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苏林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女性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所有的省部级正职以上的官员中，女性官员更是引人瞩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家媒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任和现任正部级以上的女性官员进行了梳理，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正部级以上女官员数量达到86位。国家机关女干部是广大妇女中的优秀代表，是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从机关任职开始晋升到省部级职位是女性高级公务员的主要成长路径，大部分地方的女性高級公务员都是从本省机关的初级职位开始，一步步晋升到现职。如2011年升职的安徽省委常委沈素琍，就是从地方教育局科员做起，历任外贸局长、县委副书记、省物价局局长，到成为主政一方的铜陵市委书记；再如曾经主政河南济源的赵素萍，2011年济源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03亿元，财政收入44.4亿元，人均GDP在河南省率先突破8000美元，人均财政收入全省第一。在抓经济增长的同时赵素萍也不让环境受损失，使济源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这位女官员后来跻身河南省委常委。

与这些优秀的女官员不同的是，有少部分女性公职人员，走的是一条畸形升迁之路。她们上升的途径有买官卖官，伪造学历证书、干部履历，以及出卖色相等等。这其中，以档案造假和以色博取上位是最主要的两种表现。这样的升迁之路不仅影响官场的形象，也影响女性干部的整体形象，势必腐蚀我们的国家肌体，如何规制女性官员的畸形升迁路线，成了当下值得研究的课题。

档案“洗白”：面具之下的“官运亨通”

综合媒体曝光的资料，我们发现，在档案中修改年龄、增删履历，将背景材料整体“洗白”，成为包括女性干部在内的一些地方干部谋求上位的“潜规则”。在中纪委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中，巡视涉及的20个省份中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整治干部档案造假，其中河北处理了11名身份造假的干部，而造假者多为女性。

当前干部管理和人事组织部门对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在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多方面都有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要求，有些条件不够的干部为了“占位子”、“争帽子”，即便明知有暴露和被查处的风险，却依然将“洗档案”当成火线上位的“关键”。

例如，原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秘书长王红英。2013年4月任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秘书长。经查，王存在制造虚假年龄、虚假身份、虚假任职经历等问题。王实际出生日期为1976年3月14日，1991年以来先后三次涂改，最后将出生日期改为1978年12月15日。2003年12月，王分别请托时任太原市商贸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人事处处长王秋兰和太原市财贸综合开发中心主任李某某，伪造自己担任太原市财贸综合开发中心副主任（正科级）的《干部任免呈报表》并加盖公章。此后，王先后被违规任用为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副镇长、太原市质监局监督处副处长、处长。根据查核结果，山西省对此案做出严肃处理：责成省质监局取消其公务员身份，撤销其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秘书长职务。其他涉案人也分别受到处分。

干部履历档案造假，自然不是女性干部升迁的法宝之一，也不是女干部如此升迁的专利。不过，这也提醒有关部门，一要建立干部档案数据库并全国联网，即使干部异地交流也能实现查询；二要改变人事档案的“黑箱”化管理模式，扩大干部基本信息的公开化，为社会监督创造条件；第三要加强对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

“色相”上位：当生殖器成“升职器”

正如民众所感知的，当下的官场存在着权色交易，身处其中的女官员也有些“在劫难逃”。例如媒体所披露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副县长杨昌明被刑拘后查出患有艾滋病，疾控部门要求其供述与其有染的女性，结果名单上竟有30多人，其中多为女干部和女教师。

而党熙燕案，也是“色相上位”的一个典型案例。党煦燕原系社会闲散人员，2000年还没有工作，经人介绍，高新区一位领导把她招到下辖一家公司打工，后招聘为该公司职工。2003年，党煦燕被借到高新区管委会上班，随后踏上了升迁之路。2004年至2007年三年内党煦燕由借用人员提为局长助理、副局长、局长，管委会主任助理、管委会副主任，三年连升四级。党煦燕履历中最值得骄傲的是自称1993年起被公派到俄罗斯和美国工作十年，担任过总裁。而原管委会主任张兴华说，党煦燕2000年从国外回来，曾在美国工作五年，在俄工作四年。两人所说时间矛盾，不少人怀疑党煦燕的履历有假，可能涉嫌伪造。根据群众反映，党煦燕和管委会主任张兴华长期姘居，多次在张办公室吵闹打架。其中一次发生在2008年12月30日下午，党煦燕得知张要提拔一名年轻女同志，就冲到张办公室，大打出手，扬言要跳楼，并大声哭叫：“老娘陪你睡了七年，你这个大流氓，谁和你睡你就提拔谁”。有人说，党煦燕这个女人很有魄力，的确有些道理。试想，有哪位陪睡过领导的女官员敢于曝光自己的陪睡史？

