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政治生态恶化是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态恶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目前媒体报道的案例和进一步的讨论来看，政治生态恶化的主要表现和危害如下：

1.“能力不如关系，拼搏不如拼爹”。资源分配主要依赖权力依附关系，不仅入职晋升靠关系，入园、升学、办企业等各种机会都要凭关系。有关系走遍天下，无关系寸步难行的政治生态，不仅破坏正常的秩序，而且助长人们去经营关系，天长日久，帮派意识、圈子文化必然兴起，最终导致普遍的机会主义、权钱交易和人身依附现象。

2.“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批评下级放空炮”。行为者的态度主要不是基于某种公认的价值和既定的规则，而是源于是否于己有利的功利考量。

另外，“稳定就是搞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的说法，也表明做事无原则、无底线，而一旦出了“家丑”，首先想到的应对之策是“压”，其次是“捂”，然后是“摆平”。只要能够摆平，不被曝光，成本可以不计、原则可以放弃、法纪可以不顾，于是，“人民币解决人民问题”“封口费摆平媒体记者”等现象司空见惯。

3.“琢磨事不如琢磨人”;“干的不如看的，做事不如作秀”。大量的案例显示，官员热衷于投机钻营，表演作秀，甚至弄虚作假，为了做出让上级领导容易看到的“政绩”，不顾经济条件和发展现实，不惜举债集资，甚至挪用灾款，去建设“大广场”“大公园”和“地标建筑”等“形象工程”。另外，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上下左右互相攀比，以致层层作假，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

4.“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在官员晋升中，个别行业和个别部门中走后门拉关系的行为个案，逐渐演变成了较为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上述讨论主要涉及的是官场的生态问题。不过，官场生态恶化，不仅污染政治环境，而且会造成整个国家社会生态的恶化。

这些现象背后，“制度虚置化”是国家政治生态不良或恶化的总根源。一是制度和规则本身存在问题，例如，制度和规则的目标和标准定得太高，远远超越常人所能企及的水平;再比如，制度和规则缺乏刚性，或者规则模糊多变，可做多种解释，或者制度存在明显漏洞，给机会主义留下了机会。二是制度和规则的实施和执行环节出了问题，例如，制度和规则的执行由于种种原因而缺乏效力。

今天，要治理政治生态的恶化，就要从治理“制度失灵”和“制度虚置化”入手，其有效的途径只有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

为何必须进行体制改革

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有人分析称，现在的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学者周其仁表示，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

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

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三方面跑不赢会有大麻烦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又如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周其仁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

另外，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

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面，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

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

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新中国成立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这些人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

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书摘》2015年第9期、《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