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殿生

二十世纪末初冬的前进乡。

这天，尽管离开庭的时间还早，但人们都早早地挤满了设在乡政府的临时法庭。原因不仅是县里的巡回法庭第一次来到这乡风淳朴、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的边塞小村，更主要是亘古以来第一次听说父亲告儿子不尽赡养义务的事。

九点整，随着法官的宣布，原告和被告依次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是原告，一个古稀老人，身体还好，只是目无表情，眼神呆滞，另一个微发福，满面红光，眼神里透出精明;被告三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架双拐、一条腿的中年男人，身高体直，穿着一件干净的老式军装，双眼露出刚毅的目光，而他身后则跟着一个矮小瘦黄的女人，身穿一件在十年前都不时尚的深绿色旧衣服，但很平整、很合体，走路有些吃力，一眼就能看出腿有毛病，眼神中透出某种无奈，最后跟着一个小男孩，搀扶着瘦黄女人，十多岁的样子，红扑扑的小脸蛋显然是冻的，穿着一件看上去再穿两年也不会小的校服，有神的大眼睛里透出了诚实。

啪，随着法官手起锤落，原告开始了陈述。由于双方都没请律师，由当事人自行陈述：

我叫耿求富，身边这位老人是我父亲，我排行老二，由于父亲语言不顺、思维不畅，由我来代表父亲做法庭陈述……

这期间，那位老人的表情和眼神没有任何反应，而拄拐男人也是面无表情，但眼神里有些黯然。

下面，由被告方做陈述，法官的话音刚落，拄拐男人迅速站起身，挺直胸膛，向法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不用，不用，你坐下说，法官连忙摆手示意他。

法官，我有个请求。

你说，法官有些不解。

我的陈述可能要长一些，请不要打断我的陈述，好吗？

望着那期待的眼神，法官有些不忍，思考片刻，用眼神与陪审员交流了一下，点头同意了他的请求。

我叫耿求义，是原告的三儿子，我的陈述是这样的：

1978年我高中毕业，当时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记得很清楚，七月二十日那天，是全国统考的日子。由于头一天晚上看书太晚，第二天起来晚了，连饭都没吃，就往县里赶，等赶到考场，第一科考试都快结束了，所以尽管在下面的几科考试中我发挥得挺好，但还是因为少考一科，最后以相差二十八分之距与大学失之交臂。当时正赶上县里号召有志青年光荣参军，投身报国，我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走了二十多里路到县武装部报了名。

家访那天，接兵部队首长和武装部领导到了我家，我父母还蒙在鼓里，不知所云，在接兵部队首长的开导和我的要求下，父母也很开通，同意了。

南去的列车把我和一群新战友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新兵连，队列科目几乎没有训练，主要都是训练山地单兵战术、各种轻武器的使用和简单的战地救护和自救。这期间，越南不断滋扰我边境地区，严重影响我边民的生产、生活。入伍七十七天后，中央下达准备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和我的战友纷纷写请战书，要求上了前线杀敌报国。随着中央的一声号令，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1978年2月17日，我和我的战友们，随着第一批部队上了前线，在作战的第十二天我的一条腿被炸飞了。

最后一句话，耿求义说得很轻，似乎鼻子里有些酸，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说，就这样，我回到了国内一家部队医院养病。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消沉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心情逐渐好了起来，每天都进行体能训练，有时还找病友打打扑克、下下象棋，半年后，我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和健康人一样，就是少了一条腿。

出院那天，我特意央求医生，不要告诉部队来接，我自己回部队。那时候，我们部队已经从前线撤回国内。

回到连队，见到战友那个亲近劲，就别提了。当回到班里，看到我的行李板板正正地还放在我原来睡觉的位置，我控制不住落泪了，我抱着从前线返回来的战友，无法说出话来，因为我们班还有三个战友永远不能和我们拥抱了。

说到这里，耿求义咬紧下嘴唇，眼睛有些湿润了。

当我来到连部时，连长简直就呆住了，是没想到，也是没想过，只是一个劲儿地让我喝水，喝水。

过去一些熟悉的战友都来看我，那时的心情就像回到了新兵连。

就在我返回连队的第三天。确切地说应该是第三天晚饭后，连长把我叫到了连部，向我宣布了团里让我复员的决定。

回到家里的头一个月，我消沉到了极点，整整一个月没出门，天天躺在炕上，脑袋里一片空白。

过了一个月，在父母、朋友的开导下，我逐渐平静下来。家里很穷，大哥在省城上班，几年也回不来一趟，二哥是个包工头，也是过年才能回家呆几天。大哥、二哥都已结婚，而且很忙，来看父母的次数也不多。

我现在是个残疾人了，农村地里的活儿也干不了，于是和父母商量，把家里空闲的仓房收拾一下，开个小卖店。小卖店的收入虽不高，但每个月也有几百元，还算勉强度日，那段时间过得很快。

一年后，母亲突发脑出血离我们而去，我用我全部的复员费和军残补贴，在乡亲邻里的帮助下，安葬了母亲。几天后，大哥、二哥陆续赶了回来，每人给了父亲两千元钱。那时候，四千元钱在农村也算不小的数目了。

