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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高考作文研究述评

2015-06-02何郁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 2015年4期
关键词:文学性高考作文套路

温儒敏先生是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全国知名教授,国家语文新课标组修订版召集人。近几年他对语文教育关注甚多,其言其行已经在语文教育界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已出版《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一集、二集;北大出版社2012年7月)。其中许多篇章论及到高考作文。如《谈谈高考作文与作文教学》一文,立论宏富,内容充实,许多观点,不仅切中时弊,而且务实客观,对语文教育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但因为所谈观点甚多,内容又有些驳杂,有些观点我认同,有些观点我觉得似乎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着用片言讨论的方式,就温教授所谈的一些问题,再作一点分析,以此向温先生求教。

传媒过分关注高考作文不一定是好事

1、温教授认为传媒过分关注高考作文,不见得是好事,因为这样做会干扰正常的学术讨论。而且作文教学不是痛快文章所能解决的,传媒的过分关注往往会帮倒忙。这一说法,我是同意的。我也非常反感媒体过度关注高考作文,尤其反对炒作高考作文命题。每年语文高考一结束,媒体上对作文命题马上做出铺天盖地的报道,有唱赞歌的,有痛批的,有仿写的,有调侃的,不亦热乎!更有甚者,不惜用大版面大篇幅,对某些学校和个人猜题押题肆意炒作,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我以为这是很不严肃的。这样做,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帮媒体赚足了眼球,至于学校、考生、家长和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只能是忙中添乱;既影响社会稳定,也消解了高考作文命题的严肃性。所以,我认为,媒体炒作高考作文命题可以休矣!

高考作文的四大问题

2、温先生尽管是大学教授,但古道热肠,有平民情怀;他对高考作文的现状并不陌生,相反他很熟悉,这说明温先生平时很关注语文教育。温先生自己说,这是一种知识传统的延续——在民国时期,大学教授都是很关注中小学教育的,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知名作家都曾在中小学里兼课。也因为此,温先生带头组建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希望以此为契机,为语文教育的研究做点实事。

温先生在2011年5月接受《南方周末》的记者采访时,把高考作文的现状概括为四个方面。他说,第一,“趋中率”居高不下和“文艺腔”成风尚;第二,宿构、抄袭和套写成风;第三,语文的衰落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作文也不例外;第四,高考作文阅卷演变成了教师培训。应该说,温先生的基本判断是符合事实的。

所谓“趋中率”,就是打保险分。本来高考作文是语文试卷中最有区分度的一块,但现在失去了这一功能,许多老师阅卷时打保险分。温先生说,“据北京、福建等多个省市调查,近四五年来,二等作文卷占75%——80%……其他省市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可见打保险分十分严重!

所谓“文艺腔”,就是文辞漂亮,假大空。温先生说,“上海某个杂志登载了三十多篇模范作文,我看了觉得文艺腔过浓,要么非常忧国忧民,要么就是曾经沧海般的无限感慨,……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的心理年龄完全不相符。”可见写“漂亮”文章已成为一种恶劣的风气。

温先生对宿构、套写的问题也看得很准。他说,“近年已经出现有些考生只写开头、结尾,中间摘抄大段备选材料的填充式‘馅饼作文。这使得大量宿构、套写,甚至抄袭的作文也能混进二等文范围”。宿构、套写,甚至抄袭作文,不仅败坏了学生阅读和写作的胃口,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还使得许多有才华的学生不敢贸然下笔,因此一类文这些年少之又少。这是一种很坏的风气,必须坚决扭转。

温先生还对语文教育的衰落趋势表示担忧。他说,“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已发生巨变,大家不再像以前那么专心阅读、记忆、积累与熏陶,遇到问题上网一查就有了。可以明显感觉到,人的感性能力在萎缩。……过去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读书更多地处于功利目的,或者是职业性阅读”。阅读的萎缩,直接导致作文思想的苍白,导致作文格调的庸俗,导致作文内容的贫乏。阅读和写作变得十分功利,许多考生甚至只读考试书,这是温先生十分痛心的。温先生认为,要警惕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变化,要通过大量阅读,开心启智,澡雪精神,对此,我深表赞同。

还有一点,温先生也看得很透,他说,高考作文阅卷已经演变成了教师培训,这是一种严重的变异。本来高考作文阅卷是一件高水准的事情,应该选派眼光高远、视野开阔、有一定的作文判别能力的老师参与,但现实情况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教学和复习,许多学校把高考作文阅卷变成了一个培训机会,每一年都轮流着让年轻老师参加阅卷,以此来了解阅卷现场的信息,指导自己的工作。这样一来,高考作文的质量还能保证吗?这真是让人担忧!(以上观点主要见于《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二集》中《高考作文,改起来并不难》一文)

高考作文到底要不要套路训练?

