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斌　徐曼

摘 要： 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翻译以传播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经典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翻译与跨文化阐释视角，以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英译为例，探讨翻译儒家经典和文学著作策略。翻译工作者应认真严谨，胸怀博大，思维开阔，热爱原著；采用跨文化阐释式翻译，合理把握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翻译与阐释的度，再现源语作品精神内涵和文化风格，体现其文学艺术美、思想哲理美，传播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关键词： 《论语》 辜鸿铭 理雅各 翻译与跨文化阐释 哲学思想

一、引言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增多，中华文化应时代需要走向世界。在此进程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翻译是重中之重。本文从跨文化阐释与翻译视角，以两位杰出翻译家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论语》英译为例，探讨翻译儒家经典策略，促进中国文学和哲学经典翻译传播。

二、翻译背景和动机

辜鸿铭（1857-1928）是首位英译《论语》的中国人，其学贯中西，精通欧洲哲学、宗教文史，继承欧洲学术敢于质疑传统的观念，钻研中国儒家经典，中文功底深厚。鸦片战争后，西方蔑视中华文化，辜因热爱国学而译《论语》，传播中华文化。此外，辜不满西方儒经译本是其英译的直接原因，他写道：“理氏的儒经翻译向普通英文读者所呈现的中国人的思想和道德观，就如同普通英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的穿着一样，必定有一种离奇怪诞的感觉。”[1]翻译目的和文化背景直接影响翻译策略。

理雅各（1815-1897）是传教士，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其從小学习《圣经》，宗教使命感浓厚，深信基督教义；英文文法水平较高。其首要目的是异邦传教：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采用融入本土文化策略；翻译儒家经典。这直接影响其领悟程度和翻译策略。

三、分析策略和理论基础

（一）分析策略

两译本应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和翻译目的分析，才能理解译者翻译策略和其局限的原因。翻译方法本身没有优劣，对于不同文章，多个翻译方法度的把握，由译文体现优劣。从两译本当时广泛影响和较其他译本来看，两译者的翻译方法是自身时代局限中采用的最好策略。因此，应肯定其英译《论语》的杰出贡献，同时辩证分析译本，总结翻译民族经典策略。

（二）理论基础

就翻译本身而言，其有语言转化功能，也有跨文化意义的阐释功能。跨文化阐释与翻译相辅相成，适度辩证使用。

从跨文化阐释视角，《论语》英译不应仅重文化阐释而脱离原文语言本身涵义，语言层面的翻译不能离开跨文化阐释单方面分析。“跨文化阐释式的翻译，受制于语言的限制，即有限的跨文化阐释”[2]（王宁，2014：5）。“在这种跨文化阐释（翻译）的过程中，要适当把握阐释的度：过度地阐释就会远离原作；而拘泥于语言层面的忠实又很难发掘出翻译文本的丰富文化内涵，最后以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忠诚而丧失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为代价”[2]（王宁2014：5），甚而不能把握经典作品本质价值观和精神内涵，落入“形似”非“神似”的局限中。辜译本部分文化术语过度阐释和误译；理译本部分缺乏阐释和误读原文精神内涵。从翻译视角，应忠实原文内容和形式，保持其文化和风格。同时《论语》是中华文化核心经典，因此重哲学思想、精神内核本质把握和整体意识构建。

奈达“功能对等”理论有深入具体指导作用。理论以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对接受信息能否有基本一致反映为依据，不论哪些翻译方法，均为达到功能对等。直译和意译即对内容和形式的把握，当两者可兼顾时采用直译，当两者不能兼顾时采用意译，优先传达译文效果和实质，体现译文功能对等或忠实规范。同一内容有不同表达方式，即艺术的一面，译者选其一，需有艺术鉴赏和文学素养，需与原作心灵契合以敏锐判断。如用归化还是异化，归化益于译语读者理解，异化益于了解异邦文化，注重描述事实文化习俗时可用异化，注重传达本质思想时可用归化，单句或语篇需把握两者间的度，减少误解以功能对等。“接受者从中所获得的一切理解和感受，包括主要精神，具体事实，意境气氛三大要素”[3]（金隐1998：18）、原文和译文三要素对等则完成翻译任务。理译本部分过于直译，机械对应句式和文化词语，未把握好句子异化的度，读者了解文化但不理解精神本质，因而有文化困惑感。辜部分译文未把握好归化的度，采用过于归化方法，部分译文翻译有失偏颇，但其直译意译结合，对两者度把握较好，透彻理解儒家精神，达到功能对等。

四、译本翻译特色分析

（一）理氏译本特点

1.注释式译本

理译本注释内容翔实，注释具学术性：引用《论语》注疏观点注释文化术语；具有系统连贯性：每章概括提示，逻辑严密，自成一体，符合西方思维习惯，为学习原文提供教材式注疏式文本，具有学术型特点。

