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盐亭先贤文同的生活、求学、为官足迹和传世诗文中，系统梳理文同精神内涵，着力挖掘其在官德修养方面的现实意义，以期在发掘、借鉴中传承文同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关键词：文同精神;官德修养;借鉴传承

文同（1018～1079年），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北宋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四川盐亭）人，著名画家、诗人。文同是四川盐亭先贤的代表人物之一，发掘文同的精神遗产，宣传弘扬文同精神，既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长期以来，除了“成竹在胸”的水墨竹画艺术外，文同诸多闪耀着中华文化光辉的精神品质，不为大众所知。从《文同评传》中可以看出，文同虽然是一个封建官吏，却在其诸多不凡的人生经历中闪耀着光辉的精神品质。这些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发掘、研究、传承和发展。

一、忠君为民、法制利民的理念

文同知陵州时，在《奏为乞免陵州井纳柴状》中，有一段话特别令人警醒：“臣之所见止为四县百姓有此积久输柴之弊，未尝有人为之言者。臣今既知矣，岂敢缄默？实恐上负委寄，循满而去，尸此禄食，非素心也。”文同为官，不是尸位素餐，循满而去;更不是为保一己之官帽，漠然视之而缄默，或畏惧权势，置社会安危、民生疾苦于不顾。其原因就在于他有一颗“素心”。

这“素心”是什么呢？其一是“恐上负委寄”，其二是“为四县百姓”。“恐上负委寄”，表现了他的忠君思想，把忠君和为民结合在一起。既然是忠君与为民的结合，就不能绝对“唯上”。这不“唯上”的标准，从文同的事迹来看有两个，一是是否损民害民，二是是否符合公认的法度。

关于第一个标准，即文同的为民思想，在他的《送尧夫二章》（尧夫名纯仁，范仲淹之子，文同同年进士）中有进一步的阐释：“欲与民为利，先求正所妨。”“不尔毛安傅，其如体自伤。”可见，“与民为利”，是他为官的宗旨。凡对“与民为利”有所妨礙的，他就坚决矫正。

公元1071年，文同到陵州后，深入山区，见百姓为盐井“输柴”十分悲苦。而“煎盐所用烧柴由陵州四县百姓按户缴纳”，则是“二三十年前…旧时立法规定”。文同并不“执据”反要废除，他以为二三十年前立法时，全州官井只有数处。但到他的任职时已发展到数百井，所要捐的柴已是过去的几百倍，不仅砍伐大量林木，导致“山谷童秃，极望如赭”。而且无论老幼都要荷负运柴行走数百里崎岖险峻的山路，“衣裳穿露，身体尩瘠[1]，都无人色，吁嗟之声，充溢远近。”（《奏为乞免陵州井纳柴状》）看到这种情况，文同便奏请革除这一弊政，改官办为民办，推向市场。这一废旧法、除苛输的举动，获得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护。这一废一兴，鲜明地表现出他所主张的是要利民惠民，而不是伤民损民。

关于第二个标准，即维护公认的法度。

公元1070年他在京城知太常礼院时，又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负责讨论拟定宗室礼法制度的事务。这事涉及王公大臣，非常敏感，稍有不慎，就会遭致不幸。7月，在议几位宗室后嗣袭封爵位的事情上，文同因与陈荐等“执据典礼，不予创改，违背了上意，受坐（处分）夺一官，由五品降为六品”。其实，他“执据典礼，不予创改”，很多当朝官员都是赞同的，但都不敢像文同一样对上直言。文同却做到了宁愿官削一职也不让步，他的“执据”彰显了为人处世的铮铮铁骨。

文同以守法利民的理念履仕，能做到既“与民为利”而“正所妨”，又“执据典礼”不唯上，是难能可贵的。

二、忧国忧民，勤民谨政的精神

文同所怀的“与民为利”的“素心”，鞭策着文同每到一处，都把造福社会、惠利百姓放在第一位，真心诚意地为百姓干事。

公元1070年，文同被朝廷任命为知太常礼院。在朝廷任职，生活优裕，一家其乐融融。但文同自知官场凶险，并不留恋朝廷，自请到川蜀任职。公元1071年农历3月5日，文同到达陵州（今四川仁寿）任所，所见“江边乱山赤如赭，陵阳正在千山头”（苏轼《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萧条官宇岩岭上，零落民家坑谷里”（文同《送通判喻郎中》），深感“此州最为僻陋”（文同《陵州谢上任表》）。从优裕的朝官生活，一下降到僻远的山野生活，其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年过半百的文同却甘于寥落，淡定处之，在这片土地上，他辛勤耕耘，收获了显著的政绩。

