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徐静波

海的另一边

——我所了解的日本战后七十年

文 徐静波

图为村山富市

村山口述：“村山谈话”发表的前因后果

抗战胜利70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于战争的历史责任问题玩起了躲猫猫。全日本在电视、在报纸上强烈要求安倍在“战后70周年谈话”中必须写入“侵略与殖民统治”“由衷反省”字词的一个人，便是91岁高龄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战后50周年的1995年，村山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村山谈话”，首次承认日本在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和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并向受害国表示“由衷的深刻反省”。这一份谈话，成为此后日本历届内阁能否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一个核心基准。

过去20年，这一份“村山谈话”发表的前因后果，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2013年，我曾经在村山先生的家里，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详细了解了当年为何发表“村山谈话”的动机、谈话起草经过、发表前后各政治势力的态度、发表后的效应等实情。我想我应该用自己的笔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

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把当时的采访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再次公开发表。

村山先生的家在九州地区的大分县大分市，房子精致与娇小，估计全部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00平方米。门口没有警察站岗，也没有其他保安。摁了门铃，村山先生自己亲自来开门，长长的白眉毛，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他笑哈哈地说：“一年没见，徐先生还是那么年轻。”

老先生请我们进屋。他说这房子是明治时代的建筑，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了。1945年，美军轰炸大分市时，这一带的房子都被毁了，就剩下这一栋房子还在，“这是一栋幸运的房子，于是就把它买下来了”，村山先生说。

我与村山先生喝着茶，谈到了 “村山谈话”发表的前因后果。

徐静波

（以下简称徐）：村山先生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发表这么一份谈话？

村山富市

（以下简称村山）：我当选为首相后的1995年8月，去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进行了访问。对于中国，日本实施了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和苦痛。在韩国，日本实行了36年的殖民统治，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是江泽民，很重视历史问题，所以在访问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历史问题的那一份沉重。

去东南亚国家访问时，我也感受到，虽然这些亚洲国家对于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之路、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抱有一份敬意，也接受了日本的一些经济援助，但是，对于日本没有很好地处理历史问题，并且经常有政治家发表一些否定历史的言论感到不满，同时也担忧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忘却历史，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这一些担忧，也令我感觉到战争留下的创伤并没有治愈，日本政府需要明确地向亚洲各国人民表明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寻求与亚洲邻国建立更加信赖的关系。

而当时也刚好是日本战败50周年，我觉得自己作为首相，应该带领日本借此机会总结一下历史教训，给自己树立一块警示牌，以此来寻求亚洲各国的宽谅，并与亚洲各国建立起真正的友好和信赖关系。

我想这个时候不说，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说了。

徐：

听说您在访问北京时，特地去参观了卢沟桥和抗日战争纪念馆。当时有何感想？

村山：

我担任首相后第一次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看了那么多历史资料，内心十分地震撼。去卢沟桥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虽然在战争的后期也被征入伍，但是做的是内勤，还来不及上战场战争就结束了，因此对于战地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看了展览，真正认识到日本过去在中国干了许多残酷的事。

战争的创伤并不是两国签署一个协定、发表一份文件就可以了却。许多人目睹了自己父母被杀，这些人还健在，要他们立即忘却，没有道理，也是做不到的，需要时间来疗伤。

徐：

当时决定发表一份“村山谈话”，有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村山：

当时，我的内阁是由社会党、自民党和先驱党三党联合执政。在三党商议联合执政时，就涉及过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因为我领导的社会党是坚持认为日本过去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所以当我提出要借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发表一份政府谈话时，三党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大家觉得很有必要这样做。为此，三党一起成立了一个“50年问题工作委员会”，商议如何处理战后问题。对内涉及到遭受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救助等问题，对外涉及到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殖民侵略等问题。其实揭开盖子，发现战后未处理的问题实在很多。

在这份谈话发表前，国会议员中不是没有反对者，自民党内就有一些议员反对。好在当时的自民党中，追求民主与和平主义的议员较多，因此这些反对声音未能占上风。内阁成员是满场一致通过了这一份谈话。

我当时也一度考虑以“国会决议”的方式来发表这一份谈话，但是内阁在讨论中，认为应该以“总理大臣”的名义代表政府发表，更为慎重和严肃。于是在1995年8月15日，战败50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这一份谈话，后来大家把它称为“村山谈话”。

徐：

“村山谈话”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村山：

在这一份“谈话”中，我着重强调了过去由于日本国策发生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为了避免以后再次发生这样的错误，我们应该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我还表示，战败50周年的今天，日本应该立足对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和谐，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汲取历史教训，展望未来，不要走错人类社会发展和平繁荣的道路。

徐：

在“谈话”中，公开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周边的人没有抵抗感？

村山：

日本战后对于过去的这一段历史，有许多暧昧的说法。有的说是一场为了解放亚洲各国被殖民统治历史的战争，是“殖民解放战争”。有的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不仅仅是日本，许多国家都发动或参与了这样的侵略，为什么要单单揪住日本不放？认为对日本展开的批判不合理。我觉得，闯入别国就是侵略，日本在中国建立伪满洲国，就是一个例证，这是无法抵赖的。

所以，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如果我们不能反省到这一点，不肯承认“侵略”，那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反省了。

当时，在使用具体词汇上，有过商榷。譬如有人主张使用“侵略战争”，有人主张使用“侵略行为”，我最终把它归纳为“侵略”两个字，不管什么程度，就是“侵略”。

徐：

为什么在谈话中没有提及“慰安妇”问题？

村山：

因为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涉及的具体问题很多，譬如南京大屠杀事件、慰安妇问题等，谈话中不可能一一列举，所以总体上使用了“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苦痛”这样的表述。

徐：

这一份“谈话”是由谁起草的？

村山：

这一个“谈话” 的原稿，是由专家小组起草的。内阁官房（首相官邸）内的外政审议室负责牵头，并请了不少专家参与，听取了不少人的意见，最后成稿，前后花了不少的时间。稿子最后送到我手里时，我逐字逐句读了几遍，感到很满意，基本反映了我的思想和理念。

虽然在过去的几任首相中，也有人表达过同样的意见和观点，但是最终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代表政府发表这么一份完整的文件，这还是第一次。因此也受到了亚洲各国的欢迎。

徐：

近期对于安倍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维新会共同主席桥下彻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发言，您怎么看？

村山：

这种言行不是一件好事。桥下的慰安妇问题的发言，是一种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慰安妇们成为性奴隶的行为，不能容忍。我希望日本今后的政治家们能够遵循这一个谈话的精神，日本如果不深切反省自己的历史，就不能与亚洲各国建立起信赖关系。