2.直译翻译方法

（1）理用直译顺译方法，尽可能传达原文，形式上严格复制原文句式，即词法句法层面严格忠实。此原则有一定积极作用。

例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

理译：“Is it not pleasant to learn with a constant 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 Is it not delightful to have friends coming from distant quarters？ ”[4]

辜译：“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as you go on acquiring，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5]

理用直译方法忠实再现源语文化风貌，易于西方读者理解。辜把反问句译为陈述句，准确表达原文涵义，但译文较长，不够简洁直接。

（2）对于文化内涵易于理解的部分，直译语义句式可行，但文化内涵略深，相对难于解读的部分，过于直译语义句式有消极作用。

例2：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理译：“Let there be a careful attention to perform the funeral rites to parents，and let them be followed when long gone with the ceremonies of sacrifice...”[4]

辜译：“By cultivating respect for the dead，and carrying the memory back to the distant past...”[5]

此例中，理机械复制词字面意思，过于拘泥句子形式，部分用词别扭，结构冗长生硬。再者，中西方祭祀文化不同，直译字面意思没有深层解读，给西方读者带来理解障碍和怪异之感，部分译文仅语言文化表层异化，文化内涵已偏离。而辜用意译方法，准确传达原文深层文化内涵。

（3）对于上述文化内涵深厚的部分，部分译文冗长难懂，仿佛隔层看文，敏锐者深入思考有理解可能性，但儒家文化核心精神和哲学思想解读有误，对西方理解中国文化阻碍最大。

例3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

理译：“The accomplished scholar is not a utensil.”[4]

辜译：“A wise man will not make himself into a mere machine fit only to do one kind of work.”[5]

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较大，此例中理机械复制，极易使西方读者误解。从翻译视角，这反映其过于直译忽视意译，未把握好归化异化的合理分布。句子表层意思过度对应式异化，即机械复制汉语语序和文化符号，传达原文精神本质有误。从阐释学角度，语言层面过度对应难于把握译本深层思想，过于拘泥形式对应丧失译者阐释和创造作用；同时机械译字面意思和复制句式，没有适当能动的填补和阐释文本，增加西方了解中国文化难度。综上反映其未深刻理解《论语》本质文化价值观，不得精髓。

（4）理译本改变《论语》高度精练，含蓄隽永，诙谐灵动文学作品的风格形象，降低可读性，刻板行文失去文学价值中美的追求和欣赏。

例4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

理译：“They will do；but they are not equal to him，who，though poor，is yet cheerful，and to him，who，though rich，loves the rules of propriety.”[4]

辜译：“Its good.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to be courteous.”[5]

此例体现译文僵化，文风呆板，部分译文离开注释晦涩难懂；对修辞手法和文化词语解读有误，甚至偏见，缺乏文学品位。

3.文化词汇翻译的学术型特点

理书面用语正式严谨，《学而》篇“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中“仁”译成“benevolent actions”[4]，“孝弟”译为“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submission”[4]；辜译为“a moral life”[5]，“a good son and a good citizen”[5]，体现用词书面化，但部分译句用词过于正式，不符合原文对话体风格特征，而辜用词地道易懂，明白晓畅。整体看，理直译策略体现翻译内容和形式准确性，但有过度直译倾向，注释系统一定程度上弥补译文的不足。其注释式连贯的直译译本，给人博学严谨学术之感。

（二）辜氏译文特点

1.阐释式译文

辜译本注释篇幅相对较少，注释方式和内容高度归化，以西喻中：常用基督教和西方名家类比《论语》内容，多阐释评论；贴近译语读者思维方式，克服一定的文化障碍，给读者亲切感。类比分析使读者对儒家精神内核和哲学思想了然于心，感受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但是部分译本过度用西方文化阐释原文，有失《论语》文化特性；过于添加自身理解和阐释，对《论语》原文翻译略失偏颇。

2.意译和归化翻译方法

译本在思想及内容和形式上直译意译结合，以意译为主，重传达《论语》精神本质。如例2，辜没有直译字面意思而以意译传达本质思想。辜省去原文地名和大部分人名，使读者关注原文思想。风格上辜重前后衔接和整体把握，体现原文灵动的行文气势风格，文采飞扬，亲切自然。通过高度归化方法，《论语》核心思想以较少文化障碍得到较大传达。辜氏将尧舜时代类比亚伯拉罕和以撒时代，阐释为“A man rises early every morning and work persistently all day long，for what？ For righteousness；that he is a son of Abraham（Shun）”[5]，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西方读者的理解障礙。

从阐释学视角，“原作不可能穷尽原文意义，常常留下大量的空白给读者，而译语读者在理解上的空白更大”[2]（王宁，2014：6）。辜凭语言知识储备和对《论语》精神本质的理解，适当能动地阐释填补原著与译语读者理解间空白，为读者、译者和孔子对话提供载体。如辜适当阐释填补体现对话体语气特征，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但阐释过程中，其部分过度文化阐释，略偏原义。“以空虚，意义更广的名词来解释儒家基本概念；以西洋哲学解释此书”[6]（王国维，1925），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儒家文化特性。

