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蜀宁

每年的8月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日本的广岛举行和平大会，纪念二战结束前在那里遭受原子弹攻击的死难者。广岛和平公园里那座残留的建筑以及象征和平的拱形纪念碑，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永远地诉说着当年那可怕的一瞬间。描写广岛遭受核打击实际情形的文章和书籍简直汗牛充栋，而且大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深的同情和恐惧。然而，许多善良的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当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时，就在这座城市靠海一侧的不知名的，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岛屿上，日军修建的一座大型化学毒剂工厂已经秘密地生产了16年。那里就是臭名昭著的“毒魔之穴”——忠海化学毒剂制造所。它给中国和亚洲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

为何曾是“毒魔之穴”

大久野岛靠近广岛县竹原市忠海町，从陆地乘船仅20分钟就可抵达。这座周长只有约4千米的小岛，如今是著名的“国民度假村”。岛上一栋栋别墅半掩于青翠之中，时而有鸟兽出没，更有数百只呆萌可爱的野兔流连于青草之间。那里每年吸引着10余万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休憩、娱乐。然而在二战期间，那里却是一座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孤岛。附近的渔民隐约知道这座被阴森恐怖气氛所笼罩的小岛可能同一些可怕的武器有关，但渔民们在当时的政府和军方的强压之下都守口如瓶，唯恐惹火烧身。甚至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地图上，这座岛屿根本不存在。不仅岛屿不存在，而且设在大久野岛上的这个毒剂工厂的名称居然和毒剂生产一点都不沾边——“陆军兵工厂火药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在日本陆军的文件中，关于这个制造所的生产任务一栏内，填写的居然是“炸药”。看来，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很清楚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见不得光的勾当。

1927年，根据当时陆军省的命令，日军将在大久野岛上建立生产化学毒剂工厂。8月，大久野岛上的全部土地已经征为军用。现保存在竹原书院图书馆，由时任町长望月忠吉起草的54、55、57号议案中记载了详细情况。之所以将毒气工厂选址在那里，主要是这座岛屿面积并不大，仅0.7平方千米，且孤悬海外又距岸不远，不但便于布控和监视，生产废料还可以直接排入大海，因此该岛屿是此类高度机密工业基地的理想选址。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岛屿靠近广岛，易于获得大量劳动力。事实上，当地老百姓得知军队要在岛上大兴土木，还着实高兴过一阵，以为可以为萧条的当地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增加就业机会，町长望月忠吉甚至还不惜“血本”攀上了陆军大臣白川义则的“关系”。然而仅仅几年后，他们就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和可悲。随着毒剂工厂污染物质的排放和毒气泄漏，当地百姓在疾病和污染中苦苦挣扎。由此可见，广岛早在遭受原子弹攻击之前就已经历了一轮化学毒剂的蹂躏。

发展为何如此迅速

从军队征地到生产出第一批化学毒剂，前后仅仅用了22个月的时间，足见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化学武器的狂热需求。在村上初一所著的《毒气岛的历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从1927年7月开始……将岛的东西海岸线填平，依靠护岸工事形成了数公顷的工厂用地，在东南部建了事务所，栈桥也竣了工。在东北部设立了功率400千瓦的重油火力发电所，供应工场的电力。向西穿过岛上凿开的干线通路，工厂地带就变宽了。”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日军在建造工厂时的急切心情和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如此大量的工作，日军仅仅用了一年时间。1927年，炮兵少佐大岛骏成为了“毒魔之穴”的第一任“管家”。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远赴法国里昂，购买了日产100千克芥子气的实验工厂设备以及日产3吨芥子气的工厂施工图纸。1929年5月19日，被称为“毒气之王”的第一批100千克芥子气被装进了航空炸弹中。芥子气当时被日军称为“黄一号”，而路易氏气被称为“黄二号”，氢氰酸被称为“茶一号”，二苯氰胂则被称为“红一号”。

其实，日本的化学武器生产起步较晚，之所以发展迅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列强使用化学武器所产生的恐怖景象让日本的将军们大开眼界。这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小丑们意识到，原来战争游戏还可以这样去玩。1929年，日本在遭受世界经济危机波及的情况下，仍不惜裁减掉4个陆军师，转而重点发展化学武器。

自1931年起，“黄一号”生产车间的芥子气日产量达到3吨。随着各种毒剂的制式化，在毒气工厂中也相应地设立生产车间来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如路易氏气、氢氰酸以及二苯氰胂等。各种毒剂生产、装填和储运车间很快扩张到全岛。为了便于原料和成品的运输，大久野岛的两面都建设了码头，通过栈桥通向海中。由于岛上电厂发电能力有限，后来干脆耗费巨资从陆地拉了两条海底电缆。岛上四通八达的公路将所有车间、仓库、码头以及管理机构连成一个完备的体系。根据美军太平洋参谋部档案记载，毒气生产全盛时，这个岛上拥有各类车间87个，用来储存毒剂的山洞多达40座，原先那个仅有7户渔民的无名小岛，在短短数年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毒魔之穴”。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这座疯狂扩张的杀人工厂已生产储备毒剂约1000吨，并已大部分装填为弹药，完成了投入实战使用的各项准备。