我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一种很深厚的感情。20世纪70年代，我访问中国时，曾经在青岛海滩游泳，一个浪头扑面而来，把我的假牙打落在青岛的海滩，当时就找不见了。如今我已经90岁了，我忽然觉得我的“分身”早已经留在了中国。真心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真诚相待，友好相处。合则两胜，斗则两败。

徐：

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一份谈话，您有什么感想？

村山：

发表一份对于过去历史的总结性谈话，不是政府的事务性工作，而是一件让全体国民学习历史理解历史的教育工作。对方的国民如果心中有痛，我们就需要努力消除这一份痛。这是我们的责任。只有这样，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才能建立起信赖关系，才能一起向前走。江泽民主席在1998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后来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的时候，对于这一个谈话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赢得了日本社会的赞誉。

村山先生的家里，没有警卫，没有秘书，也没有佣人，只有这对90多岁的老夫妻相携生活。村山太太因为长年的腰疼，没法照顾他。村山先生每次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超市买菜，超市里的店员们都会帮他拎篮子。

日本首相退休后，政府既没有特别的补助金，也没有什么安家费，连书报费和交通费都没有。生病就是一般的国民健康保险，自己承担三分之一。所有的生活，就靠每月几十万日元（2万元人民币左右）的议员养老金。

一个人的伟大，也许就体现在平凡之中。我眼前的村山先生，就是一位平凡的老人。所不同的是，在他那长长的白眉毛下，始终有一种坚毅的眼神。敬畏他，不只是因为他曾经当过首相，而是感佩他有一颗正义的心。

临近中午时分，村山夫人张罗着要做饭，我是一定要请他们去外面吃饭。最后村山先生自己打电话到一家经常去的寿司店，订好了座位，还叫了出租车。

寿司店最里面的一间，是村山先生最常用的地方。很小的空间，坐下四个人就已经很挤。老板娘说，村山先生从当大分县议员时代开始，就来店里吃饭，他不用说，我们都知道他想吃什么。

分别时，村山先生向我鞠了一躬，说：“还让你付了寿司钱，家内（太太）说我了。真是对不住！”车驶离后，老先生还站在路边相送，我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对话鸠山由纪夫：当首相的甜酸苦辣

图为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在刻有30万遇难同胞字样的石碑前，鸠山双手合十，低首默哀

当鸠山由纪夫坐在我的面前时，我突然感觉到，他不像一位当过日本国首相的政治家，而像是一名谦恭的学者。因为他只坐了沙发的前半部分，根本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埋进沙发中去。

鸠山先生没有傲气，说话细声细语，甚至有些腼腆，几乎没有手势。

我和他的“人生对话”，就是在这么一种氛围中开始。

“按照中国社会的说法，我是属于‘官四代’。”鸠山先生如此调侃自己。

1947年2月11日，鸠山由纪夫出生在东京的一个政治世家。他的曾祖父鸠山和夫曾任日本众议院议长。祖父鸠山一郎，20世纪50年代时曾任日本首相，实现了日俄邦交正常化。他还是目前安倍首相领导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创始人。父亲鸠山威一郎曾任外务大臣。弟弟鸠山邦夫，曾任总务大臣。因此许多人喜欢把鸠山家族与美国的肯尼迪家族相提并论，并称鸠山家族为“东京大地主”。

鸠山先生出生后，就没有被家族所看好。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怕在生人面前说话。因此，全家人都倾向于他的弟弟、活泼好动的邦夫来继承政治家业，而让鸠山去自由浪漫。

鸠山是个读书人，一心想做一名工程专家。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东京大学工学部，专攻计数工学专业。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考入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

从美国回来后，鸠山先生进入了东京大学当教师，而且当得不亦乐乎。但是毕竟是鸠山家的长子，根据日本的传统习俗，长子必须继承家业。1986年，鸠山放下了教鞭，参加了众议院议员的竞选，并一举当选。时年，鸠山39岁。凭借家族的声望与人脉，鸠山迅速成为日本政坛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1993年，因为不满自民党的“黑金”政治，鸠山宣布离开自民党，并与志同道合者们结成了“先驱新党”。同年，“先驱新党”联手小泽一郎率领的新生党、细川护熙创立的日本新党及社会党、公明党等8个政党，促成1955年以来首个非自民党政权——细川护熙内阁的诞生。

1996年，鸠山兄弟拿出12亿日元的私人资产，与菅直人等人组建“旧”民主党，并担任党的主席。

1998年，鸠山领导的民主党与小泽一郎领导的自由党等合并，组建了新的民主党，并多次担任党主席和干事长。

2009年9月，鸠山和小泽一郎领导的民主党在众议院大选中一举击败长期统治日本的自民党政权，组建了民主党政权。9月16日，日本国会召开特别指名选举，鸠山由纪夫获得480席选票中的327票，当选日本第93代、第60位首相。

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鸠山说：“早上出门时，身边只有一个保镖。晚上回家时，变成了一个警护车队。到了家门口，发现已经有了临时岗亭。”

徐：

您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首相，当初是准备一辈子从政，还是想过当一名单纯的学者？

鸠山由纪夫

（以下简称鸠山）：说实在，我是一向很讨厌政治。我从小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太喜欢在生人面前说话。小时候，因为家庭的关系，很少有机会与同学朋友打打闹闹，因此性格很腼腆。我的爷爷都认为，鸠山家能够继承政治血脉的，是我的弟弟邦夫，而不是我。而我的父亲也告诉我，政治家的代名词就是“混蛋”，他也不希望我从政。但是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刚好遇上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庆典，看到那么多美国人在为自己的国家欢庆呐喊，那一种近乎狂热的爱国心深深地感动了我，想想日本社会谁都不敢提“爱国主义”，因为一提“爱国主义”就会被联想到过去的军国主义教育。日本人挥舞日本国旗也只是在奥运会举办时，年轻人对于日本的感情越来越薄弱，心中突然产生了强烈的从政愿望，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让日本成为独立自主、受人尊敬的国家。

从美国回来后，我当了一阵子大学教师，在39岁时参加众议院大选，当上了众议院议员，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家之路。

徐：

当上首相后，您感到第一件惊喜的事情是有了门岗，但是您第一次感到痛苦的事是什么？

鸠山：

我领导的民主党在竞选时曾向国民许下两大诺言：孩子读书不要钱，高速公路不要钱。事后细细算了一笔账，单是“孩子读书不要钱”，一年的财政支出就要2.3万亿日元。而“高速公路不要钱”，一年则需要6000亿日元，两者相加就是3万亿日元。

