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考艺术类院校或重点高校的艺术特长生，就需砸进10万元至100多万元不等。声乐竞争激烈，价位最贵，50万元左右;管弦类次之，30万元左右。”寻租费用分拜师见面礼、“开小灶”学费、打点评委费用、买乐器等，更有甚者，直接給业内权威送房产或汽车。

最近，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音乐教师、乐团指挥罗天如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此案引发社会对艺考腐败的再次关注。但学生家长似乎见怪不怪，直呼“太普遍”。从“你知我知”到“熟视无睹”，艺考俨然已发展为一条完整的流水线，随之而来的是成熟的利益链。

家长披露艺考“新流程”

音乐类考生家长常先生可以如数家珍地背出国内多所高校不同艺术专业的敲门“价码”。他透露，自己常年与艺考打交道，深知圈内水深。“（寻租）市场虽然没有统一定价，但只要想考艺术类院校或重点高校的艺术特长生，就需砸进10万元至100多万元不等。声乐竞争激烈，价位最贵，50万左右;管弦类次之，30万左右。”他透露，寻租费用分几部分，拜师见面礼、“开小灶”学费、打点评委费用、买乐器等，更有甚者，直接给业内权威送房、送车钥匙。

媒体调查发现，艺考腐败开始由高校向中小学蔓延，利用职务之便寻租敛财者也由高校领导、教职工向中小学教师群体延伸。

想走艺考路，中小学生家长需提前七八年打算、打点，这时期家长们考虑的重点是：进乐团、引路子。

“孩子的专业好只是前提，要想进乐团，还必须跟随在乐团担当要职的音乐老师，先进行有偿授课指导。单凭演奏水平，即使能力再硬，关系不硬或者不提前运作，进乐团也没戏。”为让读初二的儿子进学校乐团，花费了十余万元的杨女士告诉记者。

学生进入乐团之后，学校负责定期排练，孩子有机会参加交流演出及艺术类比赛，并因此获得考取特长生优先录取的资格与优势。

此外，乐团音乐老师由于工作和职务便利，有机会引荐高校艺术权威与学生见面、会餐，从而让艺术类院校及高校音乐学院业内人士对学生专业水平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虽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单进乐团还远远不够。高中阶段，家长需要为高考做准备了，此时的重点是：走门子、砸票子。

山东省青岛市一名艺考学生透露：“艺考基本是学校或老师想要谁就要谁。家长单是打通关系就要投入十几万元。美术类、音乐类的行情还根据专业不同有所差异。”

以美术类艺考为例，考生需要在高二入学前联系好想要报考的艺术院校的某位教师，拜师接受其点拨、授课，并舍得砸票子。跟学一两年之后，教师已经掌握考生的作品风格。因此，不论考试流程如何严格、对考生与评委如何隔离，单凭对作品风格的熟悉程度，评委就可轻松识别出寻租考生。

在罗天如案中，海淀区法院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6年间，罗天如先后涉足三起受贿事件。在高招过程中，2004年下半年，学生毛某的家长请罗天如帮忙，推荐毛某考取清华大学艺术特长生。为此，罗天如请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主任朱某“照顾”，后毛某被清华大学录取。罗天如从中收取了毛某父母10万元。2006年12月，罗天如接受学生管某的母亲请托，帮忙运作考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特长生，并收受管某母亲给予的16万元，后管某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

在中招过程中，2006年下半年，罗天如接受学生赵某的母亲等人的请托，为赵某考取北大附中艺术特长生一事给予帮助，收取2万元，后赵某被北大附中录取。

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罗天如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请托人牟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艺考异化为投机者乐园

艺考中的腐败利益链不断蚕食基础教育的公平公正，也消减着人们对艺考和艺术的敬畏与尊重。

在报考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中，除了一部分考生的确热爱艺术，剩下相当一部分是冲着艺考的文化分数线低而来的“投机者”。家长希望孩子有学上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拔苗助长培养出的速成人才，对其他学艺多年的孩子不公平，扰乱了报考秩序，而且考上后，个人未来的专业发展可能很有限，对孩子自身是不负责任的。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周星认为，艺术专业降低文化分录取，本意是为了让艺术特长的学生各展其才，避免因文化课要求过高而淘汰艺术才能优秀的学生。然而，部分考生和家长把艺术高考当成了过独木桥的捷径。

不仅如此，继高考中的艺考沦为升学捷径后，中小学升学受政策变动的影响，特长生成为小升初、初升高的“硬通货”。“自从去年取消共建、实行电脑派位，特长生更成为小升初的一条重要通道。音乐老师、体育老师或科技老师动动嘴巴，就可以决定要某个孩子、不要某个孩子。说白了，就是打着招特长生的幌子，照顾关系大户。”初中生宁某的父亲告诉记者。

艺考陷入价值评判两难境地

从罗天如案来看，特长生推荐流程不够公开透明，中学相关教师手中权力过大，利用职务之便以掮客身份受贿，不“惜才”而“爱财”。在管理、监督缺位的情况下，仅凭个人道德约束无法确保教师对利益诱惑保持免疫。而部分学生和家长把艺考当做“终南捷径”，导致部分学校迎合市场需求，视艺考生为“摇钱树”。

艺术难有统一标准的特性，为“照顾关系”提供了可运作的空间。周星认为，艺考很难用文化课那种“ABCD”、“对错”等非常量化的标准去衡量考察。而校考在尊重并发掘考生的独特性的同时，又容易引发公众对公平性的质疑。

此外，艺术类考试教师在校外开办辅导班，“既当教练员又当裁判员”是艺考猫腻多的重要原因。据某舞蹈院校教师林老师反映，某些教师在外开办辅导班，收取高额的“培训费”，究竟是“培训费”还是“打点费”，恐怕值得质疑。

萨克斯专业毕业3年的金某透露，同年毕业的女生中，从事与音乐无关工作的大有人在，有些为了得到本地户口进入幼儿园和小学，选择继续深造或进乐团的比例很低。中提琴教师刘铭说：“最终，进入中学乐团的未必是有天分的好苗子，进入艺术学院的未必是钟爱艺术或适合走艺术之路的学生。这个现象很普遍，也很令人沮丧。”

重庆大学电影学院副院长彭吉象认为，少数师生在艺术选拔考试中暗箱操作，不仅破坏了招生选拔公平，也会破坏整个艺术圈生态。“艺术家应该德艺双馨、德才兼备。如果学生是走门子、砸票子进来的，以后即使从事艺术工作，也很可能是‘混一混;而真正有水平的学生又被挤掉了机会，失去了从事艺术事业的机会。”

“不少专业课教授者往往身兼专业测试的测评者，这是艺考腐败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建立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测评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评价制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在以行政权力干预和主导的自主招生模式下，想要杜绝权力寻租不是易事。从最初的材料审核、初试、复试再到最后的公示、监督等环节，如果稍有遗漏和监管盲区，选拔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权力寻租的挑衅。

据了解，目前，部分省市已经实行所有艺术类专业均统考，改变以往各学校自行考试的局面，不仅统一了标准，更有利于监督和管理。

（新华社201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