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是对还是错？

徐圻教授、博导，贵州省首批核心专家。孔学堂理事会理事长、党委书记。历任贵州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贵州省文化厅厅长，贵州大学哲学系主任等职。

在相当大程度上，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感受和直觉；尤其在面对两难的道德窘境的时候，我们行为的善恶依据往往是我们的第一感觉。

好坏、对错，这是价值判断的基本用语，是人类行为的道德标识，但作出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好或坏、对或错的道德内涵，不同的人有不尽一致的见解，即便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具体环境中也经常遭遇矛盾与无奈，让人左右为难。

1982年，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为救一名晕倒在粪池里的69岁老农民而献出了自己24岁的生命。张华这么做究竟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引发全国范围的讨论，并形成了“这么做值得”和“这么做不值得”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事实上，这正反两派分别代表了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注重行为后果）和“超功利主义”（注重行为动机）的分野。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认为：任何行为，如果能够增进多数人的利益或幸福，那就是好的和对的，反之就是不好的和不对的。根据这个理论，年轻的张华如果不去救那位老农的话，他会继续活下去，继续学习，日后成为一名医生，在自己很长的生命历程里为更多的人救死扶伤。就此而言，他的救人行为是不值得的。与之相反，以伊曼努尔·康德为代表的超功利主义认为：道德与否，既不取决于行为的预期后果，也不取决于它的实际后果，而是取决于它的动机是否高尚、纯洁，康德称之为“纯粹义务心”。张华在救人的时候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否则他就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奋不顾身，所以他的这个行为是值得的、应该的。

再举两个更加令人为难的思想实验。1，你正驾驶着一辆高速行驶的有轨电车，但刹车突然失灵了。此时电车正逼近一个岔口：左边有五名工人在修理铁轨，右边只有一名工人。如果你不采取任何措施，电车将左转，把五名工人撞死。挽救这五条人命的唯一办法，是触动一个开关，使电车向右转，而这样会使右边那名工人丧生。2，你站在人行天桥上，看到一辆失控的高速电车即将从桥下面通过。这一次，铁轨上没有岔口，却有五名工人站在那里——他们必死无疑。但你的旁边刚好站着一个大块头男人，如果你悄悄靠近他，猛然把他推下桥，他就会摔死。不过他的块头实在是大，足以挡住电车，从而救下那五名工人。

两个例子以极端的方式，迫使人在两难之间作出选择。虽然是设计出来的案例，但其在道德上的现实意义还是明显的：为了让较多的生命获益，我们是否应该故意损害较少的生命？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放弃，毕竟刹车失灵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眼睁睁地看着几个人死于非命，我们能够做到心安理得吗？对此，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超功利主义，都没有办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来。

有人曾把这两个例子拿到朋友们当中作测验，结果发现：多数人选择触动电车上那个开关，用一条命换五条命；却很少有人愿意选择把那个大个子男人推下桥去，尽管其结果同样是用一条命换五条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既然行为的后果是一样的，就不应该出现选择的太大差别。而超功利主义对此无话可说，因为这两个案例的“行为动机”是无法确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这恐怕只能归因于道德上的直觉因素了。在第二个电车案例里，毕竟出现了亲手直接杀人这样的情况，它冲击的是人类一个古老的信念、习惯或禁忌：不论杀人能够带来怎样的实际好处，杀人本身以及杀人的血腥、恐怖场面，总是会造成非常负面的主观感受。而触动电车开关这件事，却避免了上述情况。

由此我们发现，人的道德情感以及价值判断（也包括审美判断），并不一定都是理性的结果。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指出：我们的道德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直觉和更加敏锐的内在感受”。他解释：我们在面对道德难题时，经常并不依赖道德判断的逻辑思考过程，而是相信我们自己的情感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当人们说某个行为是“对的”或“好的”时，并非理性地认为它对、它好，而是直截了当地“觉得”它是对的和好的；当人们说某个行为“不好”、“不应该”时，仅仅因为这个行为直接令人厌恶。

灵长类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这种源于直觉的道德判断是生物和智力进化的产物。随着我们祖先理性认知能力的进化和语言的发展，他们的感觉、习惯和情绪经过千万年逐渐的提炼和提升，就变成了道德的准则，形成了“对”与“错”、“应当”与“不应当”、“好”与“坏”等清晰意识，并传授给了后代，直到今天。

如此看来，我们也许不必在康德主义和穆勒主义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没有必要只在理性的框架之内作出价值判断。在相当大程度上，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感受和直觉；尤其在面对两难的道德窘境的时候，我们行为的善恶依据往往是我们的第一感觉。换言之：“跟着感觉走”，的确不失为我们的人生指南。

（责任编辑/姚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