这一笔钱，原计划要从中央各机关的“埋藏金”中挖出。因为根据民主党的事先调查，各中央机关以基金、备用金名义留存的资金总额达到6万亿日元。这一笔“埋藏金”没有列入国家财政结算中，属于机关的小金库。但是，我当上首相后，发现这些期待已久的“埋藏金”早已经被自民党的麻生内阁花得净光，只剩下空壳一个。这是我最感到震惊的事情。

徐:

您担任首相后，提出了一个建设“亚洲共同体”的构想，认为日本应该融入亚洲。这一构想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鸠山：

战后68年来，日本与美国建立了长期的同盟关系，在美国的支持关照下，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发展起来，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取得惊人的成绩，使得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所以日本感谢美国是应该的，也是当然的。但是，我也感觉到，二战结束已经这么多年，日本在外交上一直处于向美国一边倒的状态。当然，在过去冷战时期，这种状态可能是属于比较好的。但是在冷战结束的今天，针对世界出现的新秩序新情况，日本应该顺应潮流改变战略，但是事实上，日本在政治外交上依然是看着美国的脸色行事。我觉得，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在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应该拓展自己的视野，努力成为一个能够受到亚洲各国尊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我一直主张以“友爱”精神化解历史恩怨，学习欧洲的做法，就如德国和法国那样，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最终能够认真清算好历史，达成相互谅解，从而共同建设“欧洲共同体”。我觉得亚洲也应该如此，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应认真解决好历史问题，相互尊重和理解，共同引领亚洲走向和平与繁荣。所以，我在担任首相后，就提出了建设“亚洲共同体”的构想。

徐：

担任首相后，您正式出访的第一个重要国家，为何选择了中国，而非美国？

鸠山：

我和民主党政权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外交考量，那就是要结束日本长期以来完全倚重于美国的历史，日本需要寻求政治上的独立。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日美中三国的“等边三角关系”。中国毫无疑问是未来日本最重要的伙伴。虽然有历史问题的纠结，但是我相信，只要真诚相待，这些问题并非关键。日本要融入亚洲，就必须先融通中国。我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日本“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个位于亚洲的国家。我认为，正在日益显现活力的东亚地区必须被确认为日本的基本生存范围。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建立覆盖整个地区且稳定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框架”。这就是我的外交立场。

徐：

什么原因迫使您最终选择了辞职？

鸠山：

原因是众多的，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担任首相后，就如上面提到的那样，希望日本能够回归亚洲，希望能够建立日美中三国的“等边三角关系”，但是这一想法遭到了政府内部一些亲美官僚集团的抵制。他们认为我是大逆不道，认为日本离开了美国，就难以生存，因此对于我提出的建立“亚洲共同体”的构想，也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会得罪美国。

当然，我没有受到来自美国政府的直接的压力。但是，许多时候，这一种压力是无形的。

其次是有关美军驻冲绳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问题。民主党在竞选期间宣布的纲领中，是明确提出要求将基地搬出冲绳县境外的。但是，我担任首相后，外务官僚马上提出，基地搬迁到冲绳岛内是日美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不可改变，如果改变的话，必然会损害日美同盟关系。结果我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立场。但是这一修正，让我成了一个出尔反尔的政治家，支持率出现了很大的跌落。

当然，国内财政的严重亏损，官僚集团在工作上采取消极对抗等，都是让我感到当首相困难的原因。

当首相9个月不到，我尝尽甜酸苦辣。2010年6月2日，我宣布辞去首相职务。

日本老兵证言：确实拿中国活人练刺刀

图为电视片《证言记录：日本人的战争》中的日本老兵

日本NHK电视台虽然是一家接受政府资助的电视台，但是其“公益电视台”的色彩依然浓郁。在过去几年里，NHK拍摄过许多揭露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电视片，其中《证言记录：日本人的战争》系列电视片是其中代表作之一。

我特别关注这一系列电视片的第一集《被亚洲民众包围的战争》，因为它描述了日本军侵略中国的罪行。

这一部专题片以日本长野县的一个村庄“中川村”的老兵们为背景，讲述了在战争时期这个村发生的悲惨的故事，并以老兵们的口述作为证言，回顾了这一场罪恶战争的渊源和实况。

这部专题片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日本老兵证实自己在中国和南洋国家犯下烧杀抢掠罪行的最深刻的电视片，作为一名媒体人，我对NHK的努力表示敬佩。相信许多日本人在看了这部电视片后，会知道他们的先辈在中国犯下了多大的罪行。

中川村，原来叫南向村，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整个村有422名男子被征当兵前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有近一半的179人战死。另外，整个村有许多家庭作为“开拓团”前往中国的东北地区的旧“满洲国”驻屯，一些人在此后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苏联红军的进攻中丧生。

中川村有座桥，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400多名中川村的男子从这座桥上走过，满怀“为天皇而战”的激情前往战场。

一位名叫竹本的老太太，今年101岁，还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在她22岁时，她的丈夫战死在中国战场。

竹本是当时中川村的第一名战死者，离开村里才两个月，到中国河北省才5天，被中国军队打死了。

竹本战死的消息传到村里后，村里为这位“英雄”举行了“村葬”。竹本太太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参加了葬礼。

如今回忆当时的情景，竹本老太太说：“当时说什么都是战争第一位，日本国土太小，想要更多的土地。”

那么，当年的日本兵是如何在中国残杀百姓的？节目中介绍了中川村几位老兵的回忆：“当时八路军常常和一般的平民混在一起，并经常袭击日军的据点。”

一位名叫大岛的老兵回忆了一起袭击村庄的事情。他说，得知八路军在一个村庄里的消息，我们立即组织了部队前去“讨伐”。

这位老兵当时是一位小钢炮炮手，他开炮袭击四处逃散的村民，“爆炸之处，许多人都倒下了”。他说：“当地村民和八路军在一起，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就是射击。”他说：“当时没有因为有住民而停止攻击。进入村里后，住民们都逃走了，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掠夺，抢粮食和食物，还有金钱。”

当时的军中资料记载，一个旅中有796人有过抢掠和强奸中国妇女的记录。

另一位名叫岩永的老兵面对摄像镜头说，刚到中国，自己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兵，被集中在一个训练场上练刺杀，而刺杀的对象竟然是中国人，大概有70人左右，当时自己的手都在发抖。上司命令说：“在三八式步枪上上刺刀。”那一瞬间才明白，自己要杀人了。

