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家长很容易溺爱孩子，甚至灌输以暴制暴，继而培养出无法无天的小霸王。而留守儿童则因为缺少情感系统支持引发的一系列成长问题。缺少情感支持的孩子往往攻击性强，最容易滑向犯罪的边缘。

近期，频发的校园霸凌事件，侮辱手段之残忍，让人瞠目结舌。 一组数据更让人揪心，在我国，自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儿童犯罪率已经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以上。调查还表明，中国的儿童自杀率也早已是世界第一。贫困和饥饿却并不是他们犯罪和自杀的主要原因……

这些孩子都怎么了？

“我走了，无期，不见”——这张纸条，记录下陕西省蓝田县一个初中女孩难以言说的痛苦。

5月6日，这名女孩因被嫁祸“在其他宿舍偷钱”，而被几名同学殴打讹钱。半个多月后，女孩家人辗转多地，终于在西安一家面馆找到了她。尽管随后她就读的蓝田玉山中学对12名涉事学生进行了处分。但父亲表示，女儿回来一个多月了，心理阴影无法消除。她还是不愿意上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把自己封闭起来，让他感到无奈、痛心。

这样的校园霸凌事件并非個例。6月21日，一段“小学生被多人围殴”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几名初中生把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关在黑屋子里暴力殴打，并用香烟头烫伤小孩。当时在场的4人目前已到案，均为未成年人。

与此同时，“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也已成为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2014年，16岁留守少年终止学业随父母外出打工，因父亲精神病频频发作，少年嫌太吵将父亲砍死。同年，13岁留守少女开门撞倒邻居3岁女童，因担心家里赔不起钱，心里害怕，将女童扔进粪坑致死。

频发的暴力犯罪事件不仅给孩子造成恐惧，留下心理阴影，也造成孩子对他人、对社会的仇视与抵触。恶性事件屡禁不绝，人们会问：这些孩子都怎么了？

爱无回应的绝望

随着媒体对浙江庆元案深入调查发现，包括被打者和施暴者在内，涉事的5名孩子中有4人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并曾就读于同一所务工人员子弟小学。这些孩子有着相似的情况：家长疏于监管，缺乏家庭关爱。

在中国，共有6100万的留守儿童，与1400万的随迁儿童，天然与家庭撕裂，被抛弃在了乡村，根据《留守儿童心灵调查报告》显示，其中至少1000余万人，一年中都见不到一次自己的父母，也甚至没有电话联络。这样的生存处境，与被抛弃无异。

儿童们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年龄从出生满月到断奶，逐一不等。许多地方甚至整个乡村都形成风俗，一个青壮年的女性，如果没有及时将孩子放在家里给老人带，自己出去打工挣钱，就算是“好吃懒做”。

“生下孩子、放在家里、离开”——不仅仅是蓝领阶层，甚至北上广许多白领，也只能如此选择自己孩子的命运。如果老人不愿意来自己所在城市（或因住宅狭小，容纳不下三代人），请不起保姆或请不到好保姆——就只能将孩子放回老家，让老人看护。

一个留守儿童的母亲泪水涟涟地说起她将孩子放在老家的经历：“我出门了，他抱着腿哭，从家里哭到车站……后来我妈妈告诉我，他整整两天都没吃喝……”

这个孩子再见到母亲时，已经是一年后。“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母亲痛心地说。对此，心理学家表示，当期待和渴望只会带来痛苦与绝望时，孩子必须强迫自己，不再相信，不再期待，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活下去。

过去的30多年中，留守儿童所承受的一切正在社会治安、家庭伦理、社会人际关系中付出代价。大量的留守儿童往往在初中就辍学，要么进城务工，从事辛苦、收入低微的工作，要么追随老乡，加入犯罪团伙，留守在家乡的，要么沉迷于网络游戏、赌博、吸毒，要么从事收入低微的工作，盗墓、挖煤、开摩托车拉客或各种散工。最早的一代男性留守儿童，已经年近四十。到2020年，中国将产生3700万的男性光棍的绝对值。

让我们再重新回溯一下毕节自杀男童的最后时光。父亲家暴，最严重时，他胳膊都被父亲打骨折，耳朵被撕裂。他因为受不了毒打，曾经叫喊“如果再打就服毒”。心理学家武志红总结，他们死于“爱无回应的绝望”。透过这一点，似乎能够理解，为何中国“儿童自杀率”高居世界之首。

