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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造词法研究综述

2015-06-10张晓琴

北方文学·中旬 2015年7期
关键词:造词构词法

张晓琴

摘 要:对汉语造词法的研究及发展进行简单的概括,阐释了造词法的深层内涵及其与构词法的区别与联系,分析了几个有代表性的造词法体系,并对造词法的发展作出了新的展望。

关键词:造词;造词法;造词法体系;构词法

一、造词法内涵及其与构词法的区别

早期并无“造词法”这个名词,只是在行文中涉及了造词法的观点,首次使用“造词方法”这个术语的是廖庶谦先生在他的《口语语法》(1948)中把造词法分为三个阶段,从声音上自然发展得来,从语言发展得来的和由短语变成的。

徐通锵《语言论》(1997)将造词法称之为“构词法”,而对造词法界定得比较好的是葛本仪:她认为造词法的意义在于创造,制造,造词即指词的创造说的,是研究一个词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造词法的问题,这是对词进行动态描写。而构词重在研究词的结构,研究语素构成词的法则,是对既成词做结构分析,说明词的内部结构中语素的组合方式,对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等结构类型作分析。陈光磊在他的《汉语造词法》中也再次强调,造词法是新词形成的方法,它对造成一个词所使用的语言材料和手段作分析,说明词所形成的原因。

二、几个有代表性的造词法体系

孙常叙《汉语词汇》(1956)最早建立了汉语造词法体系,指出造词方法和造词结构的不同,创造性的提出研究造词方法就不能完全使用结构形式作标准,分析了汉语造词方法的分类标准,从而把汉语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方法,语义造词方法和结构造词方法三种,具有建设性。孙氏对造词法体系的一大贡献,在于指出了汉语造词法的新旧质区别,并且指出新质是从旧质中滋生出来的。由于是最早的汉语造词法体系,孙氏体系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比如,语音造词方法只列举了象声造词一种,略显单薄。再如,把比拟造词这种运用修辞手法造词的方法和变义造词一起归入语义造词方法之内,不太合理。支持孙氏观点的有武占坤和王勤,他们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1983)一书摈弃了“造词法”的提法,一律称之为“构词法”,实际上就是指汉语的造词法。他们明确指出“构词法”既是词汇现象,也属于语法现象,只是在词汇学里所处的重要地位超过了在语法学领域的地位。他们把现代汉语的构词方法分为四大类型:形态构词,语音构词,语义构词和句法构词。这是继承了孙氏的内容体系又不同于孙氏。他们将形态构词和句法构词分离成两个大类,有别于孙氏笼统的结构造词方法;又将语音构词细分为四种,除了孙氏的象声造词之外,还分出了双声、迭韵和迭音造词,使得造词法体系更为完善、合理。

孙氏之后,造词法研究一度无人问津,直到1981年,任学良《汉语造词法》(1981)第一次以造词法作为研究对象出书,条分缕析,建立了系统的汉语造词体系。认为造词法和造句法全面一致,把汉语造词法体系分为五种:词法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修辞学造词法,语音学造词法和综合式造词法。每一种造词法又分列细目,使得整个体系清晰,更显其系统性。其中,相对于孙氏单一的比拟造词,任先生首次提出了“修辞学造词法”,列举了比喻式、借代式、夸张式、敬称式、谦称式、婉言式、对比式、仿词式八种修辞造词法,解决了语言运用中的很多实际问题,意义尤为重大。但是任氏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他提出的五种造词法并不能分析所有的词,比如一些单音节单纯词:人、手、足、头、口、日、月等。任氏认为汉语词汇中所有的词都有造词法问题,但不是所有的词都有构词法的问题,这种以造词法统率构词法的观点颇有争议,没有认清造词法和构词法实际是从不同角度对词语的分析。