上司命令：“对着中国人的心脏部位刺杀。” 教官一声令下“突击”，我们就奔过去朝中国人刺杀了过去。

这位老兵在节目中最后说，想想自己现在的家庭，总觉得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人做的事。假如现在发生战争，把我的全家都抓去杀死，那是无法想象的事。他说：“不应该干的事都干了，真是对不起中国人。”

NHK有勇气制作这一节目，这些老兵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罪孽，我们应该给予鼓励和肯定。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安倍政府真的应该借此机会，坦承面对自己的侵略历史，真诚反省自己的罪孽，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宽恕和原谅，实现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和解。

寻找日本“731部队”战犯的下落

图为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何英珍（前左一）、周福菊（前右一），以及前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前右二）、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前左二）等在日本东京街头参加游行

2009年，在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前夕，日本朝日电视台在12日下午2时，播出了一个特别电视节目《731部队的真实》。这一个节目不仅揭露了“731部队”残害中国人民的事实，同时也是第一次公开了美国控制的远东军事法庭当年为何会免除“731部队”战犯的战争责任的黑色内幕。节目还揭露了“731部队”战犯在战后创建“绿十字”制药公司，制造艾滋血液毒害日本国民的新的犯罪事实。

“731部队”全称“满洲731部队”，是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为掩人耳目， “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立了占地300亩的大型细菌工厂。

日本著名的新闻人鸟越俊太郎以走访哈尔滨的“731部队”遗址“平房”，采访被“731部队”杀害的中国人遗族为线索，穿插了大量的原“731部队”士兵与医生的证词，全面揭示了“731部队”的犯罪黑幕。

节目揭露，日军“731部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为了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把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抓到哈尔滨的“平房”（“731部队”驻地代号）进行人体实验。一位当年的日本兵在节目中承认，他自己亲自参与了杀害5名中国人的实验活动，而这些人都是在被细菌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情况下，被活活地解剖被活活地取出内脏。大量的历史资料显示，至少有3000人直接死于“731部队”的毒手之下，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

“731部队”将研制出来的细菌撒播于中国许多城市乡村，在山东西部地区发起的鲁西细菌战，造成了42.7万余人死亡，使大片土地成为无人区。在云南西部发动的滇西细菌战，造成20万人死亡。在浙江衢州发动的衢州细菌战，造成衢州8年传染病流行，传染病患病者达30万人以上，死亡5万人以上。在湖南常德发动的常德细菌战，已经确认遇难人数也有7643人。“731部队”的罪行罄竹难书！

节目中说，可恨的还有，在日本投降前夕，“731部队”为了掩盖犯罪事实，司令官石井四郎下令毒死了40多位被关押在“平房”内的中国人，炸毁了大多数建筑，销毁了大量的文件资料。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日本投降后，美军司令部为了获取“731部队”细菌武器的研究成果，征得华盛顿和美军驻日司令麦克阿瑟的同意，以免除“731部队”成员的战争责任为条件，与石井四郎等人进行了一场罪恶的交易：让“731部队”成员提供研究成果，尤其是人体实验的数据，不再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

节目引述当时的一名美军中校的证词：“美国人是不可能去搞什么人体实验的，只有日本人敢这么做，这些研究成果是美国最希望得到的。”

结果，美军的这一个肮脏的交易，导致这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731部队”成员全部被免于起诉，包括司令官石井四郎。

节目指出，这些漏网的战犯们后来有不少人成为日本医学界的权威人物。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日本各医科大学的校长，几乎都来自于这一个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尤其是日本血液制品制造企业的经营者，百分之一百来自于“731部队”。他们用杀害中国人民所获取的“经验”，累积起日后的巨富。更为可恶的是，由这些战犯创立的日本最大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绿十字”制药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制造带艾滋病菌的血液制品，导致许多的日本国民感染了艾滋病。其中一位名叫川田龙平的受害者，公开自己被“绿十字”制品感染艾滋病的事实，与“731部队”这些战犯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法律抗争。2007年7月，31岁的川田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日本参议院大选一举获胜，成为日本第一位艾滋病国会议员。

一贯敢于揭露日本军犯罪事实的朝日电视台，在播出这一个节目时特别强调：日本政府必须面对自己的战争责任。

1997年8月， 中 国108名“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案”起诉状，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对细菌战罪行谢罪。1999年12月，另外72名“731部队”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及受害者亲属的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这一诉讼案自1998年2月第一次开庭，到宣判前的2001年12月最后一次开庭，前后经历了近4年时间，开庭27次之多。报道说，在漫长的法庭审理中，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只做了一次答辩，然后在所有的庭审中都保持一种傲慢的沉默。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案进行宣判，驳回中国180名原告的一切请求。但判决书用10多页的篇幅指出日军曾在浙江和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造成1万以上的人痛苦死亡。这是日方第一次承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

日本《朝日新闻》当时发表评论说：“通过国家对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所持的态度，再次深深地感到我们日本人必须马上停止无视过去历史事实的行为。”

日本老兵忏悔：当年我们在南京杀人放火

图为三谷翔讲述在扬子江畔亲眼见到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7日，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举行入城式的日子。70年后这一天的晚间综合新闻节目中，日本TBS电视台推出了一集特别报道节目《原日本兵看到的“那一天”》。节目通过多位日本老兵的证言，向日本国民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我的记忆里，日本的电视台如此真实而正面地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这还是第一次。

长达25分钟的节目，通过一位88岁的老兵三谷翔的南京忏悔之行，和其他4位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活动的日本老兵的证言，真实地展示了70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极其残忍的一幕。

18岁参加海军，并作为侵略南京日本兵的一员，三谷翔当时服役的驱逐舰停泊在南京码头。三谷说，占领南京第二天，我就看到一群群中国人被卡车拉到江边，只听到“突突”的机关枪扫射声，20人、30人一排排倒下，被扔进扬子江里。哪怕是5天之后的入城式结束后，这样的屠杀还是每天在进行。

三谷的女儿律子这次陪父亲到南京忏悔。她说，四年前才知道父亲参加过“南京战斗”。父亲说，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一段历史告诉给人们。这次是相隔70年重访南京，亲戚们都反对，觉得怕惹麻烦，但是，父亲态度很坚决，一定要去，说一生就这一回了。

节目播放了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原日本第16师团几位士兵的证言。他们说：“当时杀中国人就像杀牲口一样，用铁丝穿起来，拉到江边用机枪扫杀。”“江边有很大的仓库，把许多中国人关在里面，然后放火把他们烧死和熏死。”“我跑进一户人家，两个人都被砍了头。”“一个小女孩被5个兵强奸，直到小女孩口吐白沫为止。”

老兵们作证说，部队当时下达了命令：“强盗，强奸，放火，杀人，想怎么做就可以放肆去做。”

