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恩龙　杜川

【摘要】当下，很多学者和作家在追求著作等身，仿佛这能证明自己的地位和能力。然而，追求著作等身难度非常大，同时也难以保证自己的作品质量，不仅对自己的写作水平没有什么提高，对社会也有浪费资源、误人子弟的嫌疑。我们更应该追求出传世之书，而非追求著作等身。

【关键词】著作等身；传世之书；名利；浮躁；精神

【作者单位】杜恩龙，河北大学出版研究所；杜川，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查找“著作等身”，我们就能发现有一些文化人拍过著作等身的照片，这些人把自己的著作累积起来，和自己的身高比，那种自豪溢于言表。看了这些照片，说实在的，我没有产生多少敬意，心里五味杂陈。著作等身，顾名思义，就是著述非常多，自己的著作叠加起来和身高一样高。按照陈鲁民先生的观点，“著作等身”是竹简时代的概念，“以《史记》为例，全书约52万余字，若每简写60字左右，则需1万多支简，摞起来‘等身自是不在话下。”可是现在是纸书时代，一个作者要达到著作等身，确实难度极大。有些人确实有学问，著作等身对社会有好处，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鲁迅是我们的文化大家，《鲁迅大全集》33卷，1200万字，厚度也就一米二三左右，也达不到著作等于身高的程度。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一本32开、厚度为2厘米的书，大概有30万字。按一个人平均身高165厘米算，要达到累计165厘米的高度，大约需要的字数为165厘米÷2×30万字=2475万字。如果一个人从20岁开始写作，到65岁歇笔，每年要写55万字，大约相当于两本书。应该说在偶尔的几年，一个作者尤其是在创作高峰期达到、超过这种写作速度都不是难事，如果在整个创作期每年都保持这样的速度，应该说很难。一个作者即使能够达到这种速度，所出书籍质量恐怕也难以保证。而高质量，甚至能传世的书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以牺牲图书质量来换取图书数量的行为，恐怕不是智者所为。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主攻法国革命史和19世纪法国史，她的著述不多，但《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这一巨著足以使她名垂青史。该书经过千锤百炼，耗时17年，几乎用尽她学术生涯的一半时光，这部书不仅是欧洲印刷史和近代史的经典著作，也是传播学的经典之作。

胡适在文史哲方面的造诣很深，同时他对学术创作的态度也非常严谨。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只有上册，没有下册，因而得了个“上卷先生”的外号。他最典型的著作就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胡适在写了上册之后并没有写下册，难道他是江郎才尽，写不出下册吗？不然。实则是因为他感觉自己在中国佛学方面的研究不能让自己满意，所以才没有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册。如果胡适要追求著作等身的话，他完全可以降低自己的标准，把下册写出来，甚至还可以出个中册。然而，现在的很多学者缺乏这种严谨的学术精神，为了名利，出了很多书，这其中的学术价值究竟几何，恐怕作者自己最清楚。

此外，玛格丽特·米歇尔花了十年的时间创作《飘》；司马迁花了19年才写出《史记》；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用了27年；顾炎武写《日知录》用时40年；阎若璩写《古文尚书疏证》用时30年；王鸣盛写《十七史商榷》用时24年；钱大昕写《廿二史考异》用时52年；法布尔的《昆虫记》用了30年，歌德为写《浮士德》花了60年。一个人的黄金创作时间也就二三十年，应该说，这些人几乎把一生的最宝贵时间献给了一本书，更有些人倾其一生只为写一本书。比如，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红楼梦》，如若该书印成现代书，只有六七厘米厚，远远达不到著作等身的程度，但《红楼梦》却引起后人的阅读热、研究热，产生一门专门的“红学”。现代那些著作等身的人，有谁的著作能达到这种影响力？《红楼梦》是“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修改了八遍。我们还有人能这样写作吗，还能坐得住冷板凳吗，还会为一部作品精雕细琢吗？

在以前，一个作者出一本书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但现在出一本书可能只需要几个月，市面上书很多，但好书却不多。不算教科书的话，我国每年要出20万种书，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重印。

