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丽军 丁美华

——文学批评家宋遂良（上）

文 张丽军 丁美华

“儿时最高兴和最悲痛的时刻联手到来了！”

自20世纪60年代起，宋遂良就在山东这片土地上工作、生活、成家、立业，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他的文章中也处处透露着对山东的关心与热爱，以致很多没见过宋遂良的人都误以为他是山东人。可见过宋遂良的人则会恍然大悟，宋遂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的“故乡”不是山东，而是湖南。在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中，依稀可以辨别的湖南口音，是对那片土地永恒的记忆与真挚的爱恋。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这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浏阳河》所歌唱的地点，正是秋收起义的老革命根据地——湖南浏阳。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栋梁之才，如中国晚清时期的改革家谭嗣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黄克诚等。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宋遂良就出生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

1934年，宋遂良在浏阳河畔一个叫梅花堤的村落呱呱落地。梅花堤景色优美，乡风淳朴。清朝重臣曾国潘曾写诗赞美：“黄米饭香青菜熟，红梅花放白云飞。”宋遂良的外祖父名叫邹礼，是保定讲武堂毕业的一位军人，二三十年代做过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正是因为这一家庭文化背景，宋遂良的母亲邹惠玲没有待字闺中，而是冲破重重阻力到省城长沙读书，后毕业于湘雅医校。宋遂良的父亲，在一次巧合中结识了邹礼先生。邹先生很赏识这位年轻人，于是便把女儿嫁给了他。后来他又在邹先生的资助下就读于东吴大学，并在上海与邹家女儿完婚，而当时的证婚人是湖南省省长赵恒锡和现代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

宋遂良父母的婚姻看似传奇，实则并不美满。宋遂良的父亲并不怎么喜欢他的太太。婚姻的不美满并未影响到母亲对儿子的深情挚爱。母亲的爱与教导在宋遂良心中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宋遂良年幼时，父亲长年在外，家里的大小事务不得不由母亲一手操办。母亲虽出身大户，全然没有大小姐的娇贵脾气，文静宽厚，人缘极好。她不仅会绣花、绘画，还写得一手好字，甚至还会看病，常常以“业余郎中”的身份给左邻右舍送些药，大家都非常喜欢且敬重她，亲切地称她为“大嫂子”。在教育孩子方面，她怕宋遂良走入歧途，很想严厉地管教，但她天生心肠软，又多愁善感，终究狠不下心来。有时宋遂良做错事被父亲责备时，母亲常常站在他这边替他说话，保护着他。但母亲的爱并不是盲目的，她并非所有的事都袒护着宋遂良。小时候的宋遂良曾学会骂人，母亲气极，扬言要用针刺他的嘴。宋遂良却不以为然，因为母亲一直都那么温柔，他不相信母亲真会那么做。可当母亲满脸怒色地捏着针走向他时，他难以置信，吓得拔腿就跑。别人赶来劝阻，母亲也不听，一直追了好远才将宋遂良捉住。母亲战战兢兢地用针将宋遂良的嘴唇扎出几滴血来，宋遂良痛得直哭。母亲则一把将他抱住，含泪问道：“记住了吗？”“痛吗？……”宋遂良依偎在母亲的臂膀间使劲儿地点着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向温婉的母亲突然如此严厉，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说了几句骂人的话？

宋遂良（后排左三）合家照

母亲曾给宋遂良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至今宋遂良仍然记忆犹新：一个强盗在临刑前要求再吃一口母乳，当母亲走到他面前时，他却狠狠地将母亲的乳头咬了下来。强盗流着泪吼道：“要不是你踏住那枚铜钱让我学坏，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我恨你！”原来，这位母亲曾经踏住一枚滚到她脚边却不属于她的铜钱，然后偷偷示意她儿子捡起来，而这个孩子就在他母亲的“熏陶”下发展成一个江洋大盗。当再次回想起这个故事时，宋遂良仿佛看见母亲讲完故事后那凝重的神情，明白了母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当中包含的良苦用心。母亲讲述故事的同时，也是在告诫她自己，千万不可娇惯孩子，这样只会害了孩子的一生。母亲对他的严格甚至严厉无非是希望他能“克自树立成人”，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做人做事问心无愧，正直坦荡。

