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雅钧

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主题，我想谈谈对民主和法治观念的思考。

对民主与法治关系的认识是否存在错位

为什么讲这个主题？首先是从公共治理或者说从国家治理来讲，民主和法治都是治理现代化追求的目标，追求民主和法治应该说是大家的共识，这是其一。其二，我感觉过去有些讨论或观点，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对民主和法治关系的认识，是有一些错位的。一些学者认为，我们要加强民主，分析民主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得出结论说，要把法治加上去；另一些学者分析法治的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加强民主。一方认为民主更根本更迫切，另外一方认为法治更根本更迫切，这两个认识都是正确的，但似乎也有不同。其三，是受我最近看的两篇文章的启发，其中一篇观点是民主要稳，法治要快。另一篇则提到，比如村民自治，过去大家对这寄予了很大期望，这些年基层民主意识确实有发展，但是乡村的实力不足，基层政府的干预也逐渐明显导致基层民主的发展速度有所滞缓；党内民主重要的体现——公推民选，现在也放慢了脚步。所以民主要快，法治要稳。

对此，我想谈谈我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现代社会普遍认为，民主和法治相互离不开，都是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问题在于论证的过程。有一种论证说民主和法治在理论上是共生的，这种共生和相互依赖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民主和法治都不能缺失，两者应该相互扶持。但根据美国学者波斯基的观点，民主和法治要结合具体时空条件探讨，二者本是分离的，但社会发展过程中它们又需要相互融合，只不过程度不一样。比如说古希腊强调民主，古罗马强调法治；当代社会有观点说新加坡也不错，认为其法治性强，也有的质疑印度为何有民主，但还是腐败横行，是不是有民主无法治。人类社会确实没有千篇一律的模式。这说明民主和法治是两种不同的事物，都是社会的条件，它们有共性也有差异，民主强调权力来源，法治更强调权力的运行规则，二者的功能都是使社会公平有序。

关于民主和法治的论证，我们往往会谈到加强法治要靠民主，或者加强民主要靠法治。这样的观点，看到了民主和法治的关联性，也可能形成一种错位，陷入一种循环：是民主在法治里，还是法治在民主里，到底实质是指什么？我认为，论证法治的时候说要加强民主，论证民主的时候说要加强法治，这样显然不太合适——法治有问题就健全自身的法治制度，民主有问题应健全自身的民主制度，两者不能混而言之。

当代中国民主法治制度建设的关键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这些年来，我们进行了相关的制度探索，比如设立跨区域司法机构，进行问责保障等，总的说来法治建设自身有重大进步，但仍存在部分制度不健全的情况。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的改革和进步，我们的政治模式也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是《决定》之后还有哪些改革空间？比如重大决策失误追责制，要怎么启动这个问责，怎么落实，这些需要进一步完善。再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过去认为人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不管是监督还是立法，从全会来看人大作用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民主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分为横向民主机制和纵向民主机制，包括制度设计、人民监督、信息公开等制度保障，我把这些辅助的东西看作民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并不存在像西方一样横向的民主机制，而是存在党政之间的关系，核心就是人大和党委的关系。党的地位决定了我们民主法治的建设，关键在于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怎么摆在最优的位置，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或将来政治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此外，我们的民主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也会直接影响民主建设的成效。

那么，究竟现实中民主和法治谁是重点？从历史看两者是要同时推进的，但现实中，民主系统性还没有完全跟上。我认为，更好的方式可以是二者有重点地交叉前行。现在是不是可以预见到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法治的效果会好一点，但同样会有不少新问题出现，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一个趋势可以明确：当前党要管党的任务更加艰巨，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激发民众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未来的发展中，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可能需要进行调整，突破口在于民主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信息的公开，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等等。我想，现在我们强调法治，过段时间我们或许还要强调民主，这样交替前行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作者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文章系作者在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第二届公共治理与政治传播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