堵住“黑洞”需要社会共治

对于校园霸凌事件，虽然有关部门给予了关注和重视，但据了解，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会常以涉事者是“未成年人”等为处理原则，可能会出现大事化小等情形。施暴者没有得到相应的处分，极易再次施暴，且对身边的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示范效应。

面对这些校园霸凌行为，有些人呼吁：对个案施暴者该加强法律惩戒，甚至动刑。对这类校园霸凌加强治理确实很有必要，但施暴者多是仅十来岁的孩子，其性格、观点还未成形，基于那些施暴者成长阶段、心理发育特征等还有霸凌社会成因，一出事就呼吁严惩乃至要求重刑，并不靠谱，更像是情绪化宣泄。

作为少年庭的法官，于俊平也不支持重刑惩罚校园霸凌行为。“成年人犯罪是恶，未成年人犯罪叫错。”于法官称，我们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如果支持重刑，有违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

于法官表示，我国目前对未成年案件处理得还是比较适中的，社区矫正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充分考虑到了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有助于他们回归社会。

对此，宋雁慧教授也持相同观点。“重罚解决不了问题，需要靠社会各方面力量来帮助孩子们有法律意识，有行为准则的认知。”

“不欺负他人，也不要做暴力的旁观者。”心理咨询师孙蕾认为，施暴者的心理往往会存在问题，因此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引导与教育。相较之下，跳出法律万能思维和刑罚迷恋，从社会层面去反思这些校园暴力何以发生、怎么杜绝，更有意义。

如上所述，校园霸凌事件频发是社会、学校、家庭等复合因素聚合的结果。首先，社会环境的影响，暴力文化不断蔓延，青少年缺乏甄别能力，遇事可能误模仿电视剧、电影或者网络游戏里的剧情来解决问题。

而在应试教育下，现在的学校往往会一味的“填鸭式”教育灌输，而忽略了孩子德育方面的培养工作，教孩子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已被很多老师“淡忘”，这就造成很多学生由着自己性子来，由小脾气逐渐变成心胸狭隘、自私、任性、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大性子。由再加上学校管理上的缺位，一些学生便伺机拉拢同学，各种拉帮结派，看谁不顺眼，就去殴打……正是以上种种原因，这种校园霸凌现象才会如此严重。

不容忽视的是，部分家长很容易溺爱孩子，事事都以孩子意愿为先，甚至灌输以暴制暴，继而培养出无法无天的小霸王。而留守儿童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因为缺少情感系统支持引发的一系列成长问题。缺少情感支持的孩子往往攻击性强，最容易滑向犯罪的边缘。

眼下，社会多方在这方面的教育经常是失效的：如学校对孩子评价体系和“分流”中只重成绩，造成差生歧视;一些家庭对孩子暴力倾向的反应迟钝等，包括社会组织介入的匮乏。对此补缺之外，学校、家长等还应建立协同式的霸凌预警-通报-心理干预机制，将反霸凌纳入青少年常识教育系列。

而要消减该难题，也亟须置于社会共治层面去着力解决。就此看，无论学校、家庭还是社会，都要共同承担起教育孩子的责任。在一些霸凌事件中，施暴孩子还没意识到其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老师发现孩子在课间有剧烈推搡行为，就告诉孩子和家长这样做有危险，可能会伤害到别人，孩子这才意识到问题。这就提醒学校，开展相应的“非暴力”教育，让他们在观察学习中明白霸凌的恶劣性质。另一方面，中小学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之外，也通过竞技类体育课程设置等，将其负面情绪导向合理宣泄。

家庭也该担起其责：在孩子刚刚表现出暴力行为的时候，父母要及时制止，也要引导孩子愤怒等情绪的把控，并避免用暴力的方式解决孩子不听话问题。

总而言之，校园霸凌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靠严惩甚至刑罚，未必管用，这更需社会、学校、家庭齐心协力，将非暴力灌注到教育过程中，并建立霸凌应急响应机制等，合力为孩子们创造安全、无暴力的教育环境。

（《中国青年报》2015.6.23、《北京晚报》2015.6.2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