虽然幼年时宋遂良的父亲不在身旁，也没有给予他足够的父爱，但母亲的爱像化不开的春风，一直温暖滋润着宋遂良幼小的心灵。即使是日后遭遇的事情让人绝望到极点，但只要一想起母亲，总有一股暖流缓缓流进心田，仿佛寒夜里的一星炭火，微弱的光与热支撑这个曾一度绝望的人度过难熬的黑夜，等待黎明的曙光。

1942年8月，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即将再次进攻长沙。出于对宋遂良未来的考虑，母亲毅然决然地让宋遂良跟随姑姑离家到洪江叔祖父处读书。那一年，宋遂良才8岁，刚刚有了一个小妹妹，有了做大哥哥的短暂喜悦。母亲刚生产完，身体十分虚弱。宋遂良站在她床前，紧紧地拉着她的手，泣不成声。母亲却将脸别过去，强忍着泪水，声音哽咽地催促宋遂良快走。宋遂良哭着走到门口时，听到母亲说：“周嫂，请你看红鸡蛋煮好了吗？带几个让遂遂在路上吃。”宋遂良万万没有想到，这将是他留在记忆中的母亲最后的声音。从那一刻起，他们母子二人在战乱中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宋遂良的母亲太过狠心，让年纪那么小的孩子早早地离开自己，但是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位真正爱孩子的母亲的表现。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这样写道，母亲的真正本质在于关心孩子的成长，这也就意味着母亲和孩子的分离。只有在这一阶段，母爱才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除了被爱者的幸福一无所求。宋遂良的母亲是真心为孩子的前途和未来着想。那时的浏阳早已是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她深知宋遂良留在她身边不会有任何好处。作为母亲，她也许无法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至少她可以为他铺设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

少年宋遂良

1945年8月14日夜里，“鬼子投降了”的喊声惊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宋遂良。那天他刚好在朋友家过夜。睡眼惺忪的宋遂良揉着眼睛，全神贯注地听着外面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喊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跑到街上，被汹涌而来的人群裹胁着往前走。抗战胜利的消息毫无预兆地从天而降，那一夜，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宋遂良被巨大的喜悦冲昏了头，他的大脑已经无法思考，唯一的想法就是马上回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每一个亲人。宋遂良“带着一身的兴奋，一身的疲惫，一身的尘土”，赤着脚往家里跑，内心的喜悦充盈了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宋遂良在心里呐喊着，终于可以和亲人团聚了，终于可以不再东躲西藏了，终于可以再次见到母亲了！

8月15日凌晨，宋遂良赶到家中，一进门，他就兴奋地欢呼着“鬼子投降了”，可迎来的却是叔叔、姑姑们肃穆悲伤的眼神。这是怎么了？宋遂良疑惑不解。这时，叔祖父递给他一封父亲的来信，浑然不知的宋遂良高兴地接过信躲进屋里去看，只见上面写着“惠玲（宋遂良的母亲）可怜，已于4月22日离我们而去……”原来，在战乱中，宋遂良的母亲带着孩子去江西寻找宋遂良的父亲，颠沛流离中小产并感染了病毒，早在四个月前就悄无声息地去世在江西。手中的信纸开始瑟瑟发抖，宋遂良脸上的兴奋一点一点地消失，即使是强大的喜悦也抵御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他感觉自己像被掏空了一样，重重地瘫坐在地上。他除了只有泉涌般的泪水像石头砸到地面一样的声音之外，听不到任何声音，整个世界仿佛被水淹没了一般沉寂。他满怀希望地打开光明之门，却发现门内是万丈深渊，这种心灵的落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正如宋遂良后来在文章中写道：“儿时最高兴和最悲痛的时刻联手到来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70年过去了，当宋遂良再次谈到母亲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变回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孩童，然而母亲怀抱的温暖只能在记忆里才能找寻。2002年，宋遂良和妻子曾专程去江西寻找母亲的墓地，但一望无际的田野中何处才是母亲的坟茔？宋遂良悲痛地回忆道：“古人有诗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亲不在时还可以去祭扫，我如今是祭扫无门，魂归何处？”终究，宋遂良是一声叹息，两泪纵横，让人着实心疼不已。

