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聚伟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州 510010）

一、中国金融环境新常态

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从消费、投资、出口；国际收支、生产能力；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方面首次系统阐述中国经济转型期“新常态”内容及特点。“新常态”的“新”在不同以往，包括经济政策的改变；“新常态”的“常”在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新常态下，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将与过去三十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性的经济政策，成功抑制了经济增速几乎断崖式的回落，创造了中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第一，但其副作用也十分明显，逐步暴露出诸多经济运行层面的深层次矛盾。地方政府大幅度赤字、银行钱荒，股市没后劲，房市断供等现象集中爆发，同时，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负债率异常过高，且这种趋势在2015年更为明朗，意味着中国金融机构风险压力更大，加之，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各种改革、创新，强制措施势必多管齐下。所有媒体共同声音——中国金融风险由隐性转换为显性已然是中国新常态下金融环境的态势。

二、新常态下中国金融风险重点信号解读——基于媒体

1.GDP。2014年12月2日，中国银行在北京发布《2015年经济金融展望报告》的报告指出，在新常态金融环境下，尽管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趋于宽松，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但经济数据表明经济增长后劲不足，CPI难出1区，PPI也连续走低，所以，中国本轮经济在2015年仍有可能达到下行阶段的谷底。预期2015年GDP增长调整到7%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金融发展目标及风险控制相关措施要主动适应这一“新常态”。

2.货币量。截至2014年底，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120.86万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86.05亿元，尽管如此，在这样天量货币供应背景下，2014年经济运转竟出现了几次钱荒，民间高利贷之普遍及成本之高超出想象。原因在于超额货币投放吹大了经济泡沫，加之半拉子工程项目，对后续货币供应要求强烈，巨量货币供应又导致包括房地产等大宗产品价格飙升，以及人工成本突然大幅增加，导致货币供应托底总量相应变大。

3.银行不良贷款。2011—2014年期间，每年新增社会融资总额占GDP的30%左右，每年新增本外币贷款总额占GDP的16%~19%。不良贷款余额高达5921亿元人民币，整个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约为1%。通常，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的能力一般要优于影子银行，即便按照1%的不良贷款率计算，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中也隐藏了为数不少的不良金融资产，需要高度关注。

4.银行资本充足率。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存量理财产品规模已超过10万亿元，其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规模超过1万亿元，截至2014年底，银行业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2.93%，近2.5%拨备覆盖率，加上央行提取的准备金，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应对恶劣的坏账率大规模发生。

5.股市。回顾2014年全年，股市情况一直低迷，利空因素较多。到了年末，中国股市发动了一次以金融股领涨的飙升行情，股指明显上涨，出人意料地金融股变得癫狂。一方面，两市融资余额从年初的3 000亿元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超过万亿元，说明证券市场加杠杆风险凸显；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在百业凋零下，金融业仍能获得超额利润，显然是十分反常的。截至2015年1月19日，沪指跌7.7%报3 116.44点，成交4 099亿元；深成指跌6.61%报10 770.93点，成交2 914亿元。今日两市呈断崖式暴跌，沪指创六年半最大单日跌幅，股指期货主力合约1 502跌停，金融股全线跌停，煤炭、石油板块跌幅均超过9%。两市超2 000只股下跌，近120只股跌停。

6.房地产。众所周知，房地产与GDP趋势呈现较强的相关性，简单地讲，经济增速，房市好，经济减速，房市差。201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首次出现了非政策性因素导致的房市下行，本轮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也基本宣告了房地产过去黄金十年的结束。在近日举行的“2015瑞银大中华年会”上，瑞银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汪涛预计，房地产下滑将拖累2015年GDP增速放缓至6.8%。虽然政府采取了很多救市措施，如解除限购、放宽首套房贷款认定标准和降息等政策，但这些政策可能只在边际上有所改善，我国房地产市场由于阶段性过剩严重及相关综合不利因素作用，2015年或迎来结构性拐点成为共识。

三、对中国2015年金融风险媒体评论的思考

1.中国金融环境进入新常态，既有挑战更有机遇。困难和挑战、失败和教训已经成为历史，更是宝贵的财富。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出现不适应、不调适等问题，更加说明固有的经济模式面对挑战，需要新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新发展模式。但绝不是被动的适应，而是在新环境中寻找更好、更多、更高效的能驾驭新常态的经济手段，而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未知被发现，会有更多的机遇发展。

2.中国金融风险防范及控制迫在眉睫。以上数据和有关评论都是从媒体新闻、报刊杂志收集整理而来，著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或一线工作人员或是相关统计机构，其数据可靠性高，分析具有相当权威性。从这些数据及分析可以肯定的是：2015年中国金融风险比以往都大、都明显，对其防范及控制措施迫在眉睫。

3.中国2015年金融风险管理需要一个更有效、更简单、操作性强的体系。金融风险管理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不仅涉及的面广泛，而且影响的各因素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复杂多样。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笔者发现对金融风险相关研究甚多，大多学者追求的是“高、大、尚”，即理论高深，研究面大，结论尚无人知。遗憾的是大多理论看起来很美好，操作起来很痛苦。鉴于中国目前出现的金融新局面，提倡针对以上出现突出问题研究出一个更有效、更简单、操作性强的体系。

四、结语

2014年是我国经济转型期间较为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内，政府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允许民间资本创办金融机构、放宽市场主体准入以及以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核心的价格改革等。可以说政府为行业发展创造了比较宽松的良性发展空间，但是积累问题多、情况复杂、国际国内形势紧张、改革力度大加之有很多执行效果有很强滞后性，所以整体讲，显性经济成果不佳。

展望2015年，在响应习主席“一带一路”战略下，“立足周边、面向全球”，创造与周边国家良好合作宏观大环境，实现同周边国家利益共发展，金融风险共担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服务职能，减少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鼓励民企和民间资本的运作，放开民营外资兴办金融业的限制，大力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银行，推动银行间公平条件下的市场竞争，强制减少垄断利润，促发金融机构的管理健康升级，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加强金融交易信息透明度，创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赋予市场真正的权力。

我国的中产阶级对经济发展具有强大内在推动力，相信政府只要充分发挥服务职能水平，稳健大胆改革，依靠中产阶级刺激内需，协调各金融机构健康发展，定能有力化解2015年金融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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