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是千里马的悲剧。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是造成千里马悲剧的根源，即千里马的价值要靠伯乐来实现，可是“伯乐不常有”，所以千里马的悲剧要常常上演。其实，“伯乐不常有”，制度是可以常有的，将千里马的挑选制度化，按制度挑选千里马，凡符合条件者即为千里马，否则为普通马，那么，千里马和普通马就会各得其所，千里马的悲剧也就不会再上演。

按制度办事，这是法治。从人说了算到法说了算，中國走了几千年。这期间有多少人才遭遇了千里马的悲剧，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因此，读韩愈的《马说》，经历过旧体制的中国人，很自然地就会将千里马和人才联系在一起，《马说》的主旨恐怕自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定格在“人才埋没说”上。

这样解读《马说》绝对没错，韩愈的写作本意大约也是如此。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法制社会的推进，人得到了解放之后，《马说》就得有新的解读了。

当今社会，人的价值的多元化，人才的自由流动，为人的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仕途之路走不通，可以走文学创作之路;文学创作之路走不通，可以下海经商。千里马在主人甲那里不受重用，可以投奔主人乙;在主人乙那里不受待见，可以为主人丙效力。这样，千里马曾经的遭遇“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就真正成了历史。千里马的悲剧不再重演。这时候，再去解读《马说》，“人才埋没说”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经典最不怕解读，只要合理，解读的内涵越丰富越能彰显出经典的魅力，而且经典都能够穿越时空，因为它们揭示的是生活中普遍性的东西。这样看来，与其把千里马只比作人才，不如把千里马比作生活中一切美的东西，比如美玉、比如爱情等。

美玉是好东西，姑且把“千里马”比作美玉吧！对一块美玉的发现，不比对人才的发现更容易，和氏璧的发现过程就是一个明证。相传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叫卞和的琢玉能手，在荆山里得到一块璞玉。卞和捧着璞玉去见楚厉王，厉王命玉工查看，玉工说这只不过是一块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砍下卞和的左脚。厉王死，武王即位，卞和再次捧着璞玉去见武王，武王又命玉工查看，玉工仍然说只是一块石头，卞和因此又失去了右脚。武王死，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了，接着流出来的是血。文王得知后派人询问为何，卞和说：我并不是哭我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哭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之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无罪而受刑辱。于是，文王命人剖开这块璞玉，见真是稀世之玉，命名为和氏璧。

爱情，也是好东西，而且真爱的发现也需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世界名著《飘》中的女主人公斯嘉丽从少女到青年时代，一直把阿希利作为自己理想的对象。无论在战后和贫穷饥饿的斗争中，还是在经营锯木厂所遭受的压力与偏见中，阿希利都是斯嘉丽在困苦境遇中的动力和精神上的支撑，甚至在与瑞德结婚后，斯嘉丽在睡梦中仍然呼唤着阿希利的名字。直到梅兰妮临终前嘱托斯嘉丽照顾丈夫阿希利。面对着沉浸在妻子死亡的悲痛中，精神上彻底崩溃的阿希利，斯嘉丽心里充满了失望，一刹那间，阿希利那曾经让斯嘉丽为之迷醉的犹豫、哀伤的气质，在斯嘉丽看来只是对现实懦弱和无助的表现。此时此刻，斯嘉丽才感到自己内心真正所需要的爱人，是像瑞德那样无论在何种艰难的岁月中，都能游刃有余地成为时代弄潮儿的男人。

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斯嘉丽才最终发现了自己的真爱，但这最后的爱的顿悟为时已晚。当斯嘉丽青葱岁月中所幻想的完美情人阿希利黯然退场时，瑞德也已经被自己对斯嘉丽炽热的爱灼伤，离开了斯嘉丽和塔拉。

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句话可作为对《马说》的新的解读，是谓“发现说”。

李继红，语文教师，代表作有《独自绽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