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泽

有一个人和一棵树，虽说早已不在这个世上了，可这树这人，我一想起，就有一种深深的内疚和负罪感。

我家老宅解放前地处长沙城北的杜家山，是城郊搭界处少见的砖瓦房，宅后紧邻一茅屋，其女主人无亲无故无儿无女。在砖瓦房和茅屋相处的几十载中，我母亲生养了七个子女，一个个长大成人，而茅屋主人谢伯妈还是孤身一人。虽说两个家庭境况不同，但是两家主人却相处融洽，一个不嫌贫，一个不自卑，相互照应数十年。

在我小时的印象里，“谢伯妈”已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仿佛比我母亲大一个辈分，可她和我母亲来往如同姐妹。每逢我生日，她总要送点东西给我，而且还要感叹：“冬伢子，你生下来的时候，我给你洗澡打包。看，现在你又长大了，伯妈又老了，唉！”她忍不住还要对我妈讲：“润娥，你真有福气，家大业大，有崽有女，只有我……”只要她流露出悲凉的情绪，我母亲会马上岔开她的话：“冬冬，快收下伯妈的东西，喊谢谢！”然后安慰她：“你有么子事，喊他们做。”我实在不忍心收她的东西，但不收，她肯定生气，而且会自言自语地自怜叹息，所以，每回我都收下，还要装做很高兴。

母亲怕我们长大后会改变对谢伯妈的态度，在我刚懂事时，就讲述了谢伯妈鲜为人知的辛酸经历：她年轻时，貌美贤淑，与一富家子弟结婚后，生有一子，特别聪明。为躲日本鬼子，她搬到乡下，寄居一远亲家。有一天，她几岁的儿子和她一起收拾丈夫的床铺，当她掀起被子时，一声巨响，她儿子被炸死，她自己也被炸伤，这飞来横祸，使她丈夫神经错乱后流落异乡，生死不明。谢伯妈悲痛万分，她恨丈夫胆小，将开启的手榴弹藏在枕头下。儿子死了，丈夫疯了，失魂落魄的她四处流浪。有一次，她昏睡在我家屋后菜地中的茅棚里，一条腿红肿发烂。我母亲发现后，给她清洗敷药，喂东西给她吃。她好点后，拿出五块光洋感谢我母亲，我母亲拒收，在问她将往何处时，她落泪不语，她看到我母亲无意催她走，便提出不再住我家而借住茅棚的想法，当我母亲不让她住茅棚，要她住我家时，她却执意要走。我母亲妥协了，和她商量：“茅棚可以送给你，不过现在住不得人，等我把它修好后，你再住进去。”她高兴地点头，但她说：“我买你的茅棚，我出钱修，我做你们的邻居。”我母亲了解她的个性后，为了帮她，表示同意，并收了她几块光洋，帮她修起了茅屋。从此，茅棚变成了茅屋，她成为茅屋的主人，靠打零工自食其力。

解放后，她被安排在环卫处工作，成为国家的主人，天天扫马路，日子渐渐安定下来。不料，文革期间，她因死去的丈夫家是大地主，自己的父亲是资本家而被批斗，戴高帽。尽管我父母根正苗红，也没保住她，她被赶出了环卫处。可她不想让自己闲下来，便开始在街道上义务清扫。后来有人剥夺了她义务清扫的权力，她便以捡破烂为生，靠街道上发一点五保户的生活费度日。

在我的记忆中，谢伯妈常在天未大亮时就背着大竹筐拿着小扒子出了门，傍晚路灯泛黄了才拖着沉重的竹筐回家。她弯腰驼背，满头白发，却时刻保持衣着整洁。她说她常做恶梦，并常常讲那些恶梦给我听，吓得我晚上不敢关灯睡觉。可是，她的恶梦再吓人，我还是想听，还是要听。有一次，她说：“天很黑，我在煤油灯下煮饭，忽然，一阵冷风吹开了我的木门，吱吱地响，灯都快灭了，这时，一群穿白衣白帽的，只有麻拐凳高的小鬼，跳过小沟进来了，伸出红舌头，要吃饭，凳子太少，我要他们坐在地上吃……”听到这个梦以后的好长时间，我都不敢去她的茅屋。那时我总是不明白：她不怕鬼？和鬼还玩得来？现在想来，她是太孤独了，鬼可以让她活得有味一点。