著名作家余华访美归来，2004年，他在广西桂林书市做演讲时说，他在美国接触到不少他崇拜的欧美作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写出的作品，竟比这些作家中一些人一生的作品还要多。他说：“别人是在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写一本书，而我们却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五本书，其差距是可想而知的。”再比如，赵凝，她在2001年一年推出长篇小说7部，2003年闹“非典”，仍然出版6部。2004年9月7日，她在《文艺报》上刊文《一个女作家的忏悔》，说自己写得太滥了。这是一种自觉、珍贵的忏悔。

一、追求著作等身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大家非要追求著作等身呢？

1.追求名利。应该说，追求著作等身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名利。一些人自知难以写出传世之作，所以选择多出书，以数量取胜，从而提升自己的名气。这些人有了名气之后，不仅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而且还能获得更多利益。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出名后，会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他的著述自然也会大卖。所以为了利益，这些人会趁自己当红的时候尽量多出书。一些出版人也追在名人身后，索要稿件，使得这些人忙于应付。本来是一本书的内容，这些作者将其分拆成几本出版，再加水凑够篇幅。这样出版商赚钱，作者得稿费，大家皆大欢喜。殊不知，这样却伤害了读者的利益。

2.评职称。很多单位评职称要求评选人有自己的著作，然而很多人并没有自己出书的能力和精力，为了评职称又不得不出书。有的机构专门代人出这种评职称的书，只要拿2万多元就可以出一本30万字的书。更有甚者，一个人如果稿子都不想写的话，可以花钱直接找人代写。可想而知，这种只是为了凑数的书还会有多少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有些学术机构明确规定，几万字以内的专著分值权重低；只有二三十万字以上的著作分值权重才高。因而，那些五六十万字的著作尤其被推崇。文学界有些认识、评价误区，只能写短篇、中篇小说的作家，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作家，只有写出长篇巨著的作者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作家。受此影响，本来不擅长写长篇作品的人也要写长篇，而且要写多部，其质量可想而知。《论语》流传了2000多年，仅仅有15000字；《道德经》仅仅有5000字；《滕王阁序》仅仅700多字，却使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毁了再修，总共进行了28次重修。如果没有这篇序言，滕王阁早已灰飞烟灭。这篇序言为我们留下了诸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胜友如云”“高朋满座”“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雁阵惊寒”等至理名句。所以，字数的多少没有意义，质量才最为重要。

3.人心浮躁。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浮躁，大家都在忙着追求利益，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写作。很多人在出书之前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能获得怎样的名利，而不是自己的著作有什么价值，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现在的网络社会，有些人很快成功，这些人成为媒体宣传的对象。大家都在想如何能迅速成功，都不想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事。作者也一样，受此影响，都想一夜成名，写作时文字不讲究，故事重复，甚至抄袭等。君不见网络原创文学动辄百万字以上，那些在排行榜上的作品大多是千万字以上的作品。这些作品水分很大，连作者都不想看自己的作品，很多读者都不想看第二遍。而那些传世作品，百读不厌。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读《沉思录》不下一百遍，毛泽东读三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 多达17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在百忙当中把一本书读这么多遍，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书的质量。那些著作等身的人，谁敢说自己的作品可以和《论语》《道德经》比。这些作品流传了2000多年，仍然被当代人奉为经典，而且，可以预见还要流传很久。这样的作品比那些著作等身的人的全部作品加起来都好。这样看来，与其追求著作等身，还不如追求传世。那些追求著作等身的人实在是走了错误的路线。

在这个被网络异化的时代，我们的作者需要几分的冷静和沉思。这样于己于人都好。2013年3月8日，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家书店叫慢书店，有感而发：我们天天被追赶，疲于奔命，什么事情都是草草，都是慌里慌张，而我们的人生不因为我们狂奔就延长。慢一点，慢读书、慢工作、慢生活未必是坏事，多几分镇定，多几分从容，多几分淡定，多几分雅致。我们这个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恐难以留下点什么。我们以百米赛跑的速度生活，人生也是百十年；吟着诗、品着茶、踱着方步生活，人生也是百十年。究竟哪个生活质量更高，不言自明。

