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丽

4月15日下午，32位中国著名革命家的子女相聚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这些白发苍苍的共和国老人来到这里是参加“1941年-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的颁发仪式。70多年前，他们与前苏联一起度过了一段让人刻骨铭心的战争岁月。

记忆不能抹杀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违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其仆从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以事先拟订好的一份代号为“巴巴罗萨”的计划，出动三个集团军群兵分三路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全体苏联人民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同希特勒法西斯做殊死的斗争，苏德战争全面爆发。1945年5月8日夜间，德国举行了无条件投降仪式，投降书于1945年5月9日凌晨生效，苏德战争就此结束。为了区分1812年～1813年俄国抵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苏联将这场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

为了纪念那些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在战场或在后方）做出了贡献的俄罗斯公民、外国公民以及无国籍人士，苏联从二战开始便颁发卫国战争纪念奖章。纪念奖章图案为一颗放射光芒的金色锤子镰刀红星军徽，红星中间是锤子镰刀图案，一把战刀和一支步枪在红星的后面以红星为中心相互交叉著。图案寓意勋章获得者在保卫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中拿起武器奋起杀敌，建立了光荣的功绩。

当天下午四时，颁发仪式正式开始。纪念奖章经由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的手一一颁发给32位光临仪式的老人们。这些老人包括毛泽东女儿李敏、刘少奇女儿刘爱琴、陈昌浩儿子陈祖涛、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瞿秋白女儿瞿独伊、邓发女儿邓金娜、赵世炎儿子赵施格，等等。

此次获奖奖章的一共有53位老人，其他一部分人因为年龄与疾病原因不能到场的获奖者，使馆工作人员和总领事在另行安排的隆重仪式上给予颁发，或在获奖者家中以及在医院的私人会晤中颁发。在获奖者中，还有一些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在座人员集体起立进行一分钟的默哀。

默哀仪式后，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致辞道，“这一奖章是为了各位在打败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中所共同做出和独立做出的个人贡献，献上最崇高的致敬。你们之中很多人当年只是孩子，但是你们没有在战争面前退缩，而是挺身而出，与苏联人民并肩作战，无论是在前方战场，还是做战争后勤工作，在战争期间与我们患难与共。现在存在一些企图重新论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美化侵略者、抹黑胜利者名誉的的声音。抹杀这种记忆——就意味着砍断我们的根，破坏我们两国社会的价值基础。我们决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此，不能让我们两国的青年和后代忘记历史的教训。”

在伊万诺沃的童年

来到大使馆与没有来到大使馆的53位老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童年都是在一个叫做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地方度过的。1919年3月，共产国际建立。为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保护、抚养和教育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者的后代，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起创办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是其中之一，建立于1933年，它位于莫斯科以东300公里。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者遭到屠杀，许多人被迫隐姓埋名，转入“地下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后代流离失所，境况悲惨。为了保护和抚养这一批孩子，中共决定将流落在各地的孩子陆续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1941年，最后一批中国孩子到达苏联。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近百名中国孩子（其中有20多人出生于苏联）在国际儿童院受到教育，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曾在这所儿童院学习和生活。在动荡的年代，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不仅让这批孩子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处，而且儿童院实行的是苏联的十年制教育，为这批红二代的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由于从小就在俄语环境中成长，以至于这些老人们如今还能用流利的俄语进行交谈。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了老人们共同的童年记忆，以至于7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们在讲起这段历史的时候仍然饱含深情。中共早期领导人、原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之子李多力1936年出生于莫斯科，1941年德军进攻苏联时被转移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之后的10里，儿童院就成为了李多力的家，院长、老师就是他的父母。如今他的家中挂着两幅2米长、80厘米高的油画，是他请人根据照片画的。其中一幅是《红色的塔尔卡河》，那就是他与伙伴们在儿童院外玩耍过的地方。

陈印老人已经87岁高龄，由于父母是中共地下党员，无暇照看他，于是他和妹妹仔1941年4月份被送到了儿童院。他说，“真切感受到了苏联对孩子们的关心，吃穿供应都很充足。”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现任院长舍甫琴科女士也来到了颁奖仪式，她对老人们说，“伊万诺沃是你们的第二故乡，俄罗斯人民会永远铭记你们这些勇敢的中国‘孩子’。”说，她还向获奖者发出了诚挚邀请，欢迎他们在2018年参加儿童院建校85周年庆祝活动。

“我们没有一个人成为富二代”

孩子们在儿童院平静幸福的生活是短暂的，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了，动荡与艰苦的生活波及到儿童院。

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赵毅敏的女儿赵绮莲回忆，“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才4岁，战争结束时我也才8岁，虽然我们没有打过仗，但整个最艰苦的阶段我们都经历过了。”当时，儿童院的孩子们分成大班和小班，大班的孩子参加民兵，小班的孩子们就参加劳动。“我是小班的，我们自己放牛养猪，还要经常走10几公里到郊区去种土豆种西红柿，西红柿还没有熟，我们就把它摘下来放枕头底下，捂得差不多了就拿出来吃。我们每人每天能分到一小块面包，分配的食物不够吃啊，吃完饭我们都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的，碗都不用洗了。”乐观的赵绮莲老人哈哈笑着说。

战争爆发时，

李多力有5岁，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到附近机场刺耳的警报声，一听到警报声，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拼命往树林中跑，躲在防空洞，第二天出来一看遍地都是弹片和树枝。在战争期间，他参加了儿童院的木工小组和维修小组，自己做床、桌子和椅子，这些手艺至今没有扔掉。

在苏联的艰苦岁月影响了老人们的一生。赵绮莲老人感慨地说，“苏联收养了我们，所以我们一直感谢苏联。而且苏联也对我们进行了良好爱国主义与劳动的教育，因此回国后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忍受。虽然我们的父母都是高干，可以说是红二代，但没有一个人成为富二代，因为我们这一代都穷惯了，没有一个人利用权力捞钱或成为富翁，这些都是当年苏联教育的结果。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了历史，但说实话，现在我们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这批“红二代”陆续回国，也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一流专家。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儿子蔡博1948年毕业于莫斯科斯大林钢铁学院冶金系，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冶金专家。中共领导人李富春与蔡畅夫妇的独生女李特特1944年考入了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1952年毕业归国后成为一名核工业专家。陈祖涛1951年从苏联莫斯科包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毕业回国，不久便被派回莫斯科联络苏联援建一汽事宜，被誉为“一汽第一人”，也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