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

这是《太平广记》里的一个故事。唐朝期间，交广一带游历的客人，都爱到馆驿蹭吃喝。唐时的馆驿，专供承担朝廷任务的官员食宿，很多客人为蹭吃喝找关系入住。广州节度使卢钧有权批条子，但他深知其中的弊端，就在批条后面注上一句：“累路馆驿，供菜饭而已。”有客人拿着批条去，馆驿看条接待。客人吃罢白食，还赖着不走，驿吏来催，客人说：“食帖如何处分？”驿吏说：“供菜饭而已。”客人说：“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驿吏说：“不知‘而已为何物。”客人说：“大于驴，小于骡。若无可供，但还我价直（值）。”驿吏说：“每一‘而已，其价几何？”客人说：“三五千。”驿吏如数奉上。客人酒足饭饱，满载而归。

读罢故事，不觉为客人之狡黠，驿吏之愚钝而感叹。难不成这驿吏小学没毕业，竟不知“而已”为虚词“罢了”，并不是什么东西？抑或是因为客人拿了节度使的条子，驿吏不敢得罪，只好拿公帑送人情？如果每位来的客人都如此索要“而已”，那馆驿还不得关门大吉？

《唐律疏议》记载“邮驿本备军速”，邮路上设馆是为馆驿，馆驿是古代用来传达军情或者专门招待国家公务人员的，修驿道，建客栈，买马，备车，招驿吏及大量驿夫，花费肯定巨大。但馆驿在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古代，又是必须的设置，否则一旦有外敌寇边，朝廷不晓军情，仍歌舞升平，岂不误国殃民？所以，国家花大价钱养着馆驿，是必要的。只是似《太平广记》里的客人，一句还我“而已”，便拿走三五千钱，简直是敲诈政府钱财。但又不好给他戴公帑私用的大帽子，人家毕竟只是一过客，既没明火执仗地抢，又没丧心病狂地夺，仅仅耍了个小小的花招“而已”，如若非要给其行为贴标签，顶多算“揩油”罢了。

鲁迅先生曾经对“揩油”这样描述：“装满油的柏油桶，难免会渗油，有人若想要一张油纸引火，只要用普通纸在柏油桶上揩两下就成了，而不论用肉眼还是以磅秤过磅，油桶内的油都丝毫不会减少。”因为所揩之油分量极少，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揩油人敢光明正大地做，甚至美其名曰“损富济贫”。

但是索要“而已”的客人却无论如何也算不得“损富济贫”了，毕竟他拿走的“而已”高达三五千钱，并不是一张沾了油的纸。

揩油者敢光明正大，主要在于他只占了一张油纸的便宜;索要“而已”的客人则该低调些，否则可以告他讹诈国库的银子。揩油者揩油需舍出一张纸（原本也要拿来引火），客人骗钱也需要大玩“而已”的文字游戏，无论“揩油”还是讹诈，都必须要动一番心思，做些遮掩。但是前段时间看新闻，却惊讶于有人竟然连这样的遮掩都不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代表团开放团组会上说：“有的腐败分子不择手段，有个县长不光受贿，还直接把财政的钱打到宾馆然后从宾馆提走现金;县里收了一批文物，（这个县长）挑选了33件就直接拿回家去了。”（环球网2015年3月7日）

财政的钱敢直接提走，国家的文物敢直接拿回家，不费一张纸，连句“而已”也不说，就这么“光明正大”地拿走了？！由此可见，一些官员吃惯了嘴，伸惯了手，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拿，无须遮遮掩掩，不用犹抱琵琶半遮面，何等的无法无天！

古人借“而已”揩油，至少委婉些，还有点“技术含量”，而如今的縣长大人可以半点借口也不讲，文物直接拿回家，其胆气之肆无忌惮、方式之简单粗暴令人瞠目。也许我们可以猜测，那个县太爷是不屑于玩文字游戏，那样太文绉绉，太书卷气，不如直接拿走来得更爽快。而关键还是在于，县太爷手里有权，有权就可任性，大可不必巧立“而已”的名目去揩油，直接把“油桶”扛回家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