联想到我们的创作不是一样吗，天天火急火燎，心急上火，能写出好作品吗？慢下来，从容一些，也许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4.出书容易。现在出书越来越容易。近年来，出版单位经营效益不好，一些出版社为了赚钱放低了审稿要求，只要作者拿钱就可以出版图书，很少考虑图书文化含量，导致很多粗制滥造的书也能得以出版，从而为那些追求著作等身的人提供了方便。如果是在雕版印刷时代，一个人要实现著作等身是很难的。有些人甚至为了出书倾家荡产。雕版的版片需要那些木质很细、没有纹理、不开裂的树种，北方以杜梨木为佳。杜梨木生长缓慢，生长几十年的树木才能作版片。乾隆皇帝为刻大藏经，派了两位亲王到山东采办杜梨木，花费三年才完成。雕版印刷时代，出版图书工序繁杂，没有家财万贯，一个人是很难出书的，更别说著作等身。现在印刷技术发达，两三万块钱就可以出一本书，这对很多人来讲都构不成太大的经济压力。

这些年，出版机构转企，一些出版单位追求利润第一，放松把关，对于自费出书者来者不拒，造成烂书充斥市场。客观上来说，这对那些追求著作等身的人提供了方便。

二、追求著作等身的害处

1.误人子弟。鲁迅先生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浪费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很多著作等身的人既是在谋财害命，也是在慢性自杀。如果仅是浪费一些资源还好，但这些烂书中甚至可能有错误，不仅对读者无甚益处，反而有可能误人子弟。2010年2月1日，湖南卫视《百科全说》播出的一期“张悟本谈养生”，让张悟本一夜蹿红。他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中将绿豆的功效吹嘘到了极致。这本书大卖100多万册，书商赚了三四百万元。且不论绿豆到底能不能治这些病，人光是大量吃绿豆就会导致身体的不良反应。当下，市场上一些养生书里面的养生知识缺乏科学依据，有些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和方法，根本经不起推敲。

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事，不朽之伟业。”这句话至今仍有伟大的现实意义，文章、图书都一样，切不可草率从事。

2.乌烟瘴气。那些为了追求著作等身而创作的粗制滥造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本身价值不高或没有价值，但是出版之后会举办各种活动，运作媒体大量报道，搞得市场上乌烟瘴气，读者难以分辨真正的好书与烂书。去书店逛一圈，我们会发现很多所谓白金版、黄金版和超值版图书，外观浮夸，但内容空洞，这些垃圾书与好书混在一起，让读者难以辨别好坏，影响读者的阅读。

造成这种局面，出版单位难辞其咎。一些出版社夸大宣传，误导读者，只求挣钱。实际上，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出版机构都是在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读者最终会抛弃它们。

3.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出一本书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本书还要耗费大量的纸浆，而为制造这些纸浆要砍伐很多大树，还要耗费大量的淡水资源。即使是电子版的书也需要消耗电能与储存空间。如果我们用这些宝贵的资源去出一些没有价值的作品，有什么意义呢？出版社有很多书都压在库房卖不出去，这些书最后的归宿往往是化成纸浆。

污染环境一方面是指造纸耗费淡水，污染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是指这些烂书污染文化环境，不仅对社会进步无益，反而会造成很多危害，败坏了读者的阅读胃口，伤害了读者，贻害无穷。

三、应该追求传世之作而非著作等身

传世之书是作者用心创造的，不为追求名利，散发着思想的光辉，饱含真理与人生智慧。这种书不仅能让作者名垂青史，更给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精神宝藏，是可以长存于世的。传世之书才对社会进步真正有价值。

出书不在多，而在精。衡量一个人成就的高低不是著作数量的多寡，而是著作质量的高低，是其著作能否长留书架之上和人心之中。新闻界的前辈赵超购先生就明确反对追求著作等身。如果一个作者出了一堆自己都不愿意看第二遍的垃圾书，哪怕“著作五身”甚至“著作十身”，除了能获得一些名利，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应追求出好书，出精品书，出传世之书，而非追求著作等身。

总之，笔者认为，“著作等身”仅仅是一个数量的概念，而非质量的概念，仅仅追求数量的增长，往往会忽视质量的提高，仅仅数量的变化，没有意义，只有质量的提高才是根本。那些追求著作等身的人，也该醒醒了，与其劳神费力追求图书数量的增加，不如退一步，对一部作品精打细敲，反复锤炼，将之打造成精品，于己于人于社会均有利。这才是智者所为。

[1]杜恩龙，马明巍.传世之书的十大特点[J].新华文摘，2012（18）.

[2]詹福瑞.论经典的权威性[J].文艺研究，2015（3）.

[3]陈鲁民.著作等身[N].新华日报，201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