日本“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会长松冈环女士在节目中表示，联络会已经收集并录制了150名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的证言，并将这些证言汇编成了一本书。

与TBS电视台这一节目播放同时，日本一个右翼团体拍摄制作了一部诋毁“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电影《南京的真实》在日本上映，电影制作发起人包括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和前通产大臣平沼赳夫为首的12名日本国会议员。募集的资金达到2亿2775万日元（约1200万元人民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民间电视台的TBS电视台，能够用25分钟的时间来报道日本老兵的证言，揭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我由衷地感到敬佩。同时也感铭那些老兵们的良知，他们在离开这一个世界之前豁出去一回，把自己的罪过和悲惨历史告诉给后人，在现今的日本需要一种勇气。

我问日本老兵7个问题

图为本文作者徐静波

接到金子先生女儿圣子的电话，说她父亲很想见我一次。

金子先生是日本一所大学的名誉教授，一直从事统计学的研究，算起来应该有90出头，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我去了埼玉县的川口市，金子先生的家就在临近河边的地方。

推门进去，老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见到我，他想站起来，但是显然已经很吃力。

圣子女士端上茶来，对我说，父亲最近怎么就突然唠叨起你来，说很想和你见一面。

就着一杯茶，金子先生跟我聊起了中日关系，还有靖国神社问题，看起来他很担忧，很希望中日之间不要再战。他说安倍就是一个浪荡公子，也是一个不会读书的笨蛋，除了张扬，啥都不会。

5年前，金子先生向我表达过一个愿望，说很想再去一趟中国，尤其是想去一趟开封，他说在中国当了6年的兵，最多的时间是在开封，直到投降。

我替他买好了机票，要陪他一起去，结果老先生摔了一跤，没去成。

金子先生找我的一个目的，是觉得自己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想了却一桩心事：在神奈川县的川崎市有一块住宅地，看能不能建成一个留学生宿舍楼，专门给中国学生居住。

我立马答应他，觉得应该以他的名字来成立一个中国留学生援助机构，并建设和运营这栋楼。

金子先生说，有你帮忙，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老先生想以此来向中国人民赎罪！

金子先生是在大学一年级时，被征兵去了中国。他说是从天津上的岸，然后在塘沽驻扎一段时间，然后坐火车去了开封。打了许多次仗，主要是与国民党政府军打，后来也和当地的游击队打。一起去的同学9个人，死了4个，战败投降后，活着回来4个，有一个因疟疾死在俘虏营里。

我对金子先生说，在中国人的眼里，你是侵略中国的“鬼子”。但是，今天我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我想请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因为这几个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脑子里，有许多原因找不到解读。

金子先生说，你尽管问，我一定实事求是地回答。

徐：

我最近看了一组当年日本兵在中国屠杀蹂躏中国民众的照片，那时日本兵为何如此残酷？

金子：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这一场改革开放之后，引进了西方的各种制度，成为亚洲最强盛的国家。此后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都取得了大胜，因此，日本上下产生了“大日本天下无敌”的狂妄。而中国因为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沉沦，国家十分破落，因此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中国就是劣等民族，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我想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当然，并不是日本兵人人都是那么凶残，相对来说，受过较好教育和城市出身的军人一般都比较守规矩，而来自东北农村的那些兵，相对表现得凶狠。

徐：

“军国主义教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金子：

当时进行的教育叫“爱国主义教育”，后来称其为“军国主义教育”。当时整个国家教育每一个国民，为了日本和天皇，要随时准备牺牲，奉献自己的一切。所以，你可能也看到过一些电影，那时送军人出征，真的是像送英雄上战场一样，全村的人都欢天喜地，我那时也是这样，全村人来送，觉得自己特别光荣。那个时代，日本整个国家都是发疯的。天皇的话是绝对的圣旨，为了天皇，什么都敢奉献。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可怕。

徐：

你们当时在中国，到底有没有抓中国女性做慰安妇的事情？

金子：

这种事情是有的。刚攻打中国时，这种事很少发生，后来占领了大部分中国，局势开始稳定了，闲下来就想着玩女人。我们一段时间驻扎在河北省农村，周围没有什么妓院，于是就绑架农村妇女到驻地来。有的女性是叫当地的乡长之类的官强迫送来的，有的是我们进村去抓的。女性年纪大小不一，有的才十几岁，关在驻地里，往往就好几个月。现在想来，真的对不起她们，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因为连钱都没有给人家一点，许多人身体都被搞垮了。

徐：

日本军当时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以这么少的兵占据中国？

金子：

我想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是日本很早就学习西方的军事教育制度，办了不少的军事学校，因此日本军队的管理与指挥，是很现代化的。也就是说，是按照当时最先进的现代作战方式侵略中国的。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军，虽然也按照现代军事制度进行组建和训练，但是在战术上与日本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正面交锋时，日本军往往占优势。

其次，日本当时的武器装备要超过中国的军队，无论是炮还是枪，在当时都属于亚洲一流的武器。尤其是日本拥有航空母舰和大量的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国只有几艘破旧的军舰，战争初期还没有战斗机群，所以，日本在武器装备上也占了上风。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的日本兵都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的洗脑，因此打仗十分凶狠，而且对待中国军人和民众，有时候不加区分就予以杀害，表现得凶残。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许多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我记得中国的一个连队被我们包围，最后一名活下来的士兵见到我们，还举着一把上了刺刀的空枪冲过来。我印象很深，现在还记得他那焦黑的脸，那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徐：

我在中国的电影里，经常看到一种场景，日本兵进村后抓八路军，把整个村的人都集中到一处，要他们交出八路军，不交的话，就开始杀人。有没有这样的事？

金子：

这种事有过。因为我们是正规军，因此每一位军人在打仗时都是穿军服的，但是中国的八路军，往往穿着和当地民众一样的服装，躲在暗处袭击我们，他们会打冷枪，我们许多战友就是这样被打死。为了抓住这些八路军，于是就采取了你说的这一种办法。当然，只要我们开始要杀人，一般来说，穿便衣的八路军人会站出来。但是有时候没有人站出来，那就会发生枪杀人的事件。我想，我们当时伤及了不少一般的民众。

徐：

据说日本兵在与中国军人拼刺刀时，会先把枪里的子弹退膛，那是因为什么？

金子：

确有这样的事，而且记得当时还是属于军令规定。我想原因有两个，一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作怪，觉得拼刺刀就是拼刺刀，不能做手脚，不能拼不过了开枪；二是我们当时使用的步枪是“三八式”步枪，当时在世界上也属于最先进的武器之一。这种枪有一个特点，就是威力大，射程远，有效射程在500米以上。而中国当时使用的步枪大多数是汉阳造的，威力不及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当时不把子弹退出来的话，万一在拼刺刀时走火，子弹会穿透好几个人，可能就会伤及自己人。