弗洛姆曾说，如果有母亲，就有祝福；没有母爱，生活就会变得空虚，而宋遂良却没有能力去唤起这种母爱。母亲的早逝让宋遂良曾一度陷入巨大的痛苦漩涡中，但坚强的他并未因此长期萎靡不振。生活的几度坎坷慢慢造就了他坚毅的品格，使他日后不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都能从容坦然应对。同时，对母亲的怀念以及所经历的生活，使他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能有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特别是面对女性，宋遂良始终怀着一种感激和敬重的心。在宋遂良看来，女性相比与男性，除了生儿育女的劳累以外，在精神上会承受更多的痛苦。所以他呼吁大家都能体谅女性的艰难，尊重她们的劳动。宋遂良在一篇名为《世界因为有了女性而美好》的散文中写道：“我觉得母爱、柔情、温馨、美好这样一些字眼都是因为有了女性才存在的；而奉献、牺牲、苦难、悲剧等又总是和女性相关联，因而我觉得对于女性的歧视、轻慢和摧残是最不道德、最丑恶和不能容忍的。”文中，宋遂良亲切地称农村妇女为“中国真正的脊梁和灵魂”，感慨她们一生往往“吃苦最多”，“享受却最少”，痛斥那些轻视女性、不尊重女性的人。每每看到在田间劳作或是在家门口带孩子的妇女，宋遂良的心中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悲伤，仿佛看到昔日母亲劳动时的背影，那是记忆中最美好的画面。

青年宋遂良

因为抗战的关系，宋遂良的小学在躲避日军的炮火中度过。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宋遂良就与语文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这似乎暗示着他日后将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工作。有一次语文老师给他的作文打了90分，并让他重抄一份，贴在教室的后墙上“传观”。课下，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去观摩，并向他投来了羡慕和佩服的目光。宋遂良幼小的心灵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和自豪感。他悄悄向老师建议，把两周一次的作文课改为一周一次，他希望有更多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在老师的鼓励和自身的努力下，他的写作水平突飞猛进。有一年儿童节，在洪江举办的小学生作文比赛中，宋遂良获得了第一名，得到了一张由当地专员写的“后生可畏”几个字的奖状。当很多人都以为宋遂良将会选择语文教育事业或文学研究工作时，宋遂良却做出了让人吃惊又钦佩的决定。

1949年夏天，宋遂良和几个同学原本想到湖南长沙参加高考，但那时的长沙兵荒马乱，每天都有游行示威的群众，整条街道充斥着警察开枪镇压、警车长啸逮人的声音。宋遂良他们躲在一家会馆里不敢出门，因为一旦出去了，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一天，一位名叫陈植林的同学送给宋遂良一本小册子，纸张和印刷都很粗劣，也没有作者和出版单位名，封皮上只印着“中国向何处去”几个字。宋遂良窝在会馆里一口气把这本书读了两遍，虽然没有完全读懂，却深深地被里面充满激情与斗志的鲜活文字所吸引。看完后，宋遂良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直到后来，宋遂良才知道，这本小册子就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看得我心悦诚服，一种崇敬仰慕之情油然而生”，“可以说，我认识毛主席、接触共产党就是从这本《中国向何处去》开始的”。后来，浏阳解放，宋遂良一行人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连夜出城，饿着肚子步行了120里路赶回老家庆祝解放。在村子里，宋遂良第一次见到了人民解放军，虽然他们衣冠不整，满口北方话，宋遂良却觉得仿佛看到了昔日好友，备感亲切。回想起抗战的辛苦，人民遭受的无边苦难以及母亲的凄然离世，宋遂良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所具有的“救世济民”的传统在他心里开始发芽。他意识到人不能仅仅为自己而活，更要为人民、为国家而奋斗。共和国成立前夕，宋遂良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报考了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决定正式投身革命，为祖国的全民解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空军预科学校时期的宋遂良

