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 姚源清

雅斯贝尔斯与孔子

文丨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 姚源清

编者按：作为20世纪著名的存在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以何种方式了解到2500百年前的孔子？他对孔子有哪些认识？这些认识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此，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翻译者李雪涛教授有独家之见。

本期访谈嘉宾：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异域视角看待中国文化

李雪涛：无论是方法论还是在新史料的挖掘上，异域视角对研究中国文化都非常有意义。中国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其原因就在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建构过程中，一直不断吸收着外来文化的因素，并且其本身是一种多元共存的形态。中国文化中的这些不同因素相互之间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具备互动、多元的文化活力，而非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纯粹和单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就曾指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的形成和发展，直至囊括全球。此外，当下是一个强调互动和“去中心化”的时代，因而对融合与和谐的文化追求，极有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目标。从这两方面来说，异域视角尤其是海外汉学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建是弥足珍贵的，它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文化。

尽管并非汉学家，但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雅斯贝尔斯的异域视角，以及他对于孔子的理解和认识，都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李雪涛：近年来，由文献考古学家对孔子的考证和解读，到媒体学家对孔子的演绎和附和，再到大场景、大制作展现出来的新时代孔子，可以看出，孔子的形象已然被无限叠加。如何才能捕捉住这位二千五百年前的思想家的真实存在？雅斯贝尔斯清楚地认识到，重要的是如何挖掘隐藏在变化了的学说背后的、尚未被完全遗失的学说的原貌。

不过，在获取孔子的所谓历史真实面貌这一问题上，雅斯贝尔斯是反对持文本批判的历史学方法的，因为这种思维的结果很可能会令人怀疑到这些古典哲学家的真实存在。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即“单纯批判的结果不会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东西，并且会使他们的实在性消失得无影无踪。”雅斯贝尔斯进一步指出：“这些大师们的历史真实只可能通过他们的存在对其周围的人和事所产生的不同凡响的威力，以及对后世的震撼中认识到。”也就是说，只有依据实质性的选择，整理出孔子的言论与有关记述，并从其影响和作用来溯源和重构一个孔子，才能把握住孔子思想真实的核心。

与此同时，雅斯贝尔斯认为，历史认识还要借助于对传统的感情和体验性的思维。这就要求我们介入到历史事件和人物当中去，去跟诸如孔子在内的思想家一同去体验他们思维的力度，这样才可以分享到他们获得发现时的喜悦。

孔子思想取之不尽

李雪涛：在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与“孔子”一章有关的“原始文献”和“参考资料”中，可以看出雅斯贝尔斯对孔子思想认识的资料来源。这些“原始文献”涉及德、英、法三种语言，包括卫礼贤、史陶斯、理雅各、沙畹等汉学大家的儒家经典的译本，而“参考文献”则囊括了佛尔克、甲柏连孜、福兰格等以德国为主的汉学家对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所作的系统论述和发挥。不过，雅斯贝尔斯获得有关中国以及印度思想家原典的译本和研究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海德堡时期的朋友——印度学家海因里希·齐默尔博士。

1937年以后，雅斯贝尔斯开始研究远东文化，作为印度和亚洲文化专家的齐默尔为雅斯贝尔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并一直与雅斯贝尔斯在这一崭新的思想世界中进行着对话和讨论。雅斯贝尔斯在研究、写作“孔子”、“老子”和“龙树”时，齐默尔一直是他重要的助手。1993年“奥地利卡尔·雅斯贝尔斯学会年鉴”公布了两人在1929—1939年间的十几封通信，其中有几封就非常集中地探讨过中国哲学，并且一再提到汉学家卫礼贤创立的《汉学》杂志以及孔子、佛教、寒山与拾得，也提到哈克曼等汉学家的名字和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汉学》上发表过胡适《说儒》的德文译文，雅斯贝尔斯明显地受到胡适对先秦儒家认识的影响。在《说儒》一书中，胡适认为，孔子是一个“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展到了“以仁为己任的儒”。也就是说，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复辟的保守者，而是一位革新家、革命者。很显然，雅斯贝尔斯接受了这一观点，这在《大哲学家》有关“孔子”的一章中有所体现。

李雪涛：黑格尔在论述到孔子的哲学时，曾不无傲慢地写道：“从他的原著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他的著作没有被翻译过来的话，孔夫子的名声会更好些。”而雅斯贝尔斯研究过孔子哲学之后，在给他的学生汉娜·阿伦特的信中如是写道：“孔子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并不是想捍卫他什么，因为大多数汉学家的缘故使他变得平庸乏味，实实在在他对我们来讲是取之不尽的。”甚至，雅斯贝尔斯后来在《哲学自传》中还由此引申：“我很高兴徜徉在中国的精神世界中，感到在那儿存在着一种与我自己周围的野蛮状态相反的人性存在的共同本原。我对中国的人道精神产生了热爱和赞美之情。”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正是通过对孔子（当然还有佛陀）的研究，使得雅斯贝尔斯更加坚信，除了古希腊之外，亚洲从一开始也在进行着真正的哲学思考。不过，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只是雅斯贝尔斯寻求世界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对世界不同文明发展进程的探寻，以进一步发现共同的起源和未来，从而为他的世界哲学理念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基础。

雅氏与孔子的互动

李雪涛：在《大哲学家》一书中，雅斯贝尔斯将孔子列入“思想范式的创造者”的行列，认为孔子思想所产生影响的深度与广度都是无与伦比的，并且与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一道创造了对后世哲学具有尺度作用的规范。

实际上，孔子并不是一位宗教家、一位神秘主义者，他没有宗教的原始体验，不知道启示，也不相信生命的转世，但孔子同样不是一位理性主义者。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引导他的是人间社会的“统摄”理念（编者按：“统摄”指既非主体亦非客体的存在，是分裂前的统一状态。雅氏曾有一句名言，“存在就是统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才能成为人。孔子所关注的是世间，他热爱世间的美、秩序、真诚以及幸福，而这一切并不会因为失败或死亡而变得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在论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的问题时，雅斯贝尔斯认为孔子想要借助教育在他的世界中塑造人类，从而让这一世界按照他预设的永恒秩序发展，并且期望在世俗的条件下，使人类存在的自然理念获得实现。

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生活在市井，作为人他有自身的弱点，但他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也正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要面对的。正因为如此，雅斯贝尔斯才会指出：“在中国，孔子使理性在其范围与可能性之中首次闪烁出看得见的耀眼光芒，并且这些都表现在一位来自百姓的男子汉身上。”正是这样的一个“平常人”，实现了轴心时代的突破。

李雪涛：作为存在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关注的始终是人的生存，或者说在世界和上帝（超越）之间的人的存在，以此思考和揭示人性存在的现状。因而在他看来，对于各种文明思想的考察，就是要吸收不同民族在历史上对生存问题的经验和认识，并考察人类文明是以何种方式达到统摄。

虽然雅斯贝尔斯一生从未受过系统的大学哲学训练，也不曾师承过著名哲学教授，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世界历史中找到了诸多卓越的导师。毫无疑问，在达至终极真理的方式方面，孔子的思想给予了雅斯贝尔斯极大的启发。而对以孔子思想为主的中国哲学的研究，同样启发了雅斯贝尔斯去构建“世界哲学”的蓝图，并为他后来以“轴心时代”的范式揭示新的世界文明论特征创造了契机。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中国哲学的参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还会出现。但反过来，正是借助于作为存在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的复述，孔子的思想也变得鲜活起来，从而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