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钓鱼反贪

皇子犯法与民同罪

隋文帝是个关心人民疾苦的人。他在称帝前，就通过谤书和民间走访，了解了大量民情，知道在百姓的众多不满中，最不得人心的要数君臣腐败和暴虐的统治。后来他当了皇帝，便对手下人说：“我什么都不担心，唯恐重蹈因朝廷不廉而被百姓推翻的覆辙……所以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处处注意节俭，把国家治理好，百姓才会拥护我。”

他身边有个叫陈召的人学问十分渊博。隋文帝问他：“作为一国之君，最需要明白的道理是什么？”陈召回答：“勤能兴家，廉可富国。”文帝认为这八字很妙，便请书法家柳泉青写下这八个字，装裱后挂在他书斋的墙上。

文帝的三子杨俊虽不是太子，但在隋文帝灭陈（后主）的时候立下战功，受到奖励，被立为秦王。杨俊自恃战功赫赫，又是皇子，因而生活奢侈腐化，根本不把国法放在眼中。他指使爪牙，大量发放高利贷，疯狂敛夺民间钱财，而且还霸占了不少民女。

当时有个地方叫曾家州，因拥有良田万亩和广出美女而出名。为敛夺财富，杨俊与当地州官串通，有意抬高税收，让那些交不起税的百姓来找他们借高利贷。于是不到两年，曾家州百姓便被逼得走投无路，有的甚至把女儿送来还贷。

这事传到隋文帝耳中后，他立即派人去调查处理。办事的人自然不敢把杨俊怎么样，只是把他手下的几个爪牙抓了起来。杨俊知道别人拿他没办法，更加有恃无恐了。他模仿皇宫建造自己的宫殿，用外国进贡来的香料涂抹墙壁，用美玉黄金装饰台阶……他还搜罗美女三百，养于宫中，供自己享乐。

这下，隋文帝动真格了，他下令罢免了杨俊的官，并关了他的禁闭。有个叫刘升的将军以为文帝只是一时之气，便去替杨俊说情：“秦王只不过多花了几个银子，陛下不必对他如此重罚。”隋文帝严肃地说：“用老百姓的血汗钱为自己修宫殿，这是浪费，也是犯罪呀!”刘升又说：“秦王灭陈有功，可以将功补过。”隋文帝生气地说：“打江山靠他一个人是不行的。如果每一个有功的人都像他这样，国家不就要垮了吗？”

过了几天，大臣杨素又来劝隋文帝赦免杨俊，还给他陈列了杨俊立下的五大功劳。隋文帝听后反驳道：“他总不能贪功自傲吧。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任何人都不可有法不守。”

杨俊听说隋文帝置杨素等人的求情于不顾，十分恐慌，不久便病倒了。病中，他给父皇写信，表示认罪，请求宽恕，甚至愿去边境做终生守军，将功补过。但隋文帝对送信的人说：你回去告诉杨俊，他是我儿子，不但不做出榜样，反倒贪钱占色，挥金如土。我不严办他，又如何严管别人？”几天后，杨俊病死，隋文帝下令把杨俊宫中的奢侈浪费之饰全部毁掉，并让那些良家妇女全部回家。

太子杨勇也让隋文帝操心不少。有一次，太子杨勇为庆祝自己的生日，在辅佐大臣唐令则的建议和鼓动下，大摆宴席，并下令周边百姓丢下一切事务，与他昼夜同贺。在太子宫，他让家臣们弹琵琶唱歌，通宵狂欢，他还嫌后宫美人太少，闹不出气氛，又从民间选了三百美女。唐令则本是一介贪官，因善于迎合人而成了杨勇的辅佐大臣，借太子之威捞取了大量银两。这次他更想借为太子庆寿的机会笼络人心并从中获利。因此，在唐令则等人的操办下，整个太子宫一时间被搞得乌烟瘴气。

后来，这事传到朝廷，隋文帝十分气愤，废了杨勇，并把杨勇手下的大臣训斥了一顿。这时，大臣李纲站了出来，他义正词严地说：“此事太子固然有错，但陛下派唐令则这种人去辅佐他，怎能不把太子带坏呢？陛下如能将唐令则等人的所作所为查清，太子一旦看清他的真面目，也就不会再听他的了。”在李纲的建议和坚持下，隋文帝当即令人查明唐令则的所作所为，并将其治了罪。

以身作则反贪反腐

史书称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以节俭著称的皇帝之一。有一次，他配止痢药，但宫中却找不出一两胡椒粉；又有一次，他想找两条编织的衣领，但宫中却没有；他常用的一套车马用具，修修补补用了7年多。

有一回他乘车下访，车又一次坏了。有个叫周巡的州官得到消息，一来想讨好文帝，二来想趁机也给自己做一辆车，便用全梨木先为皇上做了一辆，然后给自己做了一辆。车做得极好，周身布满手工雕刻的龙凤图画，十分精美。当文帝听说做这样一辆车需用上等梨木五十围（一围相当于一立方）、人工五百个后，他把周巡狠狠训斥了一顿，说：“我那辆车虽旧，但通过维修还可用。这车虽好，可用了多少人力财力？我们大隋还不富裕，当皇帝的，不可带头浪费啊！”之后，他将那个周巡贬职不说，还把那两辆车拿来展出，警示众官吏不能做有害国家利益的事。

据史书记载：在文帝当政的二十几年中，由隋文帝发起的反贪污运动有18次之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他曾将以重臣刘青炎、荀通运、苏迟等人为首的贪污团伙共30余人赐死。包括三太子杨俊在内的10多名皇亲国戚也因贪赃腐败而丢了性命。

杨坚不仅从官员的源头上去治理腐败，而且对官员的日常管理也很有一套。他强化对官员的监督，《隋书》记载，隋文帝杨坚让亲信“密查百官”，发现贪腐行为便严惩不贷。曾一次罢免河北52州贪官污吏200人，而且还以“钓鱼”的手段铁面反腐：他派人暗中向一些可疑的官员行贿，“私以贿之”，这些人一旦受贿，即行处死。由此“晋州刺史、南阳郡公贾悉达、显州总管、抚宁郡公韩延等以贿伏诛”。

受贿的风险如此之高，自然令铤而走险者望而却步了，谁不珍惜自己的脑袋呢？于是，隋初的贪腐之风也就此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