1950年结业后，宋遂良被分配到石家庄军委民航学校学习报务。1952年宋遂良在重庆被整编入空军，在预科学校做了文化教员。这一做就是三年。1956年转业后，宋遂良参加了全国统一的高考。当时正值酷暑时节，天气极为炎热，考场也不像现在有风扇、空调等设施，每位考生都是大汗淋漓地答卷。为了避免汗水浸湿试卷，他们在手腕上扎上一条手帕，时常还有考生因中暑而无法继续考试，“只听后边一阵紧张嘈杂，眼一瞟看见抬出一个人去，注意力完全放在卷子上，真有点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味道”。虽然备考、应试的条件都极为艰苦，宋遂良依然如愿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从此开始真正步入文学殿堂。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宋Q”

每当教师节来临，宋遂良总会忆起大学时的老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受业的五年中，周谷城、张世禄、蒋天枢、王运熙、蒋孔阳、刘大杰等诸位先生对宋遂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教师、学者，有着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直至今日，每当怀念起这些老先生，宋遂良钦佩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宋遂良后来写过很多怀念这些老师的文章，如《怀念周谷城先生》《张世禄先生给我们上古代汉语课》等，不仅怀念当时听课的场景，而且更重要的是，宋遂良始终记得老师们对他的谆谆教导。其中，周谷城先生留给宋遂良最深刻的印象和教诲是独立思考、顽强进取、“不信邪”、不服输的精神。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宋遂良谨遵师长的教诲，身体力行。周谷城先生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自1942年秋起，周先生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周先生讲课没有讲稿，只有一小纸“大纲”，因为周先生更喜欢在课堂上侃侃而谈，随意发挥。他声音洪亮，言辞犀利，谈吐幽默，很受学生欢迎，以致只要是周先生上课的教室，常常学生爆满，还有人在走廊上站着做笔记。宋遂良曾敬佩地对他说：“您真是点石成金，口若悬河啊！”关于做学问，周先生告诫宋遂良：“你要问我巴黎公社死了几个人，朱元璋的女婿姓什么，我不知道，你去查资料就知道了。但是你要是研究巴黎公社，研究明史，那我就会告诉你，哪些书是必须要读的，哪些人的研究成果是你绕不过的，我能总揽全局。这就是学问。不是拿到一点新材料就吓人，材料是死的，人是活的，人掌握史料，而不是史料牵着人走。”

宋遂良在大学时学习极为刻苦，每天清晨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洗个冷水浴，冲刷掉早晨的困乏，然后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背书，即使是过春节也不曾间断。当时王运熙教授建议他每天背一首诗，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宋遂良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背一首诗词，较长的诗如《长恨歌》等，就分作几天背。那时宋遂良必学的语种是俄语，俄语比英语难得多，考核也更为严格，即使在每天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背诵俄语时，宋遂良依然没有放松古诗文的背诵，在参加工作后，他还教导他的学生养成这一好习惯。宋遂良说：“凡是熟读成诵背下来的东西，仿佛就成了自己的财富，张口就来，提笔就写，有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珠联璧合，出口成章，给别人带来惊讶和愉快，给自己增强自信与敏锐，真是事半而功倍的事。”

除了正常的上课、学习外，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宋遂良最想去且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福州路旧书店。福州路曾叫四五路，是旧上海的“红灯区”，新中国成立前妓院林立，犹如老北京的“八大胡同”，正经人是不敢去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里便焕然一新，变成一条文化街，两边都是书店，还有数不清的私营小书店和小书摊。对宋遂良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是饥肠辘辘的人所面对的一桌满汉全席。不过，去的次数是有限的。一学期一个人最多也只能去三四次。但是只要一有机会进福州路，宋遂良全身的细胞都会活跃起来。他从这家书店钻到那家书店，马不停蹄地寻找自己想要的书，打探行情，对比书价，像寻宝一样，全然不知疲倦，并且常常会有意外的发现。有一次，他在旧书店“淘”到一套两函宋版线装李善注的《昭明文选》，标价只有四元五角。宋遂良走向交款处时心里十分忐忑，手里捏的钱被汗水浸湿，因为他生怕收银员说“这个标价错了”。