到底生产了多少化学毒剂

日本侵略扩张的蓝图里，不但有中国，而且还包括美国和苏联等军事强国。1936年1月，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二部向陆军省呈送了《从技术角度对0国化学战的研究》的报告。这里的0国指的就是苏联。报告结论指出：着眼于对0国作战，“必须进行彻底的大规模的化学奇袭和强袭，为达成作战胜利的企图创造条件”。报告经过论证，提出了对0国作战化学武器需要量的设想，即首次会战需要各种毒剂2080吨，开战第一年需要各种毒剂9200吨。此后，日本的化学武器生产与储备正是按照这一目标进行的。然而，之后的使用对象却由苏联变成了中国。侵华日军使用了所装备的所有种类毒剂，包括光气、氢氰酸、芥子气、路易氏气等10余种。至1945年，日本储备的各类化学毒剂已达9455吨。侵华日军大量使用了毒剂炮弹、迫击炮弹、毒剂炸弹、毒剂筒和毒剂手榴弹，以及毒剂布洒器等化学武器。在大久野岛的“忠海兵器制造所”共制造了装有“绿二号”毒剂的毒气筒287902支、毒气弹33700发；制造了装有“红一号”的毒气筒1597094支；制造了“茶瓶”208000个。扣除战后遗留在日本国内的866954支各种毒气筒，已经装备日本军队的毒气筒或毒气弹总数共达4669092支（发）。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该工厂各型化学毒剂总生产能力达到14.1吨/日，占当时日本全部化学毒剂生产能力19.4吨/日的72.7%。与这个“毒魔”相比，化学毒剂生产能力排在日军第二位的曾根兵工厂的产能只是其1/9，只能算是个小毒巫了。在全面侵华战争的8年时间里，日军的化学战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使用地点遍及中国的19个省区。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2000次以上，造成中国军民中毒伤亡达9万人以上。

战争仿佛已成为遥远的历史。然而，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没有因战争的结束而完全消失。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这片历经沧桑的土地上，不断发现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这些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生态环境、工作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先秦时期军事著作《司马法》中的这句格言提醒我们，纵观人类历史，忘记战争必然会招致战争。在反法西斯人民战争中覆亡的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经过70年的蛰伏，又在蠢蠢欲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你知道吗？

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的背景

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有限，在军事上进攻中国这样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显然力不从心。在正面战场，日军要以一个师团对国民党军队3到4个军。因而依靠化学武器这种日军具有绝对优势的作战手段，可以有效弥补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弱点。

武汉会战中，日军兵力号称40万人，实际上却有多达15万人患疟疾，住院者数万人。日军为弥补兵力不足，给部队配发了30万发毒气弹（筒）。南昌战役中，冈村宁次为给已经伤亡惨重、兵力不足的第101、106师团造成“一举战胜”的感觉，以200多门火炮发射毒气弹，并施放了15000个毒气筒，支援其进攻作战。由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大大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日军以极小的代价达成了战役、战术目的。

芥子气：它通常是无色或淡黄色的液体，具有挥发性，状态有蒸气、雾态和液态，气味像大蒜或芥末。它是一种液态糜烂性毒剂，侵入人体会引起全身中毒，接触人体的皮肤、眼睛、呼吸道、消化道，可引起不同程度的损伤，较大剂量经皮肤、呼吸道、消化道吸收后，可致全身吸收中毒，中毒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

光气：它又称碳酰氯，剧毒，微溶于水，较易溶于苯、甲苯等，由一氧化碳和氯的混合物通过活性炭制得。它常温下为无色气体，有腐草味，化学性质不稳定，遇水迅速水解，生成氯化氢。它系剧烈窒息性毒气，高浓度吸入可致肺水肿，毒性比氯气约大10倍，但在体内无蓄积作用。

路易氏气：它是氯乙烯氯砷的俗称，糜烂性毒剂的一种，呈无色油状的液体，有刺激臭味。它通常以液滴杀伤为主，也能呈蒸气、气溶胶状使空气染毒。人体中毒潜伏期较短，皮肤接触后，很快出现灼痛感及红斑、起泡等中毒症状。吸入中毒能强烈刺激鼻、咽及上呼吸道，严重时能引发肺水肿。误食中毒时很快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