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文明的标志是国家？为什么世界各国的体制五花八门？从部落到国家，是历史的岔路口。世界各民族开始分道扬镳，朝着认准的方向往前走。罗马共和、希腊城邦民主，西周受命于天。和易中天一起回到历史现场，探寻国家的起源和机密。

没有后悔药

部落变成国家，并非因为绯闻。人类发明国家，更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但这事却被认为与“逐出乐园”无异。反正，进入国家时代，好日子就算过完，这是很多人的共识。

比如希腊和罗马的两位诗人赫西俄德和奥维德，都认为自己生活在黑铁时代。之前，则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黄金时代最好，人类美好高贵，社会公正和平。白银时代马马虎虎，但不再天真无邪。青铜时代战火连天，但信仰和神性犹在。黑铁时代就一塌糊涂，人类互不信任。

类似的说法，我们民族也有。比如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在儒家那里就叫“大同”。大同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财产是公产，权力是公器，首领是选举出来的公务员，族民也都一心为公，因此天下太平。希腊、罗马的青铜时代，儒家叫“小康”。小康之世的特点，是“天下为家”，财产私有，权力世袭，战争不可避免，道德礼仪和圣人英主也应运而生。至于黑铁时代，在儒家那里是只能叫“乱世”的。

大同、小康、乱世，就是儒家那里的历史三阶段。尧舜是大同，夏商周是小康，春秋战国是乱世。对应这历史三阶段的，是三种指导思想和政治哲学：大同讲帝道，小康讲王道，乱世讲霸道。当然，儒家是主张王道的。因为大同已不可能，乱世又不正常。因此，应该“尊王道，行仁政，奔小康”，构建和谐社会。这种想法，其实也是一种“中庸之道”。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诸子则另有说法。比如庄子是只认“羲皇之世”的，墨子也只认“大禹之世”。其实就连孔子，也推崇“尧舜之世”。这样看，我们也是四阶段。比如女娲到伏羲，便可以叫黄金时代;炎黄到尧舜，是白银时代;夏商周，是青铜时代;春秋战国，则无疑是黑铁时代。

如此说来，人类一旦建立国家，岂非就等于踏上了不归之路？当然不是，也没有后悔药可吃。事实上，氏族部落时代，并非庄子和希腊、罗马这些诗人哲学家们说的那么美好。炎黄与蚩尤的战争，则跟后世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国家，或没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她的历史就会一直停留在史前时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过国家，哪怕后来失去，也会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犹太。

国家，是文明与史前的分水岭。难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还要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问题是，为什么只有建立了国家，才算进入文明时代？

分道扬镳

荀子说，在人。荀子是从儒家到法家的中转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样，既肯定国家，又肯定君主。为什么要肯定？为了生存。荀子说，可怜兮兮的人，力气不如牛，速度不如马，生存能力其实是很差的。然而牛马却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国家。做得到吗？做得到。

荀子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就在“二足而无毛”。水火，有物质无生命;草木，有生命无感知;禽兽，有感知无道德;唯独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所以，他能够发明国家，这是最强大的人类族群;也能够发明君主，这是最合适的群体领导。至于道德，则是最理想的组织力量。有道德，人就是万物之灵。他也就有家有国，有安身立命之本。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国家是归宿。国家与人，就这样焊在一起。这跟西方不太一样。

西方人也要国家，却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腊的城邦是没有君主的。罗马人，从他们赶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产生第一位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中间竟隔了近五百年，而且那皇帝还要自称“第一公民”。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宁肯要三个郁金香球茎，也不肯要一个国王。独立战争后的美利坚人，则不但不要国王，就连统一的国家都不想要。实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强强开了一个制宪会议，再磨磨蹭蹭地选出第一届联邦政府和总统。

西方人也不认为国家跟道德有什么关系。在他们那里，道德是归宗教和上帝管的。国家需要的是法，社会需要的是德。所以，他们的国家可以有多种模式。直接民主、寡头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宪、联邦邦联、称王称帝，不但一一试来，而且并行不悖，爱怎样就怎样，喜欢谁便是谁。

显然，当世界各民族开始建立国家，他们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门前，也站在了历史的岔路口。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很难说谁有道理谁没有。实际上，西方人也经历了君主制时代，而且至今还有名义上的王国。同样，荀子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什么要有国家和君主”，则说明它在当时其实已经成了“问题”，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讲的那么简单。比方说，氏族和部落也是群体，为什么非得变成国家？

何况世界各国的诞生原因、存在方式和发展道路，也大不相同。有君主的，也有民主的;有独立的，也有附庸的;有分出去的，也有合起来的;有打出来的，也有谈出来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道路的选择不会无缘无故，没有谁会拿自己的命运开玩笑。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秀插云霄，凌空展翅，蔚为壮观。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声。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

实际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城市。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

城市好吗？难讲。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为了安全。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新型的聚落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儿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