有一回，宋遂良在一家小书店发现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董秋斯翻译的新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书。宋遂良仿佛被钉在那里，挪不开步子。这部书只剩下一套，四本标价七元五角。宋遂良焦急地翻遍全身的大小衣兜，也只能凑出四元多。情急之下，宋遂良谦恭友好地请求售货员为他保留一天，等他第二天凑齐了钱再来买。售货员似乎被他求书若渴的精神所打动，答应了他。宋遂良匆忙地往学校赶，在等车时正好遇见了一位同班同学，那位同学将身上所有的钱都借给了他。宋遂良欣喜若狂地跑回书店，将梦寐以求的书买了下来，到了车站他才发现身上的钱已经不足以买一张车票，可他并没有沮丧，而是抱紧胸前的书，兴高采烈地步行了两个多小时、饿着肚子回学校。至今这部书仍静静地躺在他的书橱里。宋遂良很爱读书，即使是现在，他的房间一半以上的空间都用来放书，书架上放不下就放在床头或床底下。宋遂良的书籍都整整齐齐、一尘不染、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书架的不同位置上，即使是放在床底下的书也是四周用报纸小心地包好，以免沾上尘土。整齐有序的书架、琳琅满目的中外古今经典文学名著，绝对是宋遂良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宋遂良说，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位优秀的老师。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上课的过程，读一本好书无疑是上了一堂精妙绝伦的课。

宋遂良不仅学习优秀，还是实践活动达人。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而且表现相当不错。当时他是年级学生会副主席，还是洪深先生创立的复旦话剧团的演员。1956年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时，他作为复旦话剧团的演员出演话剧《阿Q正传》的主角阿Q，导演是曾导演《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应云卫。事后，同学们因他出色的表演赠他一个外号，叫“宋Q”。

“怀疑胡风是否是真的反革命分子”

1957年反右斗争令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蒙难，被指为“出身不好”的宋遂良也不例外，但因为他“反省”及时，人缘较好，很多老师、同学帮他说话，侥幸逃过一劫。但在1959年的“整团”运动中，他却没那么幸运了。宋遂良正直善良，嫉恶如仇。这使得他有时面对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时，言辞较为激烈。

一次苏联的教师来复旦做学术访问，校方为招待这些远道而来的教师，便让学校其他老师都到小休息室休息，腾出大休息室招待苏联教师。当时复旦的学校休息室分为两种，一种是大休息室，设施较好，且宽敞明亮，一般给年纪较大的老教师休息；一种是小休息室，没什么设施，且狭窄阴暗，给年轻、资质尚浅的教师休息。此次复旦大学校方为迎接苏联教师，将在校的任课教师，不分老幼全安排到小休息室。宋遂良从门口路过时，看到狭窄的休息室挤满了人，不少教师没有座位只能站着。于是，他便向校方提意见，要求安排年老的教师去大休息室，而苏联的教师年纪轻轻，身强力壮，在小休息室休息即可。这一建议如果是在现在无可厚非，但在50年代反右斗争的余波未平之时，宋遂良这一建议给他惹出了大麻烦。随即校方领导公开批评他“怀疑胡风是否是真的反革命分子”和“仇视苏联”，被复旦大学团委开除团籍（这一决定在1983年被复旦大学团委撤销）。当时，宋遂良才大学三年级，在集体中被孤立起来。每天，宋遂良要为整个寝室打扫卫生，为每个舍友打水，擦桌子时放在书桌上的报纸他不能看也不敢看，有时偷偷瞟一眼，就会有人跳出来批判他，他在宿舍里的一言一行都被死死地盯着，没有人敢和他亲近，怕牵连自身，也没有人为他的劳动表示感谢，反而时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找各种理由来为难他。宋遂良后来写道：“一个人在集体中完全被孤立时，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名状的，每天早上一醒来就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不知今天怎么能熬过去。”但宋遂良终究没有心灰意冷、自暴自弃。“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宋遂良效法古人，转而研究当代文学，以文学的魅力来抵抗内心的痛苦。

