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欣闽

看得出来，母亲这次是下定决心要买下这所房子了。

傍晚的时候，她带着我乘着有些昏暗的天光，围着那所房子转了几圈儿，仔仔细细地打量，看房上的茅草是否还算厚实，围墙的土坯和砖块是否还坚固耐用，还有前后园子里的青苗，茄子开着花，黄瓜长势也不错，青豆已经结出寸八长的荚了，过个十天半个月，就是一笔收入。精打细算的母亲肯定在心里已经盘算过了。

选择这个时候来，我心里明白，她怕被熟人撞见，再横生出什么枝节。

许多年后，我远居外地，工作，生活，但在我所有关于家乡的梦境里面，这所房总是赫然在目。1980年的普通东北民居，看不出它有什么舒适感，房檐略微低了些，甚至在边缘处还长出了青苔，射进屋内的光线一部分被遮掉了，四面的泥土外墙在雨水冲刷下斑驳一片，木制的窗棂原来漆上去的海蓝色也已经消失殆尽，两侧的窗扇能推开，却关不严。

可是，正是这样一所简陋的房子，却拥有一个与其极不相称的宽敞的大院子。方方正正的气派的大院子。从门口望过去，视野开阔，院子边上，围墙七扭八扭圈住一片开阔的大菜园子，贴着墙，大片的土豆花和波斯菊姹紫嫣红，浓烈绽放。一口压水井立在墙边，井水清澈甘甜，顺着水沟直接流进园子里。

我知道，宽阔对于母亲有着致命的杀伤力。很多年前这个词就已化身为蛊，种在她的心上，适时繁衍，暗暗提醒着她，左右着她，此时竟帮她下定决心，倾其所有，不，应该说是拼劲全力买下这所当时在我们看来天价的房子。

母亲和继父结婚的时候，住的是同屯人的房子。继父算是个老光棍儿，在县畜牧局下的一个分场上班，三十几岁依然孑然一身，朴实，木讷，比年轻貌美的母亲大了十二岁。起初，母亲是坚决不同意的，后来她的目光缓缓地落在了我身上，才点了头。为了能够帮助我们一家三口找到一处安身之所，介绍人费了许多唇舌，同房主说了不少好话，诸如中年成家不容易，家徒四壁挺可怜的，帮人就是积福积德等等此类。

那是半边狭小的房子，像个长相奇特的生物贴在正房旁边，四壁透风，一到秋冬季节冷得难忍。即便始这样，刚过了一个月，房主又把南炕租给了一对新婚小夫妻，两炕之间，五六米的距离。

相信那是我此生最惊诧难解的经历之一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两炕炕沿上都垂下幔帐，母亲和继父用的是黑蓝色的斜纹布做的，而对面新婚小两口用的则是鲜亮的水粉色。夜静更深，对面的呼噜声震耳欲聋，我总是被噩梦吓醒，母亲一面悄声安抚，一面用手掩住我的嘴巴，神情痛苦。

一年后，在这个狭小逼仄的房间里，我们先后迎来了两个小生命，我的弟弟和对面炕上的妹妹。啼哭声遥相呼应，尿布堆在地上，空气黏稠，憋闷。母亲躺在炕上，全然没有照看孩子的心思，整天眼神空洞地望着屋顶垂下的茅草，我时常看见那些大颗大颗晶莹的泪珠，接连不断地从她的眼角跳出来。

如果一个人的记忆是从三岁开始的话，弟弟比我幸运，他三岁的时候，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屋子。这不得不先从母亲的变化说起。

与毫无主事能力的继父生活的几年，母亲由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子被锻造成了经世圆熟的乡村主妇。继父所在工厂分公房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母亲正接到房主要求搬家的最后通牒。

所谓的公房，就是工厂一排连脊旧房，一间半一户，早就住满了人。只是最近有一户男主人升迁，要搬走，产生了一个名额。继父愁眉苦脸地告诉母亲，厂里等房的人多的是，根本不可能。

唉，房子！在母亲心里，它就是索命的恶疾，那些年，没有什么比它伤她更深更重。几天时间里，从每个人口中说出的不可能都让她的内心燃起愤怒，鼓荡起前所未有的力量，她被一阵阵莫名的绝望或刺痛所笼罩，痛彻肝胆，挣脱不掉。蓦地，全世界都静下来了，只剩下房子这一件事在等着她去做。

母亲守在领导的办公室门口，路上，家门口，反复讲述继父和她的窘困，入情入理，声泪俱下，说得领导无言。最后，领导不得不告诉她，这套房子已经分给别人了，如果再有名额一定是你的。

回来后，母亲不吃东西，也不说话。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晚上，领导的小秘书跑来，大声喊着，告诉我杨婶儿，又调走一个干部，王书记说，那套房分给你们家了……