文同在陵州上任后即巡视各县。他在《祭梓潼神文》中宣示了他的执政理念和目标：“抚柔良，抑强悍;宣教化，齐咸俗。行二年之政，成一方之善。”

据载：文同微服私访，得知城中有一伙不法之徒，昼伏夜出，拦路抢劫，致居民日暮即闭门不敢出。文同调查清楚后，即捉拿归案，严加惩处。接着，又顺藤摸瓜，探知西山深处有强盗窝点，便一举捣毁，全部捉拿归案。从此，百姓夜敢出门，生活安定。

在陵州所辖的贵平县，有几名男子自称“真神”，诱骗老百姓放弃农事，奔走集会，祭拜鬼神，以此骗取钱财。文同得知后，擒其首犯，严刑拷问，使“真神”原形毕露;并处以刑律，没收其骗取的钱财归公。既制止了猖獗一时的迷信活动，教育了群众，又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保障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上文涉及的废旧法，除苛输;还有允许自办卓筒井，国家课以赋税，抑制豪强;调派军力，以防浮浪逃犯暴乱;改陵州为“监”，使国家监营盐业，都是文同在陵州任上的政绩。正因为他忧国忧民，勤民谨政，在陵州政绩突出，受到成都府路重视，成都府路派张郎中和张度支巡视后，专为他向朝廷请功恢复原五品官职。

文同在守汉中时，其政绩也颇丰，受到朝廷的肯定和赞扬，被授予度支员外郎，仍加轻车都尉官衔。文同视察汉中地理形势后，深谙汉中是战略要地，但已“城墙毁陷”，“厢军病孱居半”。他便奏请朝廷“修垒雉堞，增屯营伍”，“定众志，安固基本”，以防“临时万一”。（文同《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

同时，他对汉中恶劣的社会治安严加整顿。深入街坊市井，微服私访，查捕盗贼，使民安居;亲临险峻斜谷，布网交通要道，周密侦查，掌握证据，一举根除了长期以来官府禁捕不了的秦陇恶少;督厉县乡恶绅，减除苛税，昭雪沉冤。

三、心在草泽、悯民爱民的精神

文同“与民为利”的行为，正是他悯民爱民思想的具体表现。他出身农村，身世卑微，曾在《贫居》中描写当时的生存处境：“群蜗恶积雨，缭绕篆空壁。男儿处贫贱，举首宇宙窄。”他幼时背柴上街去卖，恰逢官轿迎面而来，因躲避不及，被推攘闯了官轿，受到官差鞭笞。一方面，他对农民生活的艰辛有深切的感受，另一方面，他对官府的专横跋扈有切身的体验，加之家庭传统的儒家“性本善”教育，这才成就了他骨子里悯民、爱民的意识。

文同有一首悯农诗叫《宿东山村舍》。从诗文看他是住宿农家，得知遭受虫灾后，已是家徒四壁的“八十雪眉翁”还要缴纳官税，又联想到老丈“必以饥饿死”。一时间文同也“不语唯抆泪”，“但愧有禄位”，乃至“到晓曾不寐”。常人都以为封建官吏在家都是妻妾成群，丫环伺候;外出都是骑马乘轿，簇拥而行。但文同却是宿居农舍，而且是在荒年的时候，可见文同非常关心民生疾苦，深入民间，同吃同住。“但愧有禄位”，“到晓曾不寐”，言明了他眼看灾情严重却又无能为力时那种愧疚、不安和痛苦的心情。

文同在《织妇怨》中描写了一位织女的悲惨遭遇。织妇辛勤劳作，累得肩膀都抬不起来了，双脚被踏板磨出了死茧，终于织好一匹精美的丝绢。父母小心翼翼地抱去缴税，发怒的监管却认为不合格，“大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毫不留情地盖上退印打回来。一家人“相看各无语，泪迸如倾泻”，只好典当身上的衣服，买来丝重新织绢。织女连夜加班织制，寒风刺骨也咬牙坚持。岂知第二天，催税的官吏就找上门来，“叫骂嗔纳晚”。对官吏的肆意欺压、蛮横无理，文同十分愤怒，发出了“安得织妇心，变着监官眼”的呐喊。如此细致的描写，说明文同和底层人民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对底层人民生活、思想、感情的了解是何等深入。

四、实事求是、矫枉纠错的精神

如果说忧国忧民、与民为利是文同为官的价值观，那么，实事求是、矫枉纠错就是文同为官的方法论。

北宋王安石变法，是在“积贫积弱”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是富国强兵，这一点，文同是拥护和支持的。但对其中一些與民争利的做法，文同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坚决予以纠正。