1959年，宋遂良在《诗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名为《创造性的探索——从郭小川同志的三首长诗谈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这篇文章用了两个晚上写成，“我只谈了它的艺术形式，不敢讲它的思想内容，因为以自己当时政治上极端自卑的情绪去谈作品的思想，是决计跟不上时代脚步的”。稿件刊登后不久，宋遂良收到杂志社寄给他的稿费，他紧紧地捏着那枚薄薄的信封，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自己的名字和杂志社的名字，内心既喜悦又紧张。

在1959年5月25日的日记中，宋遂良这样记载：

我兴奋感慨得睡不好午觉。我惊恐，我惭愧，我后悔用了自己的名字。我不知这对我的改造是不是有利。一切把文学艺术当作个人谋取名利的手段都是极其肮脏的，而且终究会不成器。想起我的错误，想起党的培养教育，我心中很痛苦，不是党的培养教育，我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吗？我今天写出来了，都不能像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那样去告慰党。我这种心情，真正是难于言表啊。

宋遂良在文学评论这条道路上刚刚开拓出一个起点，可惜的是，自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他就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的权利。他的文章再好，也没人敢为他发表。自此，宋遂良辍笔20年。直到1979年在《文艺报》上发表《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漫谈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他才真正迈进了文学评论的大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自被“开除团籍”之后，宋遂良在大学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去中华书局编撰教科书的那一个月。那时他已经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整日遭受莫名的批判，精神极度压抑、痛苦。后来学校要组织一批学生和老师去中华书局编撰教科书，宋遂良虽“家庭成分不好”，但学习成绩优秀，对事情常有独到的见解，所以他也名列在内。宋遂良对编教科书兴趣不大，真正关注的是中华书局那巨大的书库。白天他和老师、同学一起在这里翻阅书籍、整理资料，到了晚上，大家都回去了，他还在里面如饥似渴地读着书。到了晚上特定的时间，都有专门负责的人员来书库锁门。宋遂良很机灵，主动和这位看门人搞好关系，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晚上进入书库。看门人很惊讶，问他晚上不休息吗？他笑着说不用。在宋遂良的再三恳求下，看门人终于同意他的要求，晚上关门的时候把他锁在里面。此后，每当晚上被锁在书库的时候，宋遂良便成了脱缰的野马，终于能够在知识的草原上快乐地驰骋。外面的天地虽然广阔，于他来说，已然成了精神上的牢狱，而这块小小的地方，才是他真正的精神家园。当爬着梯子拿到书柜最上面的书，用手轻轻抚拭掉上面布满的灰尘时，也许是他最满足的时刻。他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这些都积淀为他日后宝贵的精神财富。

像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批判的宋遂良坚信党和国家是绝对正确的，错误是在自己身上，他积极地改造自己，希望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所以，毕业时，宋遂良选择到山东支援教育事业，希望能够翻开一页崭新的人生。

“向无产阶级进行的一次猖狂反扑”

在那个我一生中最好的15年里，在忘我的工作、艰苦的劳动、清贫的生活和严格的自我约束中，我十分虔诚地在“改造自己”，希望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抄写了一本一本的“语录”，写了数以十万字的检查，还写过表示改造决心的血书，但直到“文革”结束时，我依然被鉴定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严重”，需要长期地继续改造的“内部控制使用”人员。但究竟错在哪里，怎样才能“改造好”，我真是不清楚，也不敢深思。

这段文字真实记录了宋遂良在黑白颠倒岁月里自我炼狱般的内心呼号。精神的炼狱在宋遂良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之后他写的很多文章，字里行间仍透露着“文革”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与教训。

事情需要从宋遂良大学毕业说起。

1961年，宋遂良被分配到山东泰安一中担任语文老师。他很快就喜欢上了教书育人，为了上好每一堂课，他认真钻研教材教法，并根据学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他关心了解学生，从不歧视成绩差的同学，还经常给予他们鼓励。夜晚，宋遂良常常串访“臭气熏天”的男生宿舍，学生一起躺在狭窄的床上，谈古论今，聊天说地，不知疲倦。宋遂良的真诚和才学受到全校师生的拥护和爱戴，并且在而立之时，他收获了完满的爱情，与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的同乡同事傅定萱女士共结连理。宋遂良以为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安定和幸福，当他满怀憧憬之时，风暴却再次降临。