任氏之后,研究汉语造词法的代表人物就是葛本仪先生了。她的《汉语词汇研究》(2006)将汉语造词法归纳为八种:音义任意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双音法和简缩法。其中,“音义任意结合法”弥补了任学良对某些单音节单纯词分析的不足,是一大进步。虽然任学良认为简称不是造词的问题,但是葛先生独抒己见,把“简缩法”列为造词法,认为其是新词产生的途径之一,观点新颖。葛式造词法体系与孙氏和任氏的造词法体系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把结构问题放到了构词法当中自成体系。葛本仪先生对造词法和构词法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认为造词法和构词法二者并重,这是公允和科学的看法。但是葛式造词法体系也有缺憾,总体感觉庞杂冗繁。比如,这八种造词法从语音角度说就有四种,何不精简为一大类?再比如该体系中的“说明法”,概念较模糊,从事物的情状、性质、用途、领属等十个小方面进行分析,灵活性不好掌握,主观随意性大。此外,葛本仪先生对修辞造词法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葛式之后,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有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1990)中提到的观点。他批评了任学良造词法体系分类的不合理性,认为任氏体系的分类是按多个准则划分出来的,由此必然会导致各类之间的界线不清。而他根据语言材料的不同,把现代汉语造词法分为三大类:词汇材料式,语音材料式和混合材料式。刘氏的造词法体系,使用一个固定准则进行分类,独树一帜。但是缺点还是彰显出来,比如,“词汇材料式”涉及了结构问题、形式问题、修辞问题和词语变义问题等,纷乱无序,实用性不强。

刘氏之后,陈光磊《汉语词法论》(1994)把汉语造词法分为:词法學(形态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修辞学造词法,语音学造词法,文字学造词法和综合以上两种或多种方式造词这六种,分类清晰明了,但是没有具体阐明其造词法体系。

三、造词法新的发展

首先是对词语造词理据的分析。孙常叙最早认识到了造词的认识基础,提出了造词素材是有意义的,并且首次列出了以词素意义作基础的语义造词方法。任学良的书中提到了“造词意图”的观点,认为分析造词法要把词语的意义和结构结合起来分析,比如“公主”一词,只有知道“公主”的意思是古时候天子嫁女,要同姓诸侯主婚,才能分析出它是主谓式的词。而对词语理据意义分析最深入的是王艾录和司富珍的《汉语的语词理据》(2001)一书,第一次系统全面的考察词语的形成动因,从历时语言学的角度指出汉语词汇的发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是本书最可贵的地方。根据词语造词理据阶段特征的不同,在语言发展的最初阶段产生的词是原生词,在原生造词阶段的晚期产生的词是派生词,到两汉以后直至唐代,句段造词逐渐取代了派生造词,成为汉语造词的一种主要手段。而该书为我们揭示出的语言的起源,如“叫喊说、感叹说和摹声说”的提出,是比较全面和可信的。袁庆德不满足于《汉语的语词理据》中对语言起源的探究,对汉语语词的起源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早期汉语造词法新探》(2002)对汉语自生阶段的造词法进行了研究,把早期汉语造词方法归纳为自然发声法、摹声法和摹态法三种。“摹态法”是袁氏很有创意的提法,是为了弥补摹声法的局限性而产生的造词方法。“摹态法”是一个全新的理念,袁氏例证详实,为以后学者拓宽研究思路。袁氏把造词法研究重心放在某一语言发展时段,没有纵览整个汉语造词法,也是他的独到之处。

李如龙的《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2002)是造词法研究领域的突破性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及造词,但是文中清晰指出词汇衍生方式也即创造新词的方式。李如龙先生将之分为四种:音义相生,语素合成,语法类推和修辞转化。文章从上古汉语分析到现代汉语,探讨了这四种造词法各自活跃的历史时期,认为古今汉语词汇衍生方式都可以纳入这四种方式里,而且这四种方式的先后顺序也是符合语言流变的,。李如龙也赞同修辞造词法,但是同任学良相比,李氏并没有局限于辞格,而是从广义修辞的观点扩展了造词法。

如今,造词法体系规模日益完善,但是较之于发达的构词法体系研究,汉语工作者仍需努力。

参考文献:

[1]廖庶谦.口语文法[M].哈尔滨:读书出版社,1948.

[2]孙常叙.汉语词汇[M].吉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6.

[3]任学良.汉语造词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社,1990.

[6]陈光磊.汉语词法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7]李如龙.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

[8]张寿康.构词法和构形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9]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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