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年不间断的宣传中，我们曾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各种面貌：他是欺骗诡诈的魔鬼，是醉醺醺的农民，是个刽子手。”但在访问结束后，美国人开始需要重新打量他们的敌人。赫鲁晓夫和苏联的形象不再那么富于恶魔感了。

1959年9月15日，苏联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访问，引发美国反苏人士的强烈反对。这使得赫鲁晓夫在美波折重重，甚至一度扬言要打包回莫斯科。

美国为何邀请赫鲁晓夫

反苏是1959年美国政坛的主旋律，但随着麦卡锡参议员的去世，美国的反苏势力分散成了一堆委员会、组织机构和团体，日后它们将一起构成新兴的右派运动。而正是在反苏问题上，世俗化的保守派为了反对中央集权而跟宗教化的保守派走到了一起。赫鲁晓夫的访问，也为他们提供了团结的机会。

1959年8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表示，美苏两国领袖将会互访。大部分美国人闻讯后都感到震惊。通过邀请赫鲁晓夫访美，艾森豪威尔不但跟共和党鹰派分道扬镳，而且还表明了他跟刚去世不久的杜勒斯国务卿的不同立场，后者生前坚决反对与苏联缓和关系。社会上不少人也议论纷纷，有人公开表示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愚蠢透顶”。

艾森豪威尔却认为，当时是最适合他见赫鲁晓夫的时候：此前在莫斯科，尼克松副总统跟赫鲁晓夫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结果颇受美国公众好评。艾森豪威尔当局分析认为，那次美苏两国领导人辩论算得上是一次成功。

美国决策者们也都认识到，赫鲁晓夫跟斯大林绝对不是一路人。赫鲁晓夫不但批判了斯大林，而且还改变了苏联的外交基调。他摆脱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理念，宣称与资本主义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他抛弃了“资本主义包围圈”的概念，希望以“和平共处”的原则打造更稳定的国际关系。他还宣称，如果苏联和西方要竞争的话，那也只是在经济上竞争而已。

而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政府内部就已经在讨论他那些和平言论的动机了。一方面，此人满口和平共处;另一方面，他又暴力解决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并对老挝进行干涉。国务院里的专家认为，这种矛盾性既源于苏联人要“保住颜面”，也是因为赫鲁晓夫个人的摇摆性。美国人很快发现，这人的情绪实在太不稳定了。

白宫和国务院认为，赫鲁晓夫有国内问题要解决，需要通过削减军费来改善苏联百姓的生活水平，而与西方缓和关系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在政府内部，美国人坚信他们占据着有利地位，而且苏联人通过访美取得的宣传上的好处也是可控的。对艾森豪威尔当局来说，这次访问的最大好处之一，就在于让敌人变得人性化。

各种反对声音接踵而来

但在保守派反苏人士看来，这种访问什么好处都没有，只会削弱美国的冷战斗志。他们反对艾森豪威尔当局挑头搞的文化交流活动（赫鲁晓夫的访问也以此为名），认为这种交流除了让美国变得越来越软弱之外毫无意义。在他们看来，请魔鬼登堂入室，甚至让人家使用美国自己的媒体进行宣传，简直是在破坏冷战的时代精神。

《国家评论》甚至搞了一项征集抗议方法的征文活动。很多人建议让赫鲁晓夫所到之处的教堂都敲响钟声。有人还建议搞一次全国性集体忏悔，“让每个公民都恳求宽恕，因为我们的领袖在鼓励而不是抵抗苏联政权。”

赫鲁晓夫的来访，还象征着一个战后保守主义运动中经常出现的隐喻：二战前夕的绥靖政策和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对保守派来说，张伯伦首相试图“喂饱”希特勒的历史教训证明，向侵略让步只会招来更多的侵略。赫鲁晓夫的来访也是一样。亚洲外交家们对这次访问表示了担忧，从而为喜欢谈论慕尼黑的人们提供了新的论据。

毫不意外的是，慕尼黑的类比在欧洲流亡者的圈子里也得到了很多共鸣。美俄委员会的主席莱昂·尼克莱就给总统写信，他认为，“厨房辩论”和两国领导人互访，实质上跟20世纪20年代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没什么区别。而那一次，列宁跟资本主义的短暂蜜月很快就结束了，所以赫鲁晓夫的和平例外也长久不到哪儿去。