我们把多年积攒的欣喜和幸福感一同修进了房子。垫高老旧的门槛，以防下雨的时候雨水灌进屋里。土炕上只能容下四口人，也足够了。窗户打不开，只有上边一个气窗，母亲竟把玻璃擦得透明，我放学回来，遇到家里没人就从气窗爬进爬出，继父买来旧报纸，贪黑把四壁和棚顶糊得亮堂堂。板皮做好栅栏，我们有了独立的小院子，我和弟弟可以自由玩耍了，再不必担心被人驱赶，母亲养的几只小鸡小鸭子也在我们身边跑来跑去。

三年后的一天，母亲把继父和我们叫到跟前说，我想买房子。

她不是在同我们商量。她已经卖掉了这一间半房子。手里正攥着全家所有的积蓄。她就是想得到那所房子，她不说理由，或者根本就没有理由，她对那所房子的愿望不可遏制，为什么？1980年，2200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家里所有的钱加到一起，还不到1200元，还差近一半，里面还包括我上重点中学的学费。

我一个人躲在墙角无声地抹着眼泪。我想质问母亲，为什么那么喜欢买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连我的学业也不顾念了？我不能质问，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质问。对于母亲来说，我是她苦难的根源，贫瘠的生活已经把她压榨得变了形，当年如果没有我的存在，她就不必承受这些，她就会有选择的权利，就会幸福。在她身边，我时刻标志着她苦难的过去，提醒她记起那些痛苦和绝望，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身上凝聚了深深的罪过。

三天后，母亲如愿买下了房子。债务没有带给她压力，甚至房主说要等上三个月才搬家她也没介意。我还在为学费发愁，看到菜园子里满架的青豆，我有了主意。房子已经是我家的了，菜自然也是。

我把卖青豆的11块4毛钱交给母亲，那一瞬间母亲的表情极为复杂。傍晚，房主媳妇怒气冲冲拿着筐子赶来，说了很多无礼的话。母亲把我护到身后说，一个小孩子不懂事，想攒点本子钱，你别生气，钱在这儿。

那晚，我一直哭，母亲默默地坐在我身边，没有劝我，也没为我擦眼泪，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周后，她把100元钱交到我手上，说，你自己留好，交学费用吧。邻居家的姑姑告诉我，你妈去建筑工地拆石棉瓦，没日没夜的，手上胳膊上全是玻璃刺，去医院看看吧。我躲在屋后的园子里，哭了一个下午。母亲最终也没有去医院。

搬进新家后，我住校学习，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继父和辍学的弟弟一直住在那里，还有迁居的姨父、表弟，有一段时间，外婆因为得不到舅父舅母的赡养也搬来住了，直到去世前几个月才离开。

这所房子见证了母亲人生中许多重要的事件，我考入大学，出嫁，弟弟娶媳妇，生子，继父患脑梗，瘫痪六年，母亲把他伺候得干干净净，直到去世。后来，弟弟和弟媳也领着孩子搬进城里，母亲执意不去，也不到我这里来，一个人守在老房子里。我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带着丈夫和孩子去看看她。

昨晚，母亲打电话来说，还差几天过年了，都回来吧。

一家人团聚不容易。母亲当着我们的面，打开一个布包，竟然是20匝崭新的人民币。我把老房子卖了，母亲语气平和地对弟弟说，这钱你拿去交楼款吧，这辈子我亏欠最多的是你姐。

弟弟和弟媳大喜过望，连声答应着把钱收了。

我问母亲，不是不想卖房子吗？为什么又卖了？母亲的眼神有些飘忽，轻声说：“他们俩不是一直惦记嘛，给了他们我也就清静了。你当大的，要理解，别计较。”她看着我，满是歉意。

天阴着，光线暗淡，站在窗边的母亲明显委顿了许多。她坚韧的性情依然无法阻止岁月的侵蚀，身材早已臃肿，眼神中多了份浑浊，白发更多，掩映在少许黑发之间，灰黑的色彩刺得我胸口一阵钝痛。我走到窗前，握住她的手。窗外，宽阔的院子还在，大菜园子还在，压水井还在，有多少个炎炎夏日，母亲在这园子里挥汗耕作，微笑着注视满眼碧绿，这里凝聚着母亲大半生的气节和心性，她把半世的悲情与窘迫全部融入其中，从而获得了人生的平和，这是她生命里异乎寻常的物件，如今竟要以这样的理由和方式终结或告别了。

母亲从不曾亏欠于我，是我这一生都在亏欠着她。这是我和她之间的宿命。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选择生存的路径，正像此时的母亲无法掌控自己的一件心爱之物。年老的母亲已经柔弱下去，像个孩子，或者像我的女儿，她余生杳杳，我必善待。

2013年，农历腊月二十八，北方大雪。雪花落下时，出奇地大，霎时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母亲看着窗外，喃喃地说，下雪了，素白之年吧，明年的光景一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