公元1076年，文同在知洋州（今陕西洋县）时，深入州北真符县和州南西乡县查访民情，得知茶盐榷法（官府专卖专买制度）实施措置不当，给老百姓造成三大苦难。一是官府每年向洋州征收四十余万斤茶叶，不准商贩转运，山民户户摊派，男女远运，远者往返千里，劳民伤财。二是官府另兴“纲外茶”，规定只能去蜀地销售，他路禁之;而蜀地盛产茶，运去的茶叶滞销沤坏，反遭赔索。三是民盐官控，不准商贩运销，盐缺民苦。于是他一面与路州朝廷专管使者交涉，要求厘正;一面上奏朝廷，解除了当地这一不合理的禁令。文同的这些政绩，博得百姓欢呼，传诵千古。

又如前面论到的废旧法，除苛输;允许自办卓筒井，国家课以赋税，抑制豪强等，都是实事求是、矫枉纠错的作为。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文同对待所谓“刁民”的事。1072年冬，文同守汉中。汉中东境城固县的旧巴城，其土著居民一贯拖欠租税，素称刁蛮愚顽。文同查访得知，此地乡规徭役苛重，居民一年耕种所获缴纳租税后就面临破产，民不聊生，痛苦欲绝，怨声载道。文同十分气愤，严斥县乡头目，督厉他们减免租税，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样一来，不仅积弊革除，巴城之民素称“刁顽”的恶名也得以澄清。

五、劲节高风、笑对人生的精神

如果前四条是文同的为官之道，那么这条就是文同的为人之道。为人之道是根本，为人之道正确，才能“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文同出身儒学传承的世家，又常与僧道交往，因此，儒、佛、道对他都有很深的影响。他风高节劲，正直为官;又泰然处世，笑对人生。文同在为张度支作的《射中金钱诗序》中说：“学以正治心，心以明养神，神以妙应物。”这就是文同的人生哲学。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同正是求学以正心，正心以明神，明神以得妙，妙以应万物。

文同劲节高风，正直为官，表现在他仗义执言，敢于矫枉纠错。文同任地方官时，很多地方积弊历任官员不敢触碰，他却敢于上奏朝廷，据理革除，从而所治之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拥戴，连巡视官都为之感动，朝廷也嘉其政绩。

文同劲节高风，正直为官，表现在他不贪图钱财，不趋炎附势。文同在朝廷任馆职时，由于其墨竹画名震四方，索画人门庭若市。但文同是以艺交友，鄙弃用绫罗绸缎来求画的权贵，将他们的礼物抛在地上骂道：“吾将以为袜！”所以文同为官一生，“公资廉方，居家不问资产，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己纳之阱中，必为出之而后已。”（《文公墓志铭》）以致死后，“遗留资产一无所有”。

文同劲节高风，正直为官，表现在他以正义为本，独立自主、不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执政风格。文同在王石安变法演变为党争后，又以晚唐党争祸国殃民的前车之鉴，箴劝道：“君莫学杨虞卿奉李宗闵，宗闵权势岂能久？君莫学刘栖楚附李逢吉，逢吉禄位宁长守？虽然一时身暂好，其奈千古名常丑。丈夫读书要知道，所信不笃被其诱。大张富贵作罗网，愚者纷纷以身就。”并得出结论：“劝君圣贤术内好潜心，劝君邪佞党中休入手。”（《遣兴效乐天》）他以“君子不党”来作为自己信守的格言，对变法政争“独远之”。王安石本来是文同的好友，一时炙手可热，但文同就是不愿强制实行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以邀功请赏。而苏轼与文同的关系更好，不仅书信不断，在一地为官时，还常常切磋诗书画艺，聊天谈笑;但文同决不怂恿苏轼反对王安石，反而加以劝诫。

文同劲节高风，还表现在他“自常审己，不敢求人”（《谢运判韩都官启》）。“自常审己”，表现出文同为官自省自律精神的常态化。“不敢求人”，表现出他对规则的敬畏与自警。文同为官，不是靠关系，而是凭自己实干以获得百姓、朝廷认可。公元1054年春，文同在邛州任职满三年后回到京城汴梁候职。自己身边很多候官的人，用尽心机，取巧钻营，甚至不顾廉耻，都谋到了职位。他对此并不羡慕，认为“胡为智巧役，所有日夜隳。不能保其元，妄事纷扰为。”（《秋居览景因感所事》下同）他鄙视这些人被钻营取巧所役使，连仁义道德的本元都丧失了，这样下去，祸患将会纷至沓来，无异于“汲汲以就死”的妄为罢了。他认为 “夫人为灵者，仁义实所尸。”人作为万物之灵者，就应以仁和义为主体（尸），否则，何以为人为官？所以，他既不以在邛州树立起来的循吏形象去跑官，也不找再次任相而与他有旧交的文彦博要官，更不去行贿买官;而是“闲居闭穷巷”，“掩书坐前楹”，寄身诗情书趣。

