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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强度的双重红利: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持续增长

2015-06-17范庆泉周县华刘净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年6期
关键词:环境质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

范庆泉 周县华 刘净然

摘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由代表性家庭、政府和八个不同行业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在模型中嵌入了碳强度、碳交易两种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并基于2007年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校准。本文通过数值分析指出我国约束全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福利损失的边际影响最小,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17%时,碳强度政策对社会福利的损失影响要低于碳交易政策;在碳强度目标约束不高于21%时,约束重点行业的碳减排政策对实际GDP的边际损失影响要低于约束全行业的政策。我国的碳减排政策在当前碳强度约束目标下实现了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双重红利,该结论支持了环境Porter假说。双重红利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碳减排政策使得资源要素使用成本上升,进而提高了劳动等低碳要素需求,使得行业之间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在一定情况下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进一步,本文给出了环境规制政策的设计方案,根据边际减排相等以实现总减排成本最小化的原理,给出了约束全行业减排的环境政策下各行业碳强度的任务分解,通过模拟计算各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可以为政府根据行业维度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减排方案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此外,本文还估计了产业需求变动、行业最终消费结构变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行业需求中间投入品替代弹性技术变动等各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边际影响,深入分析和理解经济发展方式与碳强度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识别经济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如何对碳强度的政策目标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指出我国应大力提高各项中间投入品的单位碳排放节能技术水平,这是降低碳排放强度最直接的、最有力的政策措施。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投入,通过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国际合作开发和自主创新等方式,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提高工业废气、尾气的处理技术水平,鼓励低碳部门的技术研发,鼓励企业提高资本、劳动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效率,这些对于实现我国总体的减排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碳强度;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环境质量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6-0062-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6.010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节能减排也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碳排放大国,已明显受到国际减排的压力。同时,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2020年碳强度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对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国家而言,在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我国实施的“发展中寻求减排,走低碳发展之路”碳减排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内外许多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评价各种环境政策对节能减排的效果影响,我国碳强度降低40%到底会对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状况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未来可能全面实施的碳交易环境政策又将对我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中国投入产出的角度构建多行业的一般均衡模型,以分析和评估各种环境政策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相互影响。

近二十年以来,环境、经济与能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是学者和政府决策机构讨论的热点话题[1]。Porter[2]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经济学结论相左的假设,他认为在动态的经济环境中最终可以实现环境质量和厂商生产率提高的双赢发展的可能,这一观点被称为环境的Porter假说。环境Porter假设的关键是打破了新古典静态分析的经济模型框架,并引入了动态的创新机制[1]。这一观点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3-4],他们认为这是对新古典理论中有效市场假设的挑战,他们质疑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企业看不到这种双赢的机会。国内外有关环境Porter假设论证的研究有很多。Nugent and Sarma[5]运用包含环境要素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印度环境政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环境政策的合理运用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社会收入平等和环境质量改善等多维度共赢的局面。Beaumont and Tinch[6]认为一个恰当的环境治理措施可以实现经济和环境共赢的局面。陈诗一[1]基于一个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我国工业节能减排的损失和受益进行模拟分析,得出了环境治理可以实现环境和经济双赢发展,支持了环境Porter假说。众多学者论证环境Porter假说的一个关键是经济系统是动态均衡的,在长期中存在着由于环境管制政策导致的技术进步,进而实现了环境与经济双赢的发展局面。本文认为家庭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目标下,由于环境的公共品属性,必然会导致能源、资源、资本和劳动要素配置效率的损失。合理环境规制政策可以优化经济发展方式,使得能源、资源、资本、劳动等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有效重置,进而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双重红利。

环境政策不仅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也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影响经济发展方式。Goodstein[7]认为由环境部门创造的就业多于由其引发的就业损失,最终会在整个经济社会中获得少量的就业创造。Carraro et al.[8]通过构建欧盟成员国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出欧洲碳税的环境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实现就业增加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重红利。Morgenstern et al.[9]研究发现由环境政策所产生的大量失业是与事实不符的,人们往往忽略了由于环境保护所带来的新增就业。陆旸[10]在研究我国环境政策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中提出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所得税,能够实现减少碳排放和增加就业的双重红利。本文在多行业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数值模拟测算了环境政策对经济宏观主要变量的影响情况,并给出了各行业的碳强度减排任务。

经济发展方式也会对碳强度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张友国[11]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从需求角度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碳排放强度上升了4.61%。林伯强和刘希颖[12]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修改,加入了城市化因素,研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他们的研究得出经济发展、能源强度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同时城市化也对碳排放产生了一定影响。涂正革[13]基于优化的Laspeyres指数法分析将每一个因素的碳排放效应分解到各个行业的贡献,得出不同行业间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碳排放的边际影响差异很大。有关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碳排放影响关系的估计,大部分学者都是通过效率评估、指数分解等实证角度进行了论证,但从行业角度来研究碳排放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基于构建的多行业的一般均衡模型,从行业角度出发研究不同经济因素的对于碳排放量和碳强度的边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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