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桔华

“因为坚持了专业园区的定位，所以我们没做成大杂院，没有同质化;软件园发展的高级阶段，一定要在软件产业上做投入。如果不与产业深度融合，那就跟房地产开发商没什么区别。”

我们将时间倒回到2004年，那一年的8月3日，中关村软件园被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和商务部确定为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全国一共只有6家。此前的2001年7月12日，中关村软件园已被国家计委、信息产业部共同确定为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全国一共只有11家。既是出口基地又是产业基地的，全国只有4家。中关村软件园就是这4家“双基地”之一。全国四个“双基地”之一，这无疑是一份特殊的荣誉，但中关村软件园董事长周放明白，这荣誉背后是使命。为了探寻全方位、专业化的服务体系，那一年，她去了一趟瑞典。

瑞典是个北欧小国，但是周放考察的那个3平方公里的园区却有65000人。当时周放就问园区负责人，为什么这么多企业愿意入驻这个园区？负责人说的一句话让周放明白了，这个园区就是她今后学习的标杆。负责人说：“在这里已经形成了产业聚集，服务已经是次要的了，主要是企业面临的商业机会不一样。”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个时候，瑞典的园区就已经过了产业服务阶段，正在进行产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并为产业投入阶段积极准备。而国内的大部分园区还都处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像中关村软件园这样的先行者也仍在为如何做好产业服务而四处奔波。

那次考察之后，中关村软件园发生了聚变。10年后的2014年，中关村软件园聚集了295家企业，创造了1400多亿元的产值，产业生态环境也悄然形成。

促产业成生态

周放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在中关村软件园，捷通华声和科大讯飞都是做语音识别的软件企业，实力规模也不相上下，但后来科大讯飞提前上市了。捷通华声因现金流不错，一直没有上市的动力。有一天，捷通华声老总突然给周放打电话说公司已经获得百度的投资了。“产业聚集之后，带给企业的商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就不一样，因为产业生态环境不一样了。”周放形容，“就像把鱼扔到沙漠里跟放到水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产业聚集就能形成产业生态环境。”

其实从一开始，北京市就对中关村软件园确定了凝聚企业、整合资源，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使命和任务。作为产业基地，特别是特色产业基地，肩负着独特的使命，政府也希望通过它起到以点促面的效果。中关村软件园为什么要聚集大企业？“比如南瑞进驻了，电力系统上下游各企业就都跟着进来了，产业聚集就形成了。”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中关村软件园的产业生态环境并非一朝一夕而成，一开始也是追着企业屁股后面搞招商的，给各种优惠条件。到后来慢慢就形成了产业聚集，现在又形成了创新聚集和思想聚集。比如云基地，那里的房子不是按平米出租的，而是按工位出租的;茶馆、咖啡馆也越来越多，来这儿的人聊的都是最前沿的技术、最新的商业模式，无形中又产生了思想聚集效应。所以，现在很多企业排着队要入驻中关村软件园就不足为奇了。

中关村软件园之所以能形成现在这样的产业生态环境，走上集聚式发展道路，政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中关村发展集团的顶层设计相当关键，一开始就想到了产业规划，在产业规划指导下又有了空间规划、投资规划、生态规划和运营规划。尤其是市场化的运营规划，使园区的发展可持续性。中关村软件园刚刚被规划委评为全国绿色生态示范区，名次排在APEC会议中心前面。“正因为坚持了专业园区的定位，所以我们没做成大杂院，没有同质化。不过说实在的，坚持下来的确挺不容易。”

傲娇地“走出去”

中关村软件园的辐射模式究竟是什么呢？过去连董事长周放也没有想明白。现在看来，在聚集了这么多的势能之后，作为平台公司，中关村软件园在轻资产运营、品牌输出、服务模式输出、管理输出等方面确实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辐射实际上会推动产业发展，提高创新能力，带动区域发展，提高创新水平。”

国家在“十一五”的时候出台了发展高科技的五大举措，就是要走“集聚式”发展道路，因此建设了大量的科技园区和产业基地，希望这些科技园区最后能获得国际化发展。但是国际化发展一直都是横亘在各大科技园区面前的一道坎，做起来特别难，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事。中关村软件园在国际化发展方面独辟蹊径，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独特道路，形成有别于其他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

