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继平

那时曹聚仁的女儿曹雷女士，似已近花甲之年，但却气质雅洁，风韵犹存，依稀仍能看出她当年主演《年青的一代》时的靓丽倩影。

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有一次去采访电影艺术家曹雷女士，因为我知道她即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文人曹聚仁先生的女公子，于是就从自己的藏书中顺带了一本曹聚仁的集子，想请她题字留念。那时的曹雷女士似已近花甲之年，但却气质雅洁，风韵犹存，依稀仍能看出她当年主演《年青的一代》时的靓丽倩影。记得她当时对我说：“我题在父亲的书前不太合适吧。”后在书前几页的图片中，选了一张父亲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时与她的合影，于是便一旁题了两行小字，并签了名。

此事给我的印象颇深，甚至那次采访什么的事都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这个题字的细节却清晰得似乎就发生于上周。因为那一段时间，我恰好很喜欢曹聚仁的文章，我觉得他的一些谈学问、讲掌故、论风物的文章，均写得短小精悍，风趣明快。后来又有一本《听涛室人物谭》，更是深得我心，曹聚仁记写那时的人物，均亲历亲为，活灵活现。200多篇人物小记，读之让我仿佛也走进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圈。由此也可见曹氏交游甚广，无论学苑文坛、报业政界，譬如从章太炎到鲁迅，从于右任到陈独秀，从周恩来到蒋经国，他居然都能周旋其间，如鱼得水。我想，曹氏做文章快而多，交游广而博，似乎和他长年的记者生涯有点关联，但他深厚的国学根底，宏阔的史学见识，却是一般记者万万达不到的。

在现代作家中，曹聚仁的经历带有谜一般的色彩。他既是一位教授、学者，又是一位名编辑、名记者、名作家，还是一位在文坛上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活动家。然而，最叫人佩服的是，无论做教授还是做编辑，或是随军做战地记者，以及后来从事什么社会活动，他的那支笔则始终挥而不停，据统计，他一生写下有4000万文字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高产的数字，我所敬仰的伟大而勤奋的鲁迅先生，加上日记书信和译著，也仅1000余万文字，而4000万文字，即便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中，也是屈指可数的。

我看过曹聚仁先生的手稿，密密麻麻，几乎无行无距，读起来很是费力。最初读到的曹聚仁书法，是在“文人手迹”收藏家潘亦孚先生的藏品中，有两幅作品，均是录写他自己的杂诗。记得其中一首是《山阴道上》，写鲁迅先生的，书末落的是双款，就是赠予自己的妻子“阿云存念”的。诗曰：“迅翁辣笔铸新辞，大义微言土谷祠。呐喊彷徨独荷戟，稽山兀兀我无诗。”我们都知道，曹聚仁与鲁迅先生的关系不错，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就与“迅翁”时相过往，曾还表示要为鲁迅写传记。后也未食其言，果然于1956年在香港写成并出版了一部《鲁迅评传》。颇难可贵的是，五六十年代的大陆，正是将鲁迅疯狂捧上天的时代，而曹著则相对客观，正如他以前对鲁迅承诺过的，把鲁迅写成一个“人”，而不是“神”。

尽管曹聚仁没把鲁迅当作“神”，但从这首《山阴道上》的诗中，我们仍可看出他对鲁迅先生的崇拜与敬佩。孙洵先生的一本《民国书法史》中也收有一幅曹聚仁书法，还将曹聚仁归于郑孝胥的门下弟子，并称其书与其余的几位“郑门弟子”如赵叔雍、徐志摩、林语堂等相比，“曹聚仁题字较多，也最能反映‘郑派’特色。”

曹聚仁书学郑孝胥，是“私淑”还是正儿八经地“拜过帖”，我尚不清楚。记得曾就这个问题我还请教过曹雷女士，但她一口否定了我的问题。不过这也无妨，虽然曹氏在一些文章中，没能涉及他的课字学书经历，但据我的臆测，以当年郑派书风在社会上之风靡盛行，即便没有专门的临习，受些影响也是难免的。

一个人儿时的读书经历和趣味，往往会决定着他的一生。曹聚仁幼承家学，其父曹梦岐是清末秀才，也是一位教育家，自己捐资在家乡办起了一所育才学堂。据曹聚仁的回忆文章说，他四岁就从父亲读《大学》、《中庸》，《诗经》背了九次，《礼记》、《左传》也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念了一遍。那时学生都要读经，并信奉“读经救国”论。所以曹聚仁自嘲地说：“如果读经能够救国的话，我就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后他入杭州一师读书，杭州一师是当年浙江省的最进步学校，经亨颐、夏丏尊、李叔同均执教于该校，应该说，曹聚仁受他们的影响很大，以后也走上了执教为师的道路。而真正使曹聚仁在文坛初露头角的是他21岁时，听章太炎的国学课，并将章太炎的讲课整理成一部《国学概论》来，从此名声大噪。

因为人们都知道，章太炎的学问高深，非浅学者能懂，他的演讲又带余杭口音，一般人若能懵懂听明白一点已是相当不易了，而曹聚仁一个才20来岁刚出道的小伙子，不仅听懂且整理成書，而且居然还获得太炎先生的首肯，那自然就不是个简单人物了。1927年鲁迅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正在该校执教的曹聚仁也同样边听边记，为鲁迅先生记下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刊发在当时的《新闻报》上，此文后也收入了《鲁迅全集》中。

由此也可见曹聚仁的落笔之快，但非常的准确到位。我见他的文章风格，似乎和他的书法也有点类似，即看似率性无羁，但却又非常的直截果断。我想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曹聚仁和几位同人再也沉默不住了，他们就编辑创办了一份《涛声》周刊，以“乌鸦主义”为口号，即“报忧不报喜”也，在国难当头，他们报国家民族之忧，为时代而呼唤。比较另类的是，《涛声》以乌鸦作为他们的“刊徽”，图案是下面海涛汹涌，上面群鸦乱飞，就连他们的信封也用乌鸦为标记。创刊一年来，《涛声》的影响力愈来愈大，鲁迅也自发地写了多篇杂文为之声援。随着声势日益造大，最终不得已也遭到查封矣。多少年后，著名老作家柯灵先生还有诗句赞曰：“曾闻涛声惊永夜，漫托鸦鸣作直言。”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