥的产物，二者不是一个平台。

第二类是根据记叙方式来划分，一般分为记言和记事两大类。蒋伯潜将今文《尚书》分为记事之文和记言之文：记事之文包括《尧典》《禹贡》《金縢》和《顾命》四篇，其余均为记言之文。[7]这种分类方法显得比较绝对化，因为在《尚书》中记言和记事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章学诚说：“《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8]可见这种分类方法并不是很科学。

第三类是以篇章名称和记叙方式相结合的标准来划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意识到单纯从《尚书》篇名的角度对其文体进行分类的单调性和局限性，开始尝试从其他角度对《尚书》文体进行分类和研究。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今文《尚书》28篇分为誓辞、文诰书札和记事的片段三类。[9]陈梦家亦将今文《尚书》体例分为三类：诰命、誓祷和叙事。[10]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当时流行的古史辨派疑古思潮的影响，对《尚书》文体的分类和篇章归属研究仅限于今文《尚书》28篇。另外，他们都注意到《尚书》中的叙事性篇章，突破了传统的单纯从篇名入手考察《尚书》文体的思路，开始思考从内容、言行方式和表达方式等方面综合考察《尚书》文体。这对于全面、深入研究《尚书》文体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在所有的分类方法之中，以篇名命名的分类方法最为学者认可，其中又以“六体法”得到的响应最强烈。因此“六体”分类法成为后来许多学者探讨《尚书》文体生成机制、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基本依据。

《尚书》文体的性质、特点研究

“记言史书”是《尚书》的整体文本性质。《尚书》是上古三代时期的记言集，以记载最重要历史人物在重要历史事件中的嘉言懿行，通过对帝王将相等人物的对话和言论的记载，展示了虞、夏、商、周最高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政治决策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对于《尚书》的这一文体性质和特点，20世纪以后的学者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首先，学者们对《尚书》“记言史书”的整体文体风格给予了关注。谭家健、郑君华提出了“《尚书》体”的概念。他们觉得“《尚书》这种文体，虽然从春秋末年以后，就不再在社会上流行了，但是，汉代起……大凡庄重严肃的军国大事，需要祷告天地晓谕万民时，往往都不用通常的古文或骈文，而要用堂而皇之的《尚书》体以表示郑重其事。”[11]这就整体言之，事实上具体的文体一直在传承变化，因此不宜以静止的眼光来思考。褚斌杰、谭家健在《先秦文学史》中，同样提到了“《尚书》体”这一概念并对其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予以肯定。[12]此后，还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尚书》体”产生的原因，认为《尚书》语言的共时性特点与历时性特点二者同时作用，让《尚书》语言产生了“览文如诡、佶屈聱牙”和“昭若日月，离如星辰”的双重语言感受，进而形成了“《尚书》体”“于高古处觅奇崛”的语言风格。[13]

学者们对《尚书》整体的文体特征给予动态观照。这对于研究《尚书》文体的独特风貌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吕思勉也持相同观点：“《书》之文学，别为一体。后世庄严典重之文字者，多仿效之。”[14]

其次，学者们对《尚书》“记言散文”的具体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颇丰。1937年陈柱撰写的《中国散文史》，强调《尚书》是中国散文的源头的观点。该书在分析了《禹贡》《汤誓》《盘庚》《康诰》等篇的艺术特色后，对《尚书》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尚书》是“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15]陈柱的研究，将《尚书》散文的文体特点置于其产生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观照，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自此以后，学界对于中国散文的源头追溯大多以《尚书》为始。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尚书》的散文文体特征给予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很多学者从宏观上认为《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和萌芽，褚斌杰[16]、胡念贻[17]、郭预衡[18]、郝明朝[19]等学者皆持此种观点。

还有很多学者对《尚书》散文的体裁类型、写作章法等方面给予细化研究。章明寿从史传、山水、叙事状物、抒情言志、论说文、杂文等六个方面，肯定了《尚书》在中国散文史上的源头地位。[20]关于《尚书》的写作章法，宋代就有学者给予关注，吴子良说：“今人但知‘六经载义理，不知其文章皆有法度。如书之《禹贡》，最当熟看。《舜典》载巡狩事云：岁二月东巡狩，……所谓‘如岱、‘如初、‘如西礼之类，语活而意尽，皆作文之法也。”[21]王世舜也强调应该对《尚书》散文章法进行深入研究。[22]学者们强调了《尚书》写作章法的独特性，这充分说明他们对《尚书》散文章法研究的重视。朱岩则试图运用西方文体学理论，从语言、语体和表现方法等方面深入论述了《尚书》的文体特色。[23]从散文的艺术表现角度分析《尚书》的成果较多，分歧也最大。刘振东[24]、王文清[25]、刘绪义[26]、徐柏青[27]等学者从语言、修辞手法、篇章结构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尚书》的艺术成就。还有的学者认为《尚书》已是成熟的散文，不再是萌芽或雏形。[28]与此相反，石鹏飞[29]、苏保华[30]等人却认为《尚书》篇章整体的艺术性不高，只是中国散文的萌芽状态。我们认为，《尚书》中的思想内容已经达到一定高度，比较成熟，但是在艺术手法等方面存在着得意忘言的情形，不能算完全成熟。