随着反腐的深入，十八大之后关于女性官员“落马”和权色交易的消息引发更深度的关注。通过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案件查处”栏目进行数据统计，将所有通报的女性官员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发现，不少落马女性官员提拔迅速，其仕途进展之顺利令人叹服，多名落马女官员腐败案件涉及“权色交易”。其中“与他人通奸”，首次出现在女性官员的调查情况介绍中，也引起了舆论对于一些落马女官员“以色谋权”的腐败新特点的探讨。

这些与领导有性交易的女官员，应该是“性观念”相对开放的，她们通过和领导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不是直接带来非法物质利益，就是非法谋取职务上的升迁，至少可以带来工作上的便利。在她们看来，“陪领导睡”的投入产出比很高，是一件划得来的事情。必须承认，在当今社会，女人的身体成为权力祭台上的供品，这是畸形的官场现象，被奉献出的贞洁与肉体是女官员仕途生涯“天堑变通途”的一道捷径。这是女人的无奈还是权力之手的胜利？

官场“色戒”：潜在规则必须终结

2010年以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部开展了“中央国家机关女干部成长规律研究”，该研究发现，女官员成长存在辅助性岗位多，重要岗位少；虚职多、实职少；本职多、兼职少等问题。这“三多三少”，成为女干部成长的阿喀琉斯之踵。可以说，在我们国家，女性公职人员走向权力巅峰的成长之路势必需要付出比男性多得多的努力。这使得某些权力欲望强烈又能力不足的女干部心生不轨，企图通过非正常途径实现仕途的理想。无论是王亚丽们，还是党煦燕们，都丧失了作为人民公仆需要坚守的信仰，也忘记了本该承担的使命，终究都逃不脱法律的制裁，自食其果，为人所不齿。

伪造履历也好，出卖色相也罢，这些所谓的“官场潜规则”是一种让老百姓和清官们毛骨悚然的“游戏”。“潜”者，暗、阴之谓也。潜规则，阴暗的规则，即见不得人的默契。有人说，中国特色的“官场潜规则”是中国官场的润滑剂，没有它就运转不灵。这当然是歪理。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从官场生态的角度看，不管是男贪官还是女贪官，都会存在以色谋权或以权谋色的行为。专家指出，应重视女官员“以色谋权”的腐败漏洞。建议对查出存在“以色谋权”的女官员严肃处理，形成震慑，净化官场空气，逐步建立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使其公开化和透明化，有效制约权力运行。我们知道，法律主导下的社会制度、规则秩序，是现代社会得以存在并运转的基础，而制度规则的理性及其所要求的确定性、透明性，又是这种社会秩序必然的内在品质。具体到社会管理层面，比如在官员的选择任用、监督查处上，唯有制度的理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引导、保证他们的行为在理性而不是迷信的范围內运行。一些贪官企图在制度外通过特殊的官场关系、手段得到提拔或者逃避惩处，除了谴责他们的胆大妄为外，我们是否也要检讨：我们的制度设计中，有没有为这些官员留下可供非理性操作的空间？

虽然在干部的选拔任用、监察监督两方面，近年来国家已做了大量完善制度、健全法规的工作，但我们不难发现，干部人事决策在小圈子内封闭进行，监督制约机制悬空、失灵的现象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跑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绝，很多大案要案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查处、曝光常常系于偶然因素。其实，就像商人都追求利润，渴望从市场上脱颖而出一样，一个官员希望得到重用升迁，并非什么不应该的事情，但问题是，只有当我们关于官员的奖惩制度同时又是确定、可预期的——怎样做可以升迁，怎样做必被查处，都明确规范、公开透明了——官员们的这种理想才能纳入理性发展的轨道。毕竟，和别的职业不同，官员执掌的是社会公权，承担的是公共责任，因此，为这种职业打造更加严密的制度环境，使其接受更多理性阳光的审视，不仅是一种职业规范，更是整个社会秩序的要求，理性的必然。

因此，对于贪官堕落现象，仅仅囿于个人思想觉悟层面，只做道德评判，是远远不够的，透过重重迷雾，寻找制度根源，用理性破解罪恶形成之谜，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当然，官员也应该反思，在这个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尚未彻底得到遏制的时代，应如何把持住自己？为官者，如果把握不住自己，做官和坐牢不过一念之差、一步之遥。那么，究竟该如何把握住自己呢？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体党员干部要坚定信仰修“廉心”。根治腐败，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的心灵必须净化，人生观、世界观必须得以彻底改造。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论是男性干部还是女性干部，只注意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把握工作大局，努力改造客观世界还不够，还要时刻注意改造主观世界，还应时刻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十八大反腐的实践证明：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论位多高，功劳多大，只要违背了党的宗旨，走向腐败，就必须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