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

在人类的精神形态自身的发展进程中，总会有那么一些历史阶段和时期，使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沉思、宁静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也许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们所处的正是这种历史阶段。诗人们大都选择的是时代的边缘人的姿态，无法在融入社会中求得慰藉，也无法在介入历史进程的体验中获得自足感，支配他们的生命的，更多的是对辽远的国土的沉思与想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也选择了一种沉思的生命形态，并力图把自己从狭小的自伤自怜的世界中解脱出来，从而使一个抒情的感伤的自我升华为“一个思索和自我体察的生命”，从中获致一个马拉美式的“内滋性（intussusception）的生命的空间”（马拉美：《白色的睡莲》，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92页）。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阐释者艾德蒙·鲍尼奥博士曾经以这个“内滋性的生命的空间”的说法，来形容一种内倾的生命形式，它借助于沉潜的思索与冥想，使人的生存获得了对内在生命的固守和滋养，借此建立起一种堪与喧嚣的外部世界进行对抗的个体化生命空间。这一说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十九世纪的巴黎”的研究者本雅明提出的“内在世界”以及“室内”的概念。“在本雅明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人为了保持住一点点自我的经验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