3、温教授用较大篇幅讨论了高考作文要不要套路训练的问题。照温教授看,还是不要套路的好。温教授重点谈了两个问题。第一,反对剑走偏锋;第二,反对套路训练。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下面逐一分析。

温教授说,如果写作太文学、太自由、不着边际,甚至有意冒险走偏锋,难免给评分的控制带来难度,考生也可能吃亏。温教授的话说得很实在,但还没有把意思说透。从现实出发,的确要避免剑走偏锋,避免冒险,因为作文60分或者70分,举足轻重,的确不容许考生随意冒险,以免影响整个考试成绩。但如果着眼于语文教育的未来,我又要大声疾呼:就应该剑走偏锋,就应该冒险!回顾高考作文走过的道路,那些至今还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好作文,哪一篇不是剑走偏锋、冒险写出的?江苏考生用戏剧形式写出《四幕剧》,四川考生用病历诊断书写出《患者吴诚信的就诊报告》,江苏考生用文言文写成《赤兔之死》,湖北考生用古体长诗写出《站在黄花岗烈士陵园门前》,……所谓剑走偏锋、冒险,说穿了就是一种创新,就是一种敢于打破作文套式训练的新异作文,难道我们不提倡创新作文吗?只有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才能写出别具一格的好作文,我们的语文教育才能真正尊重个性,我们倡导个性化的语文教育才能有望真正实现!需要变革的,是目前基本上没有创造出剑走偏锋、敢于冒险的作文环境,而不是反对剑走偏锋;我们还不善于鼓励学生大胆尝试,甚至不敢引导学生大胆尝试,我们最习惯走老路,按部就班。这不能不说是高考作文指导者的悲哀!

温教授说,考上大学的学生看不起高考作文,对作文套路深恶痛绝,认为败坏了作文学习的胃口,“喜分数之高,悲文章之差”,就那么回事,高考作文是一块敲门砖。是的,高考作文的确是一块敲门砖,没有人平常写作文会像高考作文这么写,要靓丽的标题,要别出心裁的开头,要典型的例子,要回扣的结尾,要主题鲜明,只有这样,高考作文才能在一两分钟之内迅速赢得阅卷人的青睐,才能赢得一个好分数。但谁让你阅卷是这个样子啊?!

还必须承认,高考作文是一块很特殊的敲门砖,它同样有含金量,而且含金量还很高。像温教授这样,把作文能力和水平的低下,归咎于套路训练,也是错杀无辜。写文章,总得有一定的套路,没有这个套路,就有那个套路,完全没有套路的作文或许还没有。学套路,不仅是作文的起步,还是写作必须历练的过程。古今中外,许多大作家都是从学套路起步的。莫泊桑从福楼拜学写作,是从“画”人物肖像开始的;曹禺学写戏剧,是从研磨“三一律”成名的。《七步诗》《滕王阁序》虽然是命题作文,不照样名垂青史?《雷雨》《狂人日记》虽然带有模仿痕迹,不照样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依我看,目前作文状况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学生普遍说假话,写文章缺乏真情实感,这才是当下作文的病根子。

文学性命题就一定是偏向考查想象力吗?

4、温教授说,语文教育是人文教育,不是文人教育。这话固然不错,但也要具体分析。温教授批评有些省市命题过于文学和抒情,比如北京卷“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安徽卷“弯道超越”、湖南卷“踮起脚尖”等,认为这些命题侧重考查想象力,有些飘,不容易抓住,适合女生和文笔较好的学生写。相比之下,温教授比较欣赏那些有规定性、又可以发挥,而且主要考查文字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题目。这里的一些说法,我不能认同。第一,必须弄清楚,所有的命题其适众性都是有限的,一个题目偏向说理,就可能适合喜欢思辨的同学写,偏向想象,就可能适合文学修养好的学生写,这是肯定的。第二,不是文学性强的题目学生就抓不住,而说理性强的题目学生就容易抓住,跑不跑题,跟题目有一定的关系,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学生的审题能力和思维能力,审题能力和思维能力如果强,写什么题目也不会跑题。第三,并不是“有规定性”的题目才能考查文字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才可以发挥,只要是作文题目都能考查文字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甚至没有题目,只要学生下笔了,照样可以考查学生文字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至于讲到“发挥”,恐怕文学性强的题目更容易便于学生的发挥和想象吧?!因为高中生正好就处于一个“文学性”的年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深入讨论。温教授好像对文学和想象力有偏见,认为考查文学性和想象力,就是考查抒情啊,文笔啊,文采啊,这真是大大的误解。文学性和想象力,显而易见,并不仅仅是指文采、文笔、语言、抒情等,文学性和想象力对人的思想情感的开掘怕是一般的理论著作难以企及的。翻开中外文学史,随手可见想象力丰富和抒情色彩浓厚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和情感的深度何异于九丈之渊?屈原的《离骚》,其想象力不可谓不丰富,文学性不可谓不强,抒情的色彩不可谓不浓,但它思想情感的深度我们几人能够达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很显然也属于抒情色彩很浓厚、文学性很强和想象力很丰富的作品,它对人性的挖掘之深,不仅在同时代,在自己的国家,即便是拿到现在,放眼世界,又有几人能够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是想象力很丰富和抒情色彩极为浓厚的作品,它的博大精深,不仅影响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思想史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想,这样的例子不用枚举太多,总之,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深度,总是令那些理论著作相形见绌。既然如此,文学性命题怎么就一定是偏于考查想象力呢?