徐：

过去这么多年，到现在回头看，你如何看待这一场战争？

金子：

日本当时为什么会发动这么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当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狂傲的状态，觉得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国力强盛，可以征服亚洲，可以抢夺亚洲各国的资源为自己所用。那时天皇发疯，军部发疯，国民也发疯，所以，中国有一句话 “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人民也是加害者。没有国民的拥护和支持，这一场对外侵略战争是打不起来，或者说规模不可能扩大到那么大。

以我自己的经历，跑到中国去，去占领这一个国家，残杀这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一生的耻辱，虽然当时是觉得一切都是为天皇效忠，现在想来是多么的愚蠢。我走不动了，去不了开封了，如有机会，请代我向中国人民，尤其是向开封人民转达我的谢罪。战争结束后，他们没有杀我们，还给了我们不少的关照，让我活到了现在，真的很感激！

告别金子先生时，我对他说：“你还是写一个回忆录吧，把自己对于这一场战争的真实经历写出来。”他说，怕是写不动了。

日本人用什么方式感恩中国

1980年，被誉为“水稻王”的藤原长作（右二），随日本农业考察团访问方正县（朱国政／摄）

在黑龙江省方正县的“日本人公墓”园区内，除了5000人的“开拓团”合葬墓之外，还有一座日本人的单独墓，上面写着：“藤原长作纪念碑”。

为什么要单独给这位日本人修一座墓？陪同我的地方官员解释说：“藤原先生教会了我们水稻寒地旱育稀植栽培技术，这项技术使得东北地区有了高产稻米。”

我在搜寻“藤原长作”先生的资料，看到了《黑龙江日报》在2008年和2009年的两篇报道，详细地讲述了藤元先生的故事：

东北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省被称为粮仓，但是以前只是种植大豆、高粱和玉米等几种大田作物，那首《松花江上》的歌曲不是这样唱嘛：“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但是在农业生产上也有问题不好解决，那就是春旱秋涝，尤其是方正县及周边地区，春天需要雨水的时候，没有，真是春雨贵如油啊！秋天不需要雨水了，却阴雨连绵，内涝，又排不出去。

两种农业灾害中秋涝更为严重，因为方正县及周边地区是松花江冲击而成的平原，地势低洼，解放前就有这样的俗语：九河下梢，十年九涝，人缺口粮，马缺饲料！

这一情况到了1981年，伴随着一个日本老人的到来，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1980年7月，76岁高龄的藤原先生随日本民间友好访华团来黑龙江省方正县参观访问。在瞻仰“日本人公墓”时，藤原先生的心灵产生了震撼，作为被侵略的中国人民竟将日本人的骸骨搜集起来，耗费巨资建立了公墓。他对中国政府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感到深深的敬意。在访问过程中，他还特意考察了方正县水稻种植情况，发现方正县和北海道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水资源情况大同小异，但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却相差甚远，其主要症结是水稻种植技术落后。在访问团与方正县有关人士交流时，藤原表示：他虽然没有参加过侵华战争，但对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表示忏悔，要把自己创造的水稻种植技术传授给中国农民，以此向中国人民谢罪。

于是他向方正县政府提出了无偿来方正县传授水稻栽培高产技术的要求，并且承诺亩产能达到千斤。当时北方地区种植水稻，大多是“漫撒子”，即将种子用手撒在稻田里，不是插秧种植，而且亩产只有300斤左右。

次年4月，藤原先生来到了方正县，试验水稻旱田育苗稀植插秧栽培技术。他和当地农民一起劳动，手把手地传授技术。藤原先生带来技术的要领是：4月上旬旱田做床，浇水后播撒经过浸种催芽的稻种，用腐殖土覆盖后，支上小棚覆盖塑料薄膜。5月中旬，当秧苗三叶一心时开始插秧，行株距为10寸×5寸，每穴1—2株，浅灌水，靠分蘖增产。

试验的第一年，藤原先生和当地社员一起经历了秧苗立枯病、暴雨灾害、低温冷害、鸟害等一个个考验，试验基本获得成功，达到了亩产805斤，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亩产千斤，但是和当时的水稻产量比已经翻番了。1982年，方正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但是大家仍然战胜了困难，试验再次获得成功，亩产达到了900斤。后来，藤原先生干脆久居方正县，每天的饭菜，永远只是一菜一汤。

转眼过去30余年，方正县因为藤原先生的这项技术成了水稻大县、水稻强县，“方正大米”也名扬天下，是全国第三个大米原产地保护县。同时，藤原先生的技术成果也已经推广到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如今中国的水稻几乎都采用藤原技术。

当地官员说，因为藤原先生的技术，方正县农民的收入提高了9倍。过去农民住的是茅草房,现在改成砖瓦房,不少人还盖了楼房。而黑龙江农垦集团采用藤原先生的技术种植的万亩大良田，亩产均超过1200斤，让北大荒成了中国最大的粮仓。

立于方正县的藤原长作纪念碑

1983年，方正县政府授予藤原先生“方正县荣誉公民”称号；1984年被黑龙江省政府授予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1989年荣获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特别荣誉证书；1990年荣获国家颁发的国际合作奖。藤原先生曾受到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王震的接见。

黑龙江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王英春当年多次陪同藤原先生到方正县种植水稻。他回忆说，1998年，藤原先生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是他提出来，想再来一次中国，再到方正县看一眼水稻。当年还是小伙子的王英春，和同事一起抬着轮椅让藤原先生登上了长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藤原先生向中方提出了一个要求，在自己死后，希望将一半的骨灰葬到方正县的土地上。回日本后没几个月，藤原先生就去世了。

如果说，中国农业专家袁隆平先生靠改良稻种让中国水稻实现高产，那么，日本农民藤原长作则以特殊的种植法，帮助中国水稻实现了高产。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农田不断被城市扩张侵蚀的背景下，依然能够解决好13亿人的吃饭问题，袁隆平和藤原长作这两位大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人人知道袁隆平，却很少有人知道藤原长作。他的技术改变了中国的水稻种植历史，让亿万中国人受益，但是，他从没有向中国要过一分钱，也没有申请过一项专利。

藤原先生对于中国水稻种植事业的无私奉献，便是他对于中国的一种特别的感恩。

藤原先生的墓石已经有几块脱落，看来是好久好久没有人来打扫和祭奠过。我忍不住摘了几朵野花，恭恭敬敬地放在他的墓前，对他说了一句话：“谢谢您！”