母亲去世后，我就接过了伺候老父亲的责任。由于母亲的去世，老父亲心里受到很大打击，似乎一下子老了几岁，头上的白发也日渐多了起来，每天不思茶饭，总是一坐就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发呆。我怕老父亲憋出病来，就极力劝老父亲出去走走，和老邻居们玩玩牌、唠唠嗑，渐渐地老父亲的脸上有了笑容，走出了阴霾，有时候还在外面喝完酒回家给我讲一些村里新近发生的趣事。

就这样，我们爷俩快乐地生活了五年。这期间，老父亲也帮我张罗亲事，但人家知道我的条件和家里的状况后，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

这一年，邻居为我介绍了一门亲事，老父亲看了也很满意，在我们交往中得知，这女孩儿和我同岁，在她姨家住，身体结实，但长相差点，个子矮点，农村活儿样样在行。咱一想自己的条件，也就接受了，交往半年后，我试着提出结婚的想法，她笑了。

女孩儿走后，当我把想法和老父亲说了以后，老父亲沉默了，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烟。在我再三追问的情况下，老父亲才吞吞吐吐地说出缘由，原来两个哥哥给的钱，都让他在这几年输光了。

第二天，我的嗓子就哑了，嘴上也起了泡，老父亲见我这样，也是非常懊悔。过了几天，女孩儿来了，知道我的情况后，安慰我说：彩礼有就给，没有就不给，她姨很开通，只要我们俩能过好，就行。

说到这里，耿求义深情地看了身边那个矮小女人一眼。

女孩儿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动力，我向在县里工作的同学和战友借来三千元钱，好在不用买房子，收拾一下，也算热热闹闹地把媳妇娶进了门。

一年后的春天，我们的儿子来到了人间，说着，他用手摸了一下身边小男孩的头。

儿子来到人间，我做父亲了，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中。由于那段时间，天天伺候媳妇和孩子，忽略了老父亲的感受，陪老父亲说话唠嗑的时间少了，给老父亲按摩就更少了。这期间，老父亲每天出门很晚才回家，往往也都是酩酊大醉，我多次劝老父亲少喝酒，他嘴上答应，可是过后该喝还喝。

就在我儿子出生第二十三天的那天下午，几个邻家小孩跑进小卖店告诉我，老父亲躺在村头河面的冰上睡着了。那几天，我腿的缝合处渗血，走路特别疼，于是我赶紧回屋告诉媳妇穿戴好，找邻居帮忙把老父亲搀回来。

说到这里，耿求义哽咽了，眼眶里含满了泪水。

我家离河边不远，但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回来，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就在我准备出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回来了。

老父亲在我媳妇和几个小孩的搀拥下回到了家。安顿好老父亲以后，我才发现媳妇的身上全湿了。

说到这里，这个刚强的汉子，再也忍不住，豆大的泪珠终于滚出了眼窝。停了一会儿他说：后来我才知道，她到了河边，由于着急救父亲抄近道，走到了薄冰处，春天的冰是立茬的，负担不起一个人，她掉到了冰冷的水里。当天晚上，媳妇就央求我：他爸，你帮我捏捏腿吧，我的腿咋没知觉了呢？就这样，我媳妇的腿落下了残疾。夏天还好点，到了冬天根本不敢出门。

这些话，耿求义是流着眼泪说完的。

媳妇不能动了，孩子还小，我连照顾小卖店的时间都很少了，老父亲见我这样辛苦，提出到我二哥家去住。二哥是包工头，家里条件比较好，房子也大，自然不差老父亲一个人了。

从此以后，无论刮风下雨，每月一号，我都把小卖店平时攒起来的票面比较新的钱，给老父亲点出二十元，拎上几瓶小卖店里卖的酒或罐头、水果一同送到二哥家给老父亲。一晃十年过去了。二哥家离我家不算远，不到三里地，平常人走路十多分钟也就到了，可是我每次单程就得半个多小时。去年年前的一号，正赶上下大雪，我怕一个人走有闪失，特意带上了儿子，路上我嘱咐孩子：你也十多岁了，爸爸腿不好，以后你就替我来看你爷爷吧。

到了二哥家，家人都不在。我把带给老父亲的钱和几斤特意挑了又挑的苹果交给保姆，让她转交给我老父亲。保姆低声对我说，以后你就别带水果了，人家喂狗，狗都不吃。

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委屈，在家里孩子想吃一个苹果，我都挑那些有点烂的、蔫吧的、卖不出去的，我们大人从来舍不得吃一个。路上摔了好几跤，心真的有些痛，雪花落在脸上，顺着眼泪流成了溜。

自从这次以后，我确实没去看过老父亲，后来听说二哥把老父亲接到他县里的家，过的挺好，我也就放心了。今天我带来五百元钱，孝敬老父亲，法庭怎么判，我都接受。

说完这些，耿求义好像如释重负一般。

而此时的法庭上已有人抽泣了，更多的人都是眼含泪花。

审判长眼里也泛出了泪花，他用力地吸了两下鼻子，宣布休庭，一小时后继续开庭，进行法庭调节。

随着法官的第二次手起锤落，坐在原告席上一直没有说话的耿老爷子，这时说了一句不细听根本听不到的话：我只是想帮帮老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