多读跟作文能力的提高成正比吗?

5、温教授认为多读比多写更能提高写作能力。温教授说,写作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作文本身不能解决作文能力。温教授还说,阅读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想象力,提高分析概括能力;可以获取大量的写作素材,词汇量大增,语感形成;阅读量的增加,与写作水平的提高是成正比的。这里的一些说法,有的我认同,有的我不认同。说作文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作文本身不能解决作文能力,这一观点,我认同,但还想补充说明之。必须明确,作文本身为什么不能解决作文能力的问题,因为,这恰恰说明作文是综合能力的体现。所谓作文本身,是指作文的审题、选材、构思、表达和修改润色等等,这一些是作文本身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作文的其他问题,比如作者的认识是深刻还是肤浅的问题,作者的心灵是健康还是龌龊的问题,作者对社会和生命的情感态度是敏感还是冷漠的问题,作者的心胸是开阔还是狭隘的问题,这一些问题很显然,是作文本身解决不了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要想提高作文能力,除了要练习作文本身的基本功以外,还必须练习做人的基本功。只有这两种基本功都练习好了,作文能力才能整体提升。

至于说到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我认为也需要商榷。阅读量的增加和写作水平的提高真的成正比吗?对此,我很怀疑。因为,中外文学史上,从来就没见过一个靠读书读出来的作家,而总是靠写作靠不断的写作写出来的。写作能力的提高,固然离不开读书的积累,但阅读的能力代替不了写作能力。说到底,阅读和写作是两种既密切相关又各自有自己的训练系统的能力。写作能力自成一个能力系统。大学里甚至还专门开设了一门写作课呢!可见写作自有其规律。

把阅读视为写作能力提高的关键,不是从温教授开始,早在叶圣陶先生那儿就开始了,而且几十年来我们的语文教学就一直在遵循着这种教育思想。叶圣陶先生说:“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以捉摸的阅读程度。”(叶圣陶《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叶圣陶先生认为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根”,“根”的主张使阅读教学终于成为语文教学重中之重,写作教学自然就慢慢削弱了。强调阅读的重要性,有合理的因素,当今这个时代,人心浮躁,不读书几乎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教师不读书尤其是语文教师不读书也成了普遍现象,所以适当强调阅读的重要性,是有现实意义的;但强调过头,也会带来负面效应,那就是写作教学不断被边缘化。如今,编写语文教材,主要是选好阅读篇目,编好阅读题目,至于作文,就算了吧,反正也编不好。这是写作教学在教材中的被削弱。在课堂上,老师讲课几乎就等同于一篇一篇地分析文章,至于作文,布置布置,讲评讲评,大致上也就可以了,反正也讲不好。这是作文教学在课堂上的被削弱。这两个主渠道都在日盛一日地削弱写作,作文教学又怎能逃脱不被边缘化的命运?!

在提高写作能力上,我还是认同古人积累的经验,多读多写,双管齐下;而且必须跟学做人结合起来,三管齐下。这样做,或许才能真正提高作文能力。

关于高考作文的七条建议

6、温教授结合高考作文的现状,认为可以给高考作文提点建议,因此他提出七点:第一,对文体要有要求;第二,“对‘馅饼式的套题写法要扣分”;第三,“增加智性的、思辨性的内容要求”;第四,“改变高中语文课学习的记叙、议论、说明、抒情等文体写作在高考中不考,反而出现‘高考作文这种特殊的考试文体的现象”;第五,“可以命制大小两个作文题,分别判分,分别考查其议论、说明等不同的能力”;第六,将作文分值增加到100分,语文试卷增加到200分;第七,适当增加阅卷津贴,“达到日补贴600元以上的水平”。对这七条建议,我大致上是赞同的。(以上观点主要见于《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二集》中《“投入”“产出”难成正比,作文怎是配角?》一文)

这两年,教语文,有点奇怪,许多年不能扬眉吐气,被数理化和外语压着,却突然受到重视了。听见许多人在呼吁要给语文考试加分,给作文考试加分。这与温教授的呼吁是一致的。但现实总是非常吊诡,没有人呼吁给语文课加时间,语文与数学和外语仍然是一样的课时。语文总还是那么尴尬。著名特级教师于漪老师说得好,语文教育担负着给学生强根固本的作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传承,在很大程度上,担子是压在语文老师身上的,语文老师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我们要多给语文老师一些关怀。作为语文老师,我们自己也应该坚守自己的教学理想,不能被社会的浮躁所动摇,要多为语文教学的探索,为作文教学的改革,为高考作文质量的提高,艰苦研究,执着求索。浮躁时代,语文老师何为?唯有以人为本,以品读为本,以习作为本,三本合一,方能创造出语文教育的春天!

何郁,语文特级教师,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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