20世纪60年代，极“左”思潮和浮夸风汹涌而来，给人民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1965年末，《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呼吁“中学生作文要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这个主题”。一时间，中学作文都变得相当政治化，大话、空话、套话泛滥成灾。宋遂良相当厌恶这种教条主义，希望扭转学校里的这种风气。他在教研室张贴了一张邀请书，请无课的老师去指导他的作文讲评课。作文的题目是《我的母亲》，有个同学写他的母亲怎样从一个地主家的童养媳反抗婆婆虐待，逃出虎口投奔革命，参加徂徕战役，转战南北，在敌人监狱中经受严刑拷打，怒斥叛徒，身负重伤，解放后又领导家乡人民战天斗地等等。事实上，这位同学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山区劳动妇女，并且从未出过门。宋遂良批评他的文章全是假话，是对自己母亲的不尊敬，进而反对学“作家腔”与“社论腔”。宋遂良提出“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所见所闻，记有可能发生的事（他原想写“记真人真事”），抒发真情实感”的写作要求，并把这28个字写在了黑板上，提倡“我手写我口”。这次讲评课随即被上级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思想向无产阶级进行的一次猖狂反扑”，并把宋倡导的“我手写我口”批判为黑纲领，说他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党报（社论）”，主张写“落后人物”。在“众人皆醉”的年代，宋遂良这样一个“独醒者”，自然被视为异类，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批判。

对于已经遭受时代“左”倾思潮之害的宋遂良而言，难道他还不知道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精神思潮吗？没有嗅出时代气候的讯息吗？难道他没有对自己行为的可能结果，进行过判断和预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宋遂良就好似那个不合时宜的唐吉诃德。当我向宋遂良老师询问时，他也是长叹一声：“我何尝不知呢？只是满腔热情罢了。”接着，他说：“我对党一直是信任的，我自己也是天真冲动型的，希望自己的正确言行能够纠正错误的政策。”

事实上，“文革”开始之前，宋遂良上课已经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一次他给学生讲《七步诗》，虽然这首诗可以略讲甚至不讲，但他觉得很有味道，便讲了起来。下午，宋遂良便被叫到政治组办公室，组长严厉地质问他讲《七步诗》的意图，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便要求他在学生中公开检讨，承认错误，接受学生的批判。而学生们总是接二连三地以各种问题质问宋遂良，来获得打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宋遂良后来写道：“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我的语文课就已经难以上下去了。每次上课就好像是接受审讯，但又要强打精神，理直气壮地说一些革命性很强的话。学生则像一个一个张弓布网的猎人，单等我‘自投罗网’。”宋遂良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身不由己，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明明正当壮年，却充满了老年人的苍老和沧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宋遂良被定为“黑帮分子”，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又被关进牛棚两年，去学校的劳动战备基地当伙食管理员，兼做“赤脚医生”。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才重新登上讲台。

平反后的宋遂良重回岗位，致力于中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改革创新。他写了很多关于语文教学的文章，并多次在全省中学教师“比武”、“观摩会”上讲课，他的教学录像带在全国广泛放映，受到广大学生的普遍好评。校方也逐渐消除了对宋遂良的偏见，清醒地认识到当年加在宋遂良身上的种种罪名的不合理性与荒谬性，看到了宋遂良在语文教学工作中的卓越表现与突出成就。

1981年，宋遂良被评为山东省特级教师，1983年又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并于这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1年，宋遂良遇到了扭转他人生的伯乐——田仲济先生。而扭转人生命运的枢纽，就掌握在宋遂良自己的手中。

宋遂良在“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讲座”上

“上课有瘾，好为人师”

田仲济先生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杂文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我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曾担任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至第四届副会长。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宋遂良47岁，田先生74岁。

