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夏恩

“天命已尽”，这是古代史籍中朝代覆亡最无可辩驳的终极解释。这并不全是迷信。

1644年，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时，留下了一句悲怆的呐喊：朕非亡国之君。他说对了，要了大明朝命的，不全是人祸，而更是天灾。这个天灾，就是“小冰河时期”——农作物歉收和游牧民族南侵都由此产生。

因为冰冷干旱，降水线南移，造成北方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退化。当时的东北地区，同样饱受干旱蹂躏，努尔哈赤家也没有余粮，他们只能南下抢掠。

这场遍布全球的气候异变在1300年左右突然发生，原先温暖的天气陡然变得异常寒冷，气候学家将其称为“小冰河期”。因这场长达五个世纪的气候异变而被断送“天命”的国家，难以计数。

东方：小冰河期的历次革命

大明帝国的毁灭，只是寒冷这条“死线”的一次微不足道的爆发而已。当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共出现了两次小冰河时代，它给人类带来的，是以战争的形式展开的社会革命。

第一次小冰河时代开始于公元前1世纪，对当时正野心勃勃地准备开打一场社会实验之战的统治者王莽来说，这次冰河时代开始得相当不合时宜。

如果王莽在气候比较温暖的时代开始他的改革，以他当时一发不可收的人气，也许会成为后世儒生推崇备至的偶像，他的“新朝”也许会延续下去。

但问题是，王莽统治的公元8年到公元23年，恰好赶上小冰河期第一次极峰的到来。干旱和洪涝灾害连年发生，在世人看来，这是上天在否定王莽这名篡位者的统治。绿林赤眉军的叛乱很快席卷全国，最后要了这个篡位者加改革家的命。

小冰河时代的第二次极峰到来更是一场巧合，偏偏与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三国时代及之后的五胡十六国时代相重合。干旱和饥荒如约而至，“谷一斛五十万钱”，“人相食”的记载不绝于史书。于是，浩浩荡荡的黄巾起义拉开序幕。

整个三国时代，天灾与饥荒一直不断，当晋武帝司马炎再次统一中国时，他发现自己不过是军事上占了优势而已，因为他的王朝仍要经受气候的考验。公元316年是最寒冷也是最干旱的年头。即使是天子脚下的长安也发生了大规模饥荒，连晋愍帝司马邺也只能用酿酒的曲饼来充饥。匈奴人刘聪的军队兵临城下，兵尽粮绝之后，司马邺选择投降，西晋灭亡，中原也第一次被胡人占领。

由此，中原汉人开始向南方迁徙。士族的南迁带来了北方的文化，而商人和农民的到来则发展了南方的经济。到6世纪末小冰河时代结束时，南方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且相当稳固，从此再也没有迁回北方。

但这远远不是全部，它给人类历史带来的最大后果，却发生在西方。

西方：温暖的扩张与法国大革命

西方在1300年左右开始感受到小冰河时期带来的寒意。1258年的大型火山爆发导致所谓的“如冬之夏”，此后，就是1316年恐怖的“大饥馑”。在法国，一个又一个饥荒的村庄在绝望中消失，一些勉强存活下来的人甚至靠猫、狗为生，饥饿的乡民开始将手伸向自己的乡邻和亲人。

20年后爆发的黑死病又为死神助了一臂之力。而黑死病的传播，恰恰也是因为小冰河时代严酷干旱的气候。这场瘟疫爆发的地点是中亚地区，游牧部族为了寻找新鲜牧草不得不向更远的地方迁移，于是，携带着鼠疫杆菌的跳蚤也跟着宿主四处蔓延。

到16世纪，饥荒、瘟疫，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导致欧洲人口锐减，耕地大片荒芜，谷物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同时上扬。为了生存，欧洲开始农业革命。

在小冰河时代极峰期的间歇，人口的恢复又导致劳动力市场变化，农业生产力和产量的提高使大量农业人口可以分离出去，进行工业生产。农业和工业的繁盛使得商业贸易变得频繁，海外市场变得可能，欧洲扩张的时代在寒风中到来，并且奠定了今天西方中心的格局。

就在西方享受着极峰间歇带来的繁荣时，另一场极峰则开始了它的攻势。

1740年，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欧洲的气候突然变冷，在这一年年初，巴黎遭受了长达75天的霜冻，法国全国范围内的低温使大批农作物冻死;到了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雨又毁掉了正在生长期的谷物和庄稼。尽管在之后的几年里偶有丰收，但大多数年头里都是饥荒与寒冷相随。

更致命的一点是，全法国有超过75%是农业人口。到1780年代，法国的状况进一步恶化，1788年7月，巴黎出现灾难性冰雹，超过1200座农庄遭到摧毁，小麦收成大幅降低。这一年的冬天也酷寒异常，河流结冰。到了春天冰雪融化又淹没了数千公顷农田。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外省开始爆发零星的“面包暴动”。

到1789年7月，面包价格达到20年来的最高峰。饥饿、希望和恐惧终于将人们推上了巴黎的街头，后来的故事，就是那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名的法国大革命了。如果那一年稍微暖和一点儿的话，也许1789年就不会被铭记史册。

民族性格：也可能被冻出来

气候改变历史，确实让人泄气。人类在自然环境面前渺小无助，根本无法胜天。有时我们看似出自人类一己之意做出的决定——譬如出兵攻打一个国家，或是国内突然爆发一场革命，但仔细考察，却很可能是气候决定的结果。

18世纪的启蒙哲人孟德斯鸠，可能是最早发现气候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的学者。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气候不仅能决定一个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和风俗，甚至还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按照他的说法，他最钟爱的英国之所以能建成值得赞赏的君主立宪政体，完全是因为那里寒冷的气候赋予了英国人力量和勇气，使他们可以持续从事艰难、伟大和勇敢的行动，来捍卫自己的自由。生活在南方的民众，因为气候炎热，消耗了他们的勇气和力量，使他们轻易、自甘地落入奴隶的地位，浇灌了专制主义的土壤。

孟德斯鸠的言论在今人看来玄乎其玄，甚至有地域歧视之嫌，而且很容易找出反例来进行驳斥。不过，气候对人的性格的影响似乎也不无道理——如北方人的豪气和南方人的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