截止2014年末，中关村软件园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达到203个，包括在北美也设了孵化器，买了楼。用中关村发展集团总经理许强的话讲，那是“把触角放在最前沿”，相当于桥头堡。中关村软件园的国际化发展成果，一方面是作为平台性公司，园区自己走出去了，另一方面是，入驻园区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表现活跃，尤其是在资本合作方面，直接并购了很多国外的企业。

“国际化发展，这两年我们确实走在前面了，我们参与了国际标准制定，咱们的企业也在全球布局，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跨国公司也到咱们这儿来了。二期也建了国际合作与转移中心，能够把国际创新资源集聚在咱们园区。另外在中美、中以、中芬的合作上，我们都是实质性的合作。我们和芬兰有长达十年的合作，我们跟以色列有基金的合作。”谈起国际化，周放滔滔不绝。

中关村软件园高级顾问任莲女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谈到，在全国4家获得“双基地”的软件园中，只有中关村软件园真正“走出去”了。当时全国各大软件园区在申请国家软件出口基地时在给发改委的报告中，提出“两网两平台”，即国外建接包网，国内建分包网。“这个想法挺好，但没人落实，只有中关村软件园实实在在落实了。比如建立了基金，这就真正把国外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引到国内来，国内的一些企业能够真正走出去，这一点做得非常实。另外，在高端聚集方面，中国本土发展得比较好的、有一定知识产权的大的软件企业都聚集在中关村软件园。”

与产业深度融合

互联网的发展引领我们走进大数据时代，传统软件企业都在谋求新的转型之路，“互联网化”和“平台化”成为新的趋势，就连用友这样的老牌软件企业也在向互联网靠拢，更名为“用友网络”。在这波转型大潮中，软件企业所需要的服务也随之升级，作为服务软件企业的各大园区，他们自身该怎样升级呢？

任莲告诉记者，以前国家有一个软件技术服务平台，可以集中一些工具性软件为企业提供测试或人才培养服务。大数据时代，企业需要更多的是云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少数大企业比如联想自己就有大批的服务器能提供云服务，但是绝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关村软件园早就着手为企业提供云服务了。

从技术服务平台到云服务的转型升级，对于园区来说，需要在原有互联网和通信设施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技术含量。比如要把数据放到网上，怎样做到数据不丢失、不泄秘？这就必须有一个专业化队伍来24小时维护和运营。这是很大的成本。“软件园的平台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服务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和企业融合在一起，不再像过去只是大量建房子，这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在任莲看来，软件园发展的初始阶段一定是建房子，第二个阶段就是怎样做好技术服务？第三阶段是怎样做投资？“投资是软件园扶植软件产业很重要的方式。软件园的投资会带动政府的投资，带动社会的投资，这对孵化阶段的软件企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软件园发展的高级阶段，一定要在软件产业上做投入，在产业上做事。如果不和产业融合，那就跟房地产开发商没什么区别。”

园区的产业服务体系既有硬平台也有软平台，硬平台就是所谓的“互联网化”，软平台就是所谓的“平台化”。中关村软件园本身就是平台化的公司，辐射出去的服务团队、线下服务内容，实际上都是平台化的。比如中关村软件园在成立“中以基金”的过程中，园区就有4家企业参与其中，都是掏了真金白银的。“这些企业主要是对中关村软件园人的信任，觉得我们一定会在产业上真正做点事情。如果企业不信任我们，他们是绝对不会投钱的。事实上，软件企业的钱挣得很辛苦，现在的利润非常低。我们的这种服务其实是和产业深深融合在一起的。”周放说。

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后，全国很多园区都在创业孵化器上大做文章，但往往把孵化器建得很小，为什么呢？因为运营孵化器是亏本的，入驻孵化器的企业都是小微企业，房租不可能和大企业一样。以上海为例，很多园区一开始最多拿出几千平方米来建孵化器，而中关村软件园的孵化器是2万多平方米。现在，中关村软件园又建了一个5万多平方米的孵化加速器，在全国来说也是相当大的。在任莲看来，中关村软件园对企业的孵化、对产业的投入力度之大是一般园区做不到的。这才是一种高层次的服务。

中关村软件园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为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在周放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希望未来能做到服务产品化、产品标准化、标准体系化。“将产业服务形成标准的话，我觉得那才是有知识产权含量的大贡献。”

我们相信，中关村软件园离那一天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