1981年，宋遂良还在泰安一中教书，应邀到济南参加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年会，这个研究会的会长就是田仲济先生。其实，早在他们见面之前，田先生已经知道宋遂良这个人，还读过他的不少文章，宋遂良对文学的敏感以及独到见解与饱含深情的文字让求贤若渴的田先生十分赏识，他想调宋遂良和其他同志到山东师范大学工作。为此，田先生几经波折，四处奔波，想尽办法，终于在1983年7月将一切安排妥当。田先生写信告知宋遂良，“调令即将发出”，“勿去师专报到，一切由我来收拾”。宋遂良看到信后激动万分，因为他原本是要去师专工作，部分相关手续已经办好，田先生的知遇之恩已经让他感动不已，如今又主动为他承担繁琐的转调工作，在给田先生的回信中宋遂良附了这样一首小诗：“挣断绳索下小楼，天高月朗大江流。负笈扬帆从此去，平生已识韩荆州。”诗中，宋遂良将田先生比作韩荆州，字里行间透露出感激之情，感谢田先生的知遇之恩。田先生回信说，韩荆州是没有的，凡事都要靠自己，因为事在人为。

宋遂良来到山东师范大学以后，协助田先生继续扩大研究室的队伍。1985年，山东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成立，田先生推荐宋遂良担任研究中心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对这样的安排宋遂良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当宋遂良的下属和研究生将报告和报销单送给他签字时，宋遂良“简直不敢相信我这个一贯写检讨的签名居然还有那样大的价值，我几乎手足无措，受宠若惊”。

宋遂良到了山东师范大学之后，最热爱的还是教书育人。宋遂良讲课是一门艺术，他的学生都这么说。他讲课时如一位长者，似一位朋友，从不会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当时，宋遂良是研究生导师中唯一一个站着讲课的人，也是年龄最长的人。他的课不拘泥于课本，而是不断地向外延伸，畅谈各种与文学相关的人和事，听课的学生总会被他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语言、十足的学者风度所吸引。他还会常常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有一次，宋遂良从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追悼会回来后，内心感受颇多，讲课时，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们：“人这一生，一定要经常反省自己为社会做了些什么……好好地珍惜今后的岁月，很好地工作，很好地待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也应该善待我自己。等到有一天我永远地闭上眼睛时，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宋遂良的这段话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那段经典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不能碌碌无为地活在这个世上，而应该努力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善待自己，善待所有的人。

平日里的宋遂良和蔼可亲，很好相处，常常妙语连珠，令人赞叹不已。1994年，山东师范大学部分师生坐车去山东大学阅高考卷。刚开车不久，为活跃车内气氛，宋遂良站起来提议：“各位老师，现在正赶上世界杯，据说彗星还要撞木星，我们可不可以搞一个诗会一起热闹热闹？”话音未落，被宋遂良师称为“现代派”的袁忠岳老师已经开口了：“你用你那丘比特的神剑，射中了我的胸膛……”待掌声平息后，“自由派”的吕家乡老师也宣读了自己的大作：“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不撞我，我偏撞你！”宋遂良自称为“民间派”，他朗诵道：“彗星撞木星，宇宙吐故纳新，地球胆战心惊！”车内瞬间充满了欢乐的笑声。还有一次，宋遂良与山东师范大学教外国文学的王老师一起到郊外散步，那时正值仲秋之夜，微冷的秋风吹得树叶瑟瑟作响，周围一片寂静，暗淡的光线透过茂密的树林照射进来，反而增加了此时此地的恐怖感与神秘感。宋遂良拉着王老师笑着说：“这真是个风高放火、杀人越货的好地处呵！”说完，二人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往低洼处深入，全然忘了白天工作的辛苦与劳累。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宋遂良很想一直这样教书下去，他喜欢和学生在一起谈天说地，喜欢在三尺讲台上侃侃而谈，但岁月匆匆，如同指缝间的沙子，不管多么小心翼翼，终究会一点一点地流逝。转眼间，宋遂良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当有人问起宋遂良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时，他说：“教书一生，成果是成千上万的优秀学生，他们很多已经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每逢节假日，宋遂良总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的来信。宋遂良说，这是为师者最愉快的时刻。

（待续）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