真想为藤原先生塑一尊像！

自掏腰包为中国人打官司的日本律师

图为一濑敬一郎

在东京都港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的事务所里，一濑先生和我见面后，还没有喝茶，先讲了一个故事。

他的老家是在日本列岛西南端的熊本县，父亲在大学毕业后，先到长崎船厂当技工，后来被征入伍，扛枪去了中国，从上海一直打到桂林，最后在河北投降。“我小时候跟父亲一起洗澡，发现他身上有好几处伤疤，总是很好奇地问是怎么留下的？”父亲说，是被中国军队子弹打的。“那你有没有打过中国军人？”父亲总是躲避着不肯回答，我想他一定干了不少的坏事。

我读高中时，常常为了那几处伤疤与父亲争吵，逼他承认自己杀过人。但是父亲总是木讷地离开房间。后来我考上了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单身来到东京，并因此参加了反战集会和反安保行动。

父亲退休后来到东京，和我一起居住。我不再追问他那些往事，我想他一生有过太多的折磨。作为他的儿子，我已经开始帮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我想我也是在帮他偿还那些旧债。

一濑先生说完，一直低着头。我是第一次听他说起这个家事。

我和一濑先生并不是第一次见面。1998年，由“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牵头，一濑先生和他的同伴律师，以及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组成了一个宣讲团，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宣讲日军暴行。我作为唯一的随团记者与他们同行。

一濑先生是诉讼律师团的事务局长，这一次美加之行的大小事情便由他操办。由于英语欠佳，每次关键时候，总是需要王选伸手相救。他总是很敦厚地傻笑一阵，说一句：“回东京后一定支付翻译费。”

除了美国国会，在纽约、华盛顿，在旧金山、多伦多，交流最多的还是当地的华侨以及华人反战同盟，于是，一濑先生学会了一句中文，叫做“打倒倭寇”。

在日本人的历史知识范畴中，“倭”只是一个古代国名，并没有贬义的意思。因此在旧金山，当一濑遇到撰写《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女作家张纯如时，开玩笑地来了一句中文：“我是倭寇。”吓得张纯如大吃一惊，回头问我：“这位日本人有没有毛病？”等我给张纯如做了解释后，张纯如很郑重其事地对一濑先生说：“你是拯救倭寇灵魂的英雄。”

过去十多年，张纯如已故，一濑还在帮中国人打官司。

徐：

好多年没有见面，我还是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契机，使得你承担起为中国731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的工作？

1996年 3月，一濑先生第二次走进崇山村，听取村民一家被日本军杀害的经过

一濑敬一郎

（以下简称一濑）: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与中国人受害者结缘，是在1995年8月，我和几位同事去哈尔滨参加“731部队”细菌战问题的一个中日研讨会，会上遇到了来自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的几位村民，他们是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他们告诉我，自己受害了这么多年，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但是，要求信寄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后，一直没有得到日本大使馆的任何联系，问我怎么办？我突然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责任，帮助这些不懂日语、求告无门的中国受害者在日本申诉正义。于是我接受了他们递交的申诉资料。

回到日本后，仔细研究了这一起战后索赔诉讼的可能性，觉得应该作为一种清算战争遗留问题的契机来帮助中国受害者，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我联络了几位律师朋友，还有研究战后问题的市民团体代表，一起来到浙江省义乌市，走进崇山村，实地调查日军在这一个村实施细菌战的犯罪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刚好是日本战败50周年，整个日本和国际社会都有一种清算历史问题的气氛。当年6月，在二战时被强制绑架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代表，在东京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和所属企业提起了诉讼，这就是著名的“花岗事件诉讼案”。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第一次来到日本起诉日本政府，意义十分重大。而在这之前，只有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的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诉讼。8月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也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中国受害者的战后赔偿问题成了日本社会关心的一个话题，日本法律界也出现了“中国诉讼热”。因此，我们开始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调查，也成为一种当然。

徐：

当你第一次走近中国受害者时，你心灵感受到了什么？

一濑：

第一次的义乌之行，印象很深，因为遭受了极大的心灵冲击。在崇山村，先是感觉到村民们对于我们有一种敌视甚至一种仇恨的眼光，也许因为我们是日本人，我们的出现触及了他们心灵深处的伤痛。后来，经过说明和沟通，村民们对我们友好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控诉，那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多人争先恐后，抢着说话，那种情景和情绪，甚至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恐惧。日军当年在这个村撒了细菌，后来又到这个村掠夺烧杀，整个村有三分之一404人遇难、23家绝户。许多人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国人控诉日军残暴的罪状，心中有一种颤抖。

在离开崇山村时，我和同事们就想到，过去的这一场侵略战争，中国人受害最大，遭受的苦难最多，要清算战后遗留问题，必须从中国着手。于是，我们就决定要帮细菌战受害者打一场官司。

徐：

在中国的调查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一濑：

困难还真不少，首先是当时中国还不怎么开放，对于民间向日本政府的起诉索赔，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方针，所以，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调查的困难。但是，义乌市还是很支持，一些大学的学者们也很支持，所以，我们得以在浙江、湖南、吉林等省政府的档案馆里调阅了大量原始的资料。同时，将这些资料，与受害者的口述资料进行比对，相互印证。因为我们从事的是诉讼的取证工作，要以事实证据为准，不能出差错。

在调查中，其实遇到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障碍。无论是倾听受害者的倾诉，还是查阅历史档案，我们都听不懂看不懂，必须要有专业的翻译人员。同时，许多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作为律师，我们也没有接触过，所以还要向历史学家们求教，后来干脆就直接聘请日中两国的历史学者参与我们律师团的工作。

徐：

听说这么多年来的整个诉讼，所有的费用都是你们自己承担，没有向中国原告团要过一分钱？

一濑：

情况确实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诉讼时，中国受害者原告的一年收入还不够买一张来东京的单程机票，我们怎么可以向他们要钱呢？所以，“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和后来的重庆大爆炸诉讼，无论是到中国现地调查，还是在东京上诉，举行各种会议，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我去中国调查和会见原告等，大概已经超过100次，每次费用如果以20万日元计算的话，那也超过了2000万日元（注：约120万元人民币）。钱其实是小事，讨回正义和尊严，才是大事。

徐：

花费这么多的钱，你的太太和家人对此没有意见吗？

一濑：

我很欣慰的是，我的太太很支持我。她的名字叫三和，命中注定要和平。她是广岛人，了解广岛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后的悲惨，所以对于战争的苦难很有同情心。她不仅支持我，而且还成了我的助手。无论是去中国调查访问，还是接待中国原告来日，她理所当然就成了事务员和接待员。

