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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北极事务参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015-06-17何光强赵宁宁宋秀琚

东南亚研究 2015年4期

何光强 赵宁宁 宋秀琚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武汉430079;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武汉430072;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武汉430079)

近年来, “北极热”从北极区域扩散到全球,众多域外利益攸关方竞相涉足北极事务。2013年5月15日,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以下简称AC)第8 次部长级会议明确声明“欢迎中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成为AC 正式观察员国”[1],标志着6 国正式为AC 所接纳。赤道附近新加坡的加入犹如“一件让人费解的小事”[2],虽非外界关注重点,却格外引人注目。其实,域外低纬热带国家参与极地事务已有先例,早在20 世纪80年代,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东盟代表,马来西亚就已涉足南极事务。作为北极治理新“星”,新加坡是在怎样的国内外背景下参与北极事务的?它的北极事务参与表现出哪些特点?又映射出怎样的国家利益观?这些对同为域外利益攸关方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一 新加坡参与北极事务的背景

(一)全球化的北极:从“地图中心”到“治理中心”

人类认识北极经历了“边缘”、 “区域”到“全球”的地缘拓展过程。地图上表现为圆柱投影向北极投影转变。然而,北极投影并未被广泛应用──部分是因为北极大部分地区直到20 世纪才被勘测[3]。随着北极的空中通航和二战的爆发,出于交通指示和战略分析的需要,北极才被看作“地图中心”①地图中心是地图投影过程中选定的中心。基于此中心定位,人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确定投影中该中心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方位关系,也可确定整个世界地图的方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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