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硕

[摘要]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册中，很多的革命家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中的有些人凭借家庭的优渥条件出国留学，有些人则依靠国家资助留洋发展，综合分析海外留学的这部分人，不难发现，他们留学归来的发展轨迹和当时中国形势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其中有一批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平同志就是典型代表。

[关键词]邓小平；中山大学；中国革命和建设；邓小平理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 02-0062-02

doi：10. 3969/j.issn.1671-5918.2015.02-031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后不久，孙中山派蒋介石到苏联考察，在写给蒋介石的手札中提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体现了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坚定意愿。在苏联的援助下，孙中山下定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吸纳大量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改变国民党。不幸的是，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在北京与世长辞。孙中山弥留之际还没有忘记“以俄为师”的决心，在遗言中写到：“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的首领，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被侵略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正是在孙中山遗愿影响下，苏共领导集团很快作出决策，对中国革命投人更大的资本，除枪炮支援外，创办一所学校。这所学校要秉承中山孙的旗帜，培养大批中国先进青年，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并成为今后中苏关系的纽带，达到拯救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目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应运而生。

二、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的学习

邓小平虽然在中山大学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段时间足以促使邓小平的学习态度以及学习方法发生巨大改变。短暂调整之后，以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为俄名的邓小平马上投入到丰富紧张的学习中。在风景秀美的中山大学，他开始学习俄语、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历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党的建设、军事事务以及新闻学（课程设置的最后一个科目标注的是“报刊”），学期设置为2年，学生每周上6天课，每天8个小时。在两年的学习中，邓小平想“弄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邓小平在入学履历中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至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也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争斗。”

在中山大学的学习过程中，理论学习占大部分，而小组内不同成员的相互探讨以及不同小组之间的相互交流对于理论的初步学习和深刻把握起到重要作用。在研究中山大学的发展历史时，不难发现，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很多政治人物对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有些人甚至成为左右未来中国政坛发展方向的重要人物。翻看中山大学的学员名册，有的学员出身工农子弟，有的则是党政要员，其中不乏政坛新秀。邓小平在和不同阶级、不同派别、不同思想、不同国家的学员交流的同时，自身的理论水平得到大范围的提高和深层次的升华。邓小平被分在第七学习小组（当时中山大学共有30个这样的小组，每组25-40人），分到第七小组的学生被认为是会更有政治前途的学生。和邓小平同在一组学习的有他的朋友傅钟、叔父邓绍圣、蒋经国（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陈春圃（指汪精卫妻陈璧君的远房侄子）、屈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的女婿）、谷正鼎（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邓文仪（后成为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政务次长）、肖赞育（后成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等人，这一组因为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而私下里被称作“理论家小组”。邓小平在和这些小组成员交流的同时，深刻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对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愿景，中山大学对邓小平的学习之路起到重要作用。

三、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中国形势在急剧发展。1926年春，蒋介石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打响，第一次国共合作拉开大幕。此时在莫斯科的冯玉祥也急切地回国参加到战争中，共产国际为他派了救援组以支援他的部队，邓小平同志名列其中，短暂的中山大学之行就此画上了句号。

邓小平回国后马上参加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征程中，开启真正的革命道路。邓小平把在中山大学学到的军事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艰苦的客观条件下参与领导中国革命。例如在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同志领导广西百色武装起义。通过武装起义，邓小平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这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在这场起义中，邓小平支持加强统一战线，善于联系当地的官员和百姓，积极劝说主政官员参加革命。起义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当地百姓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进行苛捐杂税的减免，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同时他还发展劳动学校和文化夜校，创办报刊进行社会宣传。邓小平的这些做法和在中山大学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在莫斯科，小平经常深入到苏联的普通百姓家中，了解和倾听他们的真实想法，尤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评价，这对小平同志开展土地革命的“分耕”、“共耕”做法裨益颇深。邓小平还通过对苏共组织系统的了解学习，在百色地区兴办学校，对党员和百姓进行教育，增强地区的文化水平，吸取苏共办党报的经验，透过兴办报刊宣传共产党的思想，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达到教育和吸收普通百姓的目的。endprint

革命和建设从来就不是互相割裂的两个过程。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职位，在1956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举为党的总书记一职，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在晚年时期，每每回忆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生的点滴，都是感慨万千。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位期间，邓小平主持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国营工业企业工作体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长足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调查研究、尊重人才等思想都与他在中山大学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工业、农业和教育有莫大关系。邓小平将在中山大学学到的“人”、“人才”、“工业”、“生产”、“监督”等概念运用到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四、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理论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下，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回答了中国特色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涵义深刻、循序渐进、意义深远的科学体系。上文提到的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各项课程就包括社会形态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联共（布）历史、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军事事务以及新闻学等内容。在这些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邓小平学习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搞中国革命、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什么是党、怎样做好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等诸多议题，而这些议题同邓小平理论中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以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中山大学的学习在某种程度上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根据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注意吸收苏联模式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社会建设的胜利挫折，逐渐形成邓小平理论。而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同小平同志的革命历程有着密切联系，他先后留学到法国和苏联，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问题有全面了解，也对国外的社会主义探索的成败得失有充分把握，而在苏联学习的时间更让邓小平对其他共产党尤其苏联共产党发展模式的利弊有更多角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莫斯科中山大学对邓小平理论乃至邓小平的人生有着其他经历难以比拟的深刻影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