其实，打这两场官司，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我们花费最多的不是去中国调查访问的差旅费，而是大量的中国原始档案资料和调查资料的中日文翻译费，以及雇用翻译人员的费用。所以，许多时候，我也是一方面要顾及自己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不能让职员们没有饭吃，另一方面要筹集资金帮中国人打官司。

后来，“731部队”细菌战的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在看到我们这么掏钱，觉得很过意不去，在中国发动企业家捐款，解决原告们来日本诉讼出庭的基本费用。我们在日本也成立了“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和“重庆大轰炸被害者联谊会”，向社会各界募集资金，资金情况才有所好转。

徐：

“731部队”细菌战的索赔诉讼，不知后来结果如何？

一濑：

“731部队”细菌战的调查是从1995年12月开始的，到1997年正式提出起诉时，先后在中国吉林、浙江和湖南等地进行了10多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和证人资料。1997年8月，我们组织中国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赔偿受害者原告经济损失。

对于中国原告的索赔要求，日本政府认为，1972年，在中日签署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已经宣布放弃赔偿，也就是说，有关战争赔偿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经解决。因此，在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级法院均承认日本实施细菌战伤害中国人民的事实，但是不认定日本政府赔偿的法律责任。

一濑敬一郎、田代博之等律师组成的日本国律师团专程赶到重庆，看望二战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并举行诉讼座谈会

而我们认为，日中联合声明中言及的“放弃战争赔款”的内容，只是中国政府放弃了赔款要求，而中国人作为个人并没有放弃索赔的权利。

在一审二审败诉后，我们继续向最高法院上诉。但是最高法院称，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条约》中，战胜国也都已经放弃了个人的索赔权。日中两国在1972年签署的联合声明也继承了《旧金山条约》的精神，因此在2007年5月作出了“中国原告败诉”的不当判决。其实，中国政府当时并没有参加《旧金山条约》的签署，周恩来总理还为美英等国排挤中国参加签约的行为发表了声明予以谴责。因此，日本最高法院的这一终审判决，是错误的。

虽然“731部队”细菌战原告团经过长达10年的诉讼后，最终被判“败诉”，但是，日本法院并没有否定日本军的犯罪事实，反而让这些犯罪事实更为明了，犯罪证据收集整理得更全。日本最高法院一下子不会改变自己的判决，但是，我们今后一定会要求最高法院作出纠正，我们正在为此努力。

徐：

你和你的同事在承担“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时，为什么又承担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们的索赔诉讼？

一濑：

说起来也是很偶然，2001年，我们在进行细菌战问题调查时，得到多位当年参加过“731部队”投放细菌弹的前日本航空兵的证词，他们承认在重庆也曾投放过细菌弹。依据这一些证词，我们专程赶往重庆展开调查，在那里遇到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也第一次知道了日军当年在重庆用炸弹杀害众多百姓的事实。2004年，一些被轰炸的受害者要求来日本诉讼，希望我们能够帮忙，我们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帮助重庆的受害者，于是接受了他们的委托，从2004年12月，开始了证据收集和调查，并于2006年3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起诉。刚开始时，原告是40人，后来有3次增加，最终达到了188人。其实，重庆大轰炸被害者的诉讼，因为起诉时间的不同，最终是分成了4个诉讼，因此辩护的工作量很大。

这一个诉讼目前进展还比较顺利。2013年11月，东京地方法院决定了证人出庭。今年4至6月，法院将举行5次庭审，将会有6名原告代表出庭，另外有6名中国研究者和3名日本研究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徐：

日本国民目前对于历史问题，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认识？

一濑：

日本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人，都已经90多岁了，活着的越来越少。这些人在中国、在东南亚做了不少的坏事，他们心中并没有美化侵略战争的想法。另外在冲绳的日本人，他们经受过战争的苦难，现在事实上还被美军占领着，因此他们不想再有战争。虽然日本的年轻人大多数也不期望日本再走上战争的道路，但是他们厌战和反战的强度显然比不过他们的父母辈爷爷辈。加上缺乏很好的历史教育，因此年轻人对于历史的认识比较浅薄，而且容易被政府诱导。

安倍不久前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件事不管他以什么样的理由进行辩解，很明显地说明了一点：安倍已经回到了战前的意识。也就是说，日本战前的价值观、天皇中心思想、日本传统的对他国的统治意识，都浮现了出来。而安倍要修改和平宪法，要让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是这一“战前意识”复苏的具体表现。如果日本的年轻人遭受这种意识的熏陶，并因此支持安倍的强军路线，那么，我们不得不要替这个国家的未来担心。

徐：

你觉得，日本应该如何处理战后的历史遗留问题？

一濑：

日本人常常说一句话：“自己做的事自己处理。”对于历史问题也一样，对中国的侵略，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对东南亚的奴役，都是日本干的，因此日本政府必须进行真诚的反省和谢罪。这是进行战后历史问题处理的根本，可惜日本政府一直没有去做。

日本战败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我们注意到，除了美国为主的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的战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处理之外，日本政府本身，并没有对战后问题，包括战犯们进行过处理，也没有哪一届政府来认定战争的责任，因此留下了许多的后患。

日本政府在过去这些年里，也做过一些口头的道歉，包括“村山谈话”，但都是轻描淡写，没有真正做到彻底的、真诚的反省。同时在教科书问题上，实施了掩盖历史的策略，因此日本在过去犯下的罪行无法在教科书里很好地反映出来，因此年轻一代也学不到真正的历史知识，相反地在教唆他们遗忘历史。

帮助中国人受害者在日本开展索赔诉讼，是我们作为律师参与战后处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诉讼，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让日本人了解这一些罪恶事实，对他们进行历史教育，帮助国家和国民反省。其实，我们帮助中国人，也是在帮助日本人。

历史问题处理不好，中日两国关系就改善不了。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最后让最高法院收回他们的错误判决，让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事实，赔偿中国受害者，构建中日两国和两国国民的和解与互信的基础。

一濑先生在接受完采访后，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送给我，书名叫《律师之魂》。他说，这是我们的律师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先生写的书。无论是“731部队”细菌战的诉讼，还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诉讼，都是他担任律师团团长的。他帮中国人打了十几年的官司，直到癌症晚期，还坚持挪步走进法庭为中国人辩护。

“这本书本来不应该由我签名，但是，土屋先生已经在2009年走了。”一濑先生签完名，特地在边上补了一行小字：“为了中日友好和友情”。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