对保守派和流亡者认为，总统的行为忽略了美国作为国际反苏阵营灵魂和领袖的责任。

各种各样的组织和团体都给报纸写信，讨论和平抗议的方式方法。有人建议美国在赫鲁晓夫来访期间降半旗致哀，还有人说应该给所有支持邀赫鲁晓夫来访的政客寄白色的羽毛（象征着“怂货和懦夫”）。此外，赫鲁晓夫访问的城市的居民可以不去搭理他，或者干脆再找13个朋友，每人去租一口棺材，加起来共象征着14个苏联占领下的国家，然后赫鲁晓夫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有一个示威者居然开着一架飞机去了华盛顿，用尾气烟雾在空中画了个巨大的白色十字架。

最奇妙的一起事件是联邦法院记录下的一次诉讼，其中列出了22个美国公民，他们被认为是在赫鲁晓夫的监禁下含冤遇害的。在诉讼书上签字的是一位前陆军上尉，他要求将苏联领袖作为“外国罪犯”予以起诉。

访问期间波折重重

来到美国以后，赫鲁晓夫和他的随从们很快就察觉到了敌意的存在。在去白宫的路上，他曾看到他车队前面有一辆车上挂着标语：“不要欢呼和鼓掌——保持礼貌的沉默就好了。”赫鲁晓夫认为，那辆车一定是国务院派来的。实际上，出于对苏联宣传的担忧，国防部确实有所准备。他们想让非美国的联合国代表提出“为什么苏联屏蔽美国之音和联合国电台节目”这样的问题，请跟赫鲁晓夫吃饭的商界人物向他宣扬美国的伟大，鼓励各地在挑选赫鲁晓夫来访的演讲者时，专注于选择那些能够体现美国人“成功之路”的典型人物。国务院还准备了一些问题，请参与活动的人们当面提出，比如“你准备什么时候执行雅尔塔协议、让波兰和匈牙利举行自由选举”以及“在苏联的一党制下，怎样确保斯大林式的暴政不会重来”等等。

这些提问和宣传让赫鲁晓夫深感气愤。有两次，在碰到美国人过于夸张地展示他们的爱国主义后，他愤然表示要回苏联。通过交涉，艾森豪威尔总统向赫鲁晓夫的官方联络人亨利·卡波特·洛奇表达了歉意。从此以后，美国方面放弃了跟赫鲁晓夫辩论的做法。

赫鲁晓夫还去了库恩拉匹兹，按原定计划，赫鲁晓夫是来参观资本主义农业的，还要跟他的老相识、1955年曾作为美国农业代表团成员去苏联参观过集体农庄的农场主加斯特见见面。媒体发现，赫魯晓夫在“艾奥瓦的玉米地里”比在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放松得多。他和普通人走在一起，亲吻儿童，随口讲笑话，可见此时此刻的赫鲁晓夫正全身心在力争达到他这次访美的目标：揭开苏美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赫鲁晓夫坚信，“（苏美两国间）交换意见……对于结束冷战并创造两国间互信互谅的氛围是非常必要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认同了这种两大强国间的外交善意情绪。平民外交家罗斯维尔·加斯特也在扮演他的角色。他对赫鲁晓夫说：“咱们两个农民解决起问题来会比那帮外交官快得多。”

有趣的是，这次访问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是民主党的多数派领袖林登·约翰逊。他不但在会见苏联领袖时表现得极为友好，而且还亲自带领国会连夜开会审阅议案，确保国会在赫鲁晓夫来访时休会，以避免按惯例邀请赫鲁晓夫到国会演讲，闹出不和谐的场面。

1959年9月27日，赫鲁晓夫的访问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达到了最后的高潮。在登机回国前，赫鲁晓夫转过身来，向人群和摄像机挥手告别，并说出了告别语：“再见！祝一切顺利，朋友们！”

《国家》杂志做过一次总结，给出了乐观的评价：“在6年不间断的宣传中，我们曾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各种面貌：他是欺骗诡诈的魔鬼，是醉醺醺的农民，是个刽子手。”但在访问结束后，“他成了可以在谈判桌上打交道的对手。”这次访问之后，美国人开始需要重新打量他们的敌人。赫鲁晓夫和苏联的形象不再那么富于恶魔感了。

新的交流渠道也就此打开了，美苏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希望，人们之间也出现了真实的善意。但这些进展都不足以抵消美国U-2飞机坠落苏联和政府掩盖失败的事实，结果艾森豪威尔在赫鲁晓夫眼中失去了信用，他任期内双边关系也就不再有什么进展。最终，艾森豪威尔也没能回访苏联。

（水云间荐自《OV海外文摘》2015年6月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