文同将自己的书屋命名为“墨君堂”，称竹为君，并在诗中写道：“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这种虚心劲节，正是他自身品格的写照。所以苏轼称其为“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而不倚，独立而不惧。”

另一方面，他又泰然处世，笑对人生，自谓笑笑先生。苏轼在《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序》中赞文同曰：“先生闲居，独笑不已。问安所笑，笑我非尔。物之相物，我尔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余，以竹发妙。竹亦得风，夭然而笑。”这“以竹发妙”，就点明了文同所笑之内涵：既正直高风，虚心劲节;又宠辱皆忘，泰然处世。所以连司马光都称赞他“襟韵潇洒，如晴云秋月，塵埃不到”（范百禄《文公墓志铭》）。有如此襟韵，才有在京城近两年的淡定候职;有如此襟韵，才敢于舍弃优裕的朝官生活，自请任地方官过艰苦的山野生活，积极施政;有如此襟韵，才能在党争中“独远之”，独立特行，游刃有余;有如此襟韵，才能在宛丘驿馆“沐浴衣冠，端坐而卒”，是那样的平静安详，从容镇定。

六、勤奋好学、崇教启智的精神

文同的先人文翁、文立为官时就非常重视兴教办学，开启民智。文同的尊祖、祖父、父亲皆尊儒重教，诗书传家。文同家族的这一文化根基，为文同创造了有利的学习环境。

文同自小就勤奋好学，天资聪颖，记忆力强。“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不到二十岁，文同就“声震成都，名扬蜀中”。文同少年时，遇农忙，就在家白天劳作，晚上读书;农闲时，就外出游学。他到过盐亭县、东关县（今盐亭金鸡）、新井县（今南部大桥）、阆州（今阆中）、梓州（今三台）、绵州（今绵阳）、成都等地，结交师友，切磋学问。文同在《邛州处士郭君墓志铭》中就谈道他少时在成都游过学：“余少时与郭周田（蟠叟）同学西州，交游甚熟。”[2]

文同弱冠后，不辍发愤苦读。他在《贫居》中说：“绳床拥敝绸，初起发未栉。南窗展书卷，就暖读寒日。”一早起来，连头发都来不及梳理就捧书阅读，1049年32岁时，文同考取进士。

文同立世后，秉承先人文翁、文立的传统，重教兴学，开启民智。1046年秋，在梓州参加乡试取得第一名（解元），1047年被郡中豪俊一致推举为武信军（今四川遂宁）公立学校校长。文同作为遂宁公办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为遂宁的文化传播、人才培养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文同知陵州（今四川仁寿），惩“真神”，除迷信;守汉中，办学兴教，传道教化，移除当地饶财寡文的遗风陋俗。文同这些举措，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拥护。由于文同家族非常重视崇教启智，又加他在为官后不断地学习，与名人切磋，反映社会，铭传人物，写意山川风物，从而达到了苏轼所称誉的诗辞书画四绝。特别是其墨竹画艺，“得于想象外”，“成竹在胸”，更是精益求精，开中国水墨竹画之先河。

七、敬老孝亲、不慕虚名的美德

公元1059年春，文同在京已考入属于名流的馆职担任朝官，其官运前途无量，令人羡慕。但令很多人费解的是，他却于1060年冬奏准辞京“通判邛州”。原来是因为父母已七十多了，令他牵肠挂肚，要回川尽孝亲老。父亲去世后，又奏请转判汉州（今四川广汉），赡养八十岁的老母亲。“百善孝为先”。敬老孝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有《弟子规》作为道德规范，新中国成立后又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现在还用法律形式规定子女“常回家看看”。文同敬老孝亲的美德，在重财利轻孝敬这一世风日下的今天，更具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传承文同这种敬老孝亲的美德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普天之下，共享天伦之乐。

参考文献：

[1]（宋）文同著，何增鸾、刘泰焰选注，文同诗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2] 刘泰焰、刘永文著，文同评传[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

[3]（宋）文同著，胡问涛、罗琴校注，文同全集编年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 1999.

作者简介：张宗源（1946–），男，汉，四川盐亭，中学高级教师，从事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四川盐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