她信佛行善。捡破烂时，每次捡到别人遗失的贵重东西，她都会交给公家。文革时，有一天清早，她在公厕里发现一只箱子，很沉，开始以为是反革命放的定时炸弹，她怕把厕所炸塌，于是一人排弹，当她使劲把箱子搬出厕所时，箱子底板破了，掉出一些光洋，她惊呆了，心想：肯定是哪个地主婆，怕抄家，丢在这里的。她赶紧用“弹子盘”车把光洋送到了派出所，收据都没要，就回了家。她若是捡到别人丢弃的小玩意，又好看又好玩的，就会洗得干干净净送给我。

我上初中时，读了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马上想到茅屋中的谢伯妈。她常常把自己喂养的鸡鸭抱在身上，喃喃自语的神情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时，我和同学上街，要是碰见谢伯妈拖着破烂的竹筐，我会偏过头，假装没看见她，谢伯妈好像也给我面子，望都不望我一眼。不过，回到家我就会主动地去喊谢伯妈。谢伯妈渐渐老了，我学街道上人们对她的称呼而由喊谢伯妈变成了谢娭毑，伯妈也没怪我，但她不再把破烂玩意给我了。

当我从部队转业到长沙后，谢伯妈更老了，满头白发，牙齿也少了好几颗，我们之间已没有了从前的亲密。她找我帮忙时，不再叫“冬冬”而叫“小朱”。我在单位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新房子，却常常住在老屋。其实我一直牵挂谢伯妈。我帮她修理茅屋，帮她装上电灯，帮她挑水，为她治病。我爱人常陪谢伯妈聊天，嘘寒问暖的。谢伯妈对我母亲说：“润娥，你找了个好媳妇，小高真好。”我母亲说：“要看长久。”谢伯妈讲：“我看人，不会错！”

谢伯妈日渐蹒跚，她二十年前插在沟边的女贞树，却长到了两三层楼高，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树冠几乎盖过茅屋顶和我家的厨房屋顶，使得低矮的茅屋更加阴暗潮湿，谢伯妈却舍不得修剪一枝一叶。初夏的白花，秋天蓝黑色的果子，是她最喜欢看的；树上的鸟儿飞来飞去叽叽喳喳，是她最喜欢听的———哪怕她耳朵有些失聪。她爱这棵树，因为树是她亲手栽培的，是她的儿子也是她的伴。可我讨厌这棵树掉落的叶和果弄脏我家屋顶和院子，讨厌鸟儿在茅瓦上打闹，我还讨厌树上肥硕的青虫以及青虫引来许多钓鱼的人窜来窜去……我企图砍掉靠我家这边的树枝，母亲说：“砍掉半边，树会死，不死也难看，你谢伯妈年纪大了，她不在了再说。”母亲的话有道理，我只得听从。有一回，我小学同学来我家玩，也讲到他家邻居的树遮住了他家窗户的光，很烦躁。不知怎地，我们谈到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的话题，还谈到初中学农业基础时了解的：“树的营养靠树皮输送”的常识，我同学突然灵机一动：“要是我把邻居家的树皮剥去一圈，不就……”我劝他不要这样。没过多久，谢伯妈的女贞树慢慢枯黄起来，她心急如焚，给它浇水、上肥，天天抱着女贞树，一边念一边抚摸，有着丧失亲人般的悲戚。我劝伯妈，莫为一棵树急坏身体，我还帮她找原因，想办法。结果，我无意中发现树根部被剥去一圈皮，原来如此！

我打电话质问同学：“你对谢伯妈的树做了什么？”他坦白，做了试验。当时，我懊悔不已。我家人口越来越多，父亲不让子子孙孙分开住，我们只好找更合适四世同堂居住的地方，我们搬离旧宅后，留下了即将不能自理的谢伯妈，留下了那棵枯死的女贞树。依依惜别时，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难以言表，谢伯妈讲：“你们兴旺了，要走了，我老了，树死了，我和树就守在这里。我以前想：冬冬的崽结婚，我就把贞子树砍下来给他做家具，看样子不行了，背时的虫把树蛀空了……”

离旧宅、谢伯妈和女贞树远了，时空隔绝了我们与过去的一切。有一次，听一位老邻居讲：“谢娭毑病了，不能动，街道上把她送到福利院去了，福利院和街道办事处为她留下的房子还打起了官司。”我母亲着了急，命令我们赶紧去看谢伯妈，我们兄弟姐妹合计后决定等过几天谢伯妈生日时就去看望她。她老人家生日那天，我们相约到了福利院，可是，我们来迟一步，谢伯妈已经悄悄地走了，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后来，我带儿子回去看看老屋。当时，老屋和伯妈的茅屋都被征收，老屋变成了拆迁指挥部，茅屋斜斜地依靠在女贞树上，女贞树依然屹立，枯枯的树枝没有一片叶子，它们一根根指向苍天，仿佛在诉说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