由于《尚书》是对虞、夏、商、周统治阶层思想意识、政治决策的记载，故其体现了很强的政令性。因此不少学者从政治公文的角度研究《尚书》文体，认为《尚书》是中国公牍文之源头或者是政治公文资料的汇编。褚斌杰认为《尚书》中的文章大都属于公牍文类中的下行公文，对后代中央王朝的公牍文体有深远影响。[31]朱岩认为《尚书·君奭》是书牍文学的文献始祖，《尚书》是中国古代公文的滥觞，对后世的中国古代公文的文体及行文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2]葛志毅[33]、周森甲[34]、刘敏[35]、张兴福、王伟翔[36]等人则认为《尚书》是虞、夏、商、周时期政治公文资料的汇编，对于其蕴含的礼制功能和内涵则未予探讨。日本的池田末利也认为，《尚书》的特性是“古代之公文书”，“为纯然的古代史料”。[37]实际上上古社会政教合一，文、史、哲不分，相应的文化典籍也应该具有文学、史学、哲学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内涵和价值。单纯从政治公文资料汇编角度理解《尚书》文体，则容易忽略《尚书》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不利于对《尚书》文体内涵的全面把握。

以上这些研究从《尚书》“记言散文”的整体文体风格和“政令文书”的内容出发，从文体的艺术风格、章法、语言等方面对《尚书》篇章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许多文体著作引用西方分类理论，将文学作品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种体裁。受这种文体研究学术氛围的影响，学者们开始从散文或政治公文角度研究《尚书》文体。然而，用现代文学体裁分类方法和概念解释古代典籍篇章，容易忽略《尚书》原来固有的体例，脱离当时社会环境，致使各类文体包含的功能和文化内涵长期无法得到很好的阐释和重视。

《尚书》文体的成因研究

关于《尚书》文体产生的原因，许多学者做过探讨。主要观点有以下四种：

第一是出于垂世立教的目的。如汉代孔安国《尚书序》认为，《尚书》典、谟、训、诰、誓、命六体之文确立和编纂的目的是“垂世立教”、“恢弘至道”和“示人主以轨范”，《尚书》六体的确立是以政治教化为出发点的，不同的教化内容和方式产生种类各异的文体。[1]这是目前所见对《尚书》文体产生原因较早的诠释。

第二是无固定体例，随便为文。唐代孔颖达认为：“书篇之名，因事立言，既无体例，随便为文。”[1]孔颖达看到了《尚书》篇章形成的原因是“因事立言”，但没有接着探讨《尚书》文体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规律。而是以“既无体例，随便为文”为结论。

第三是产生于行为之名。近年来关于《尚书》文体成因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研究著作。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一书中开辟专节，细致探讨了《尚书》六体的生成方式和过程。[38]郭氏还认为《尚书》六体的形成经历了由言说方式到文辞方式再到文本方式，最后形成文体类型的过程。[39]于雪棠认为《尚书》文体分类源于篇章命名方式，篇章命名则是以行为动作为轴心形成的，《尚书》六体之名的确立经历了由行为之名转为文体之名的过程。[40]郭、于二人在研究方法和视角等方面突破了以往学者对《尚书》六体表层意思的归纳和篇章归类的单一研究，结合先秦时期社会特点，从文体发生学角度对《尚书》文体生成的深层机制进行探讨和归纳。于文哲认为周代重要政治制度之一策命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书面形式的“策命”代替了口头形式的“命”，促成了具有清晰文体特征的策命文书的形成。这些策命文书由于经常性地撰制和发布，逐渐形成了形式严谨、体制固定、内容明确、词语古奥、语言高度雅化和程式化、风格庄严肃穆的文体特征。[41]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暗含了《尚书》文体产生于行为之名之义，只是对其由文辞方式到文体类型之间的过程论述得更为详细和具体。

第四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需要。葛志毅通过对《尚书》中诰、誓等文体功能性质的分析，认为《尚书》的文本体例形式，原是出于现实政治关系的需要而产生。[34]另外，于文哲认为早期宗教祭祀活动是《尚书》修辞的直接源头，决定了《尚书》修辞的基本特征，影响到《尚书》文体特征的形成，进而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42]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具有一定的相通性，都揭示了《尚书》文体产生于现实生活这一事实。行为之名归根结底来源于现实宗教祭祀和政治生活，因此从行为之名到《尚书》各体的生成只是《尚书》文体确立的中间环节，《尚书》文体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现实生活的需要。

通过对《尚书》文体成因、分类及性质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看到《尚书》文体研究成绩斐然。这体现了人们对《尚书》文体的重视程度的增强，也反映了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重视和关注。学者们对《尚书》文体成因、分类的讨论经历了由平面的简单定义到深入论证的过程，推理也更加细致、严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从《尚书》文本形成方式考察六体之名的成因，对《尚书》所有篇名的词类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分类、归纳和推理，对《尚书》文体定义和篇章归属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论断。

但是学界对《尚书》文体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应该注意到《尚书》各体之间的交叉性和互融性，应该关注《尚书》文体与早期的甲骨文、金石文之间的关系，发掘《尚书》文体在中国史传文学和史官文体发展中的作用等等。另外，目前学界研究《尚书》文体存在两种极端化的不良倾向。一种倾向是认为《尚书》是中国文学散文的开端，其在语言表达、修辞技巧等方面皆达到很高水准，完全忽略《尚书》典、谟、训、诰、誓、命的原有体例；另一种倾向是单纯从政治公文汇编的角度研究《尚书》文体，将《尚书》文体研究完全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这两种倾向都脱离了《尚书》文本产生的时代，忽略了《尚书》集文学、史学、哲学为一体的文本特性，不利于我们对《尚书》文体内涵的深入开掘。我们认为，《尚书》是否为成熟的散文，这具有相对性，应当将其放回产生的历史条件下评价。相对于甲骨文片段、单一的文章状态，《尚书》是比较成熟的散文；相对于后世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表现手法多样的散文来说，《尚书》还处于散文发展的初级阶段。从源头上讲，《尚书》确实对后世散文特别是政论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对《尚书》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定位应该比较科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尚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化观念”（项目编号为2013SJD750025）；徐州工程学院青年项目“《尚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化观念”（项目编号为XKY201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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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 莉（1978— ），女，江苏新沂人，文学博士，徐州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