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放生对于提倡良善、慈悲有好处，但不得不承认，急功近利的利益诉求，成为今天放生活动的显著特征。

近几年，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特别丰富，突出表现在大规模地信仁波切、大规模地盘手串，以及大规模地放生。

而放生作为一种大型现实主义荒诞行为艺术，也不断刺激着围观群众的想象力，比如今年2月份某地一群虔诚的信徒在淡水河放生了一群扇贝。

去年8月，广东某公园，有人放生了一大批毒蛇。

更早些时候，《深圳商报》在报道当地一场放生仪式的时候，记者写道：“几位市民双手合十，虔诚地跟着诵唱佛经……随着仪式缓慢进行，（袋子里的鱼）渐渐地都不动了。”

跳过这些在正常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奇葩案例不谈，放生确实已经蔚然成风。《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报道说，有关人员估计，每年被放生的鱼、蛇、乌龜、鸟，甚至蚂蚁的数量约有两亿。

放生自古有之

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放生之事，战国时期的《列子》中就有“周简子正旦放生，示有恩也”的记载。《史记》中也有“成汤解网”的故事，说汤王在野外看到有人张网捕鸟兽，网四面皆围，汤王命猎人去掉三面，只留一面，并祷告说：“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实在非死不可的，才到网中来吧。”

这就是“网开一面”的典故。

这时候的放生，是所谓“仁”的伦理观念，是王或封建主向庶民显示仁爱之心的方式。

但是直到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六道轮回”的说法被人们普遍接受之后，放生才成为中国民间的一种普遍风气，并延续至今。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广泛传播，佛教戒杀护生的教义，催生了大规模的放生行为。梁武帝曾经专门派人每天去市场，购买牛羊放生。全国贵族、官员和百姓自然也掀起学习的热潮。

唐肃宗于乾元二年下诏，在全国设立放生池八十一所;宋真宗天禧三年，在杭州的灵山寺上奏，请以整个西湖作为放生池，不能捕捞鱼虾。

佛教对中国传统信仰方式的承认

但是说了半天，放生为什么会在中国流行？这当然不是一句皇帝喜欢就能解释的。

“放生”的行为，儒家“仁爱”的伦理道德观支持，佛教的“戒杀护生”教义也支持。有这两大思想资源的支持，加上还是皇帝钦定的，“放生”自然会备受推崇。

而对“放生”行为普及带来决定性影响的，是佛教对中国传统信仰方式的承认。

佛教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世界性宗教”，有相对完善的宗教教义、礼仪，能够超越民族的地理环境、语言、习俗和文化限制，被大部分东亚文明所接受。这种成熟的宗教理论有一点好，它的追求是超越世俗利益的，非功利性的，指向来世的幸福和升华。

而原始宗教，包括各种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多神崇拜，都有强烈的功利性。在原始宗教的体系中，人们无暇顾及来世的幸福，只求在现实生活中生存，获得更多的好处。比如祈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多子多福。

佛教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对世界万物的价值判断是“苦”，信徒们的终极目标是涅槃而不是现实享乐，而是功德圆满。但这种高级的思想，只有少数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贵族、知识分子才能领略，老百姓很难买账。

佛教为了自身教义在贫民大众中的传播，采取了“有委屈自己扛着”的策略，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顺应中国民间信仰，承认了“现世报”的存在，肯定现世生活中的福祸都是因果报应的结果，也就是承认现世功利是有意义的，不是“苦”“空无”，而是“甜”。

功利性的信仰推动着民间的放生活动，放生活动又反过来让功利性的信仰更加笃定。

虽然放生对于提倡良善、慈悲有好处，但不得不承认，急功近利的利益诉求，成为今天放生活动的显著特征。

很多放生活动的鼓吹者都要以现实利益来吸引信众。一家放生网站在显著位置说明：“放生可免死、愈病、助学业、延命、遇偶、止邪淫、聚财富、提事业。放生好处很多，有缘者可以持续放生，持之以恒、有求必应。”

不合理放生比杀生更可怕

关于盲目放生的危害，大家容易想到的是，很多放生的动物长期被人工饲养，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野外生存能力，这时候“放生”往往就意味着“杀生”，好心却办了坏事。比如，笼鸟在放生后因为缺乏飞行能力和觅食能力，常常很快死亡。而放生的鱼类和其他水生动物，因为不适应水温、水质的变化，死亡率也非常高。

考虑到放生家养动物有如此明显的问题，一些商贩就从野外捕捉野生动物，在市场上出售，诱使放生者购买放生，形成“捕—售—放”的灰色产业链。这种“放生产业链”对野生动物的危害很大，对一些原本已经因为人类活动而濒危的野生动物来说，是雪上加霜。另一些本来没有贸易价值的野生动物，也因为有了“放生”的价值而遭殃。这些被折腾后放生的野生动物，存活率同样很低，特别是在放生地的生境和原产地差别巨大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盲目放生的动物，有可能在放生地造成生物入侵，破坏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所以放生还是要讲究科学，懂得合理放生。

（《壹读》2015.9.25、《华西都市报》2014.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