3.文化词汇翻译的文学型特点

辜用地道普通英文词汇和句法结构，语言简练，富于文采传达《论语》思想，如例3、例4，其用普通英文词汇自然传达文意，给人舒适感。辜尽可能不着翻译痕迹，使译文流畅易读，娓娓道来，具有文学作品特点，给读者文学美感。总体上，辜阐释式的归化意译译本，给人活泼生动，富于美感的文学型翻译之印象。

五、两译本的局限性

（一）理氏译本

理译本局限：译本过于机械复制原文，形式异化未达到精神实质异化或忠实传达；部分译文误译，缺乏阐释，没有透彻理解儒家思想精髓。误译原因：从译者角度，其翻译目的是传教，非真正意义站在人类文明角度，其翻译前提是：基督教文明高于儒家文明，因此未能真正领会儒家思想内核。从时代角度，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意识膨胀，其认为东方文化是弱势文化，对儒经有根本偏见。从译本难度角度，《论语》高度凝练，代表中华民族核心文化价值观和精神根基，不同于一般文化读本，其哲学思想高深，精神本质独特，国外较国内译者更难透彻理解《论语》精髓。

“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它支配着人们的信念，态度和行为”[7]（胡文仲，1999：175）。习俗文化方面适应不是最难，难在价值观念适应。对于一般文化作品英译，适当采用直译具可行性，益于真实表现源语文化；但高度浓缩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儒家经典，不仅文化知识丰富，还要从整体意识出发，理解儒家经典精髓，把握其哲学思想和精神本质。理作为传教士受时代和自身文化背景局限，对儒经有内在偏见，文学品位不足，不能把握《论语》的精髓。

（二）辜氏译本

辜译本局限：采用过于归化翻译方法。从西方文化角度，其以西方哲学和宗教文化过度阐释，夸大文化词汇概念，忽视《论语》文化特性；部分译文忠实程度不足。局限原因：当时西方对中华文明偏见颇深，为挽回中华文明形象，辜采用高度归化方法使用普通词汇，不可避免以西方思想解读《论语》；辜早期接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对工业革命后极端物质主义和剥削压迫猛烈抨击；受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尊孔影响，均加剧其保守主义文化观，甚至夸大儒经救世价值。

六、结语

虽理部分译文加深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但其译本成为海外学习研究中国儒家思想无法绕过的文献，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文化传播。辜译本虽有不足，但秉着拳拳爱国之情和对原著之热爱，深入研究，深译精髓，为西方社会所推崇，一定程度上改变西方对《论语》的误解。如孔子不是刻板严肃而是仁慈热心、幽默大度的老师形象，使西方感受《论语》的哲学魅力、精神力量和文学美感。

两译者均有以本族文明拯救译语民族的雄心[9]。在当时背景下可理解，但我们要从辩证思维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看此，深刻认识各族文明平等独特，只有世界各族文明互相理解尊重，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这益于缩小自身和时代局限，对我国民族文学经典走向世界和翻译外国民族经典意义重大。

两译本比较发现，句子或語篇中，对直译与意译、阐释与翻译、归化与异化度的合理把握非常重要。归化方法易于贴近译语读者思维模式，但不能牺牲源语文化特征，也不能过于异化，脱离读者实际文化背景不现实也没有必要。适度直译和意译，翻译和阐释益于读者理解原文深层精神内涵和哲学思想，达到“功能对等”，即具体事实，主要精神，意境气氛对等，建立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翻译过程中译者加入适当能动的跨文化意义阐释，助读者正确理解以减少误解，促文化传播。

总之，译者应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传播人类文明成果的态度翻译原著。译者需胸怀博大，思维开阔，热爱原著，领会文学和哲学经典思想本质，把握翻译基本原则，采用跨文化阐释式翻译，合理把握翻译方法间的度，再现源语作品精神内涵和文化风格，体现其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的美。

参考文献：

[1]辜鸿铭.辜鸿铭文集[M].第一版.黄兴涛编.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343-353.

[2]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J].中国翻译，2014（2）：5-6.

[3]金隐.等效翻译探索[M].第一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7-18.

[4]Legge 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M].Hongkong：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inting Office，1861：49-218.

[5]Ku Ho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1898）[M].第一版.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6]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1925）[M].王国维文选[M].第一版.林文光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310-312.

[7]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第一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75.

[8]金学勤.论语英译之跨文化阐释——以理雅各辜鸿铭为例[M].第一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

[9]辜鸿铭.李晨曦，译.中国人的精神[M].第一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此论文为大学生科研立项成果。

指导老师：徐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