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霞 陈红霞��

2014年秋季学期苏教版高中教材做了一些调整，师陀的《说书人》被增加到“珍爱生命”专题中的“陨落与升华”部分。教学参考书中刊载了选自2014年《语文月刊》第六期吴周文教授解读《说书人》的文章。其中有段文字是这样评价的：“说书人”形象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个十年间的又一位“孔乙己”形象。文章从外形、处境、职业、结局的相似性分析，进而认为本质上相似，二者都是旧时代旧社会被凉薄被遗弃的“多余人”形象。在反复诵读之后笔者觉得“说书人”和“孔乙己”之间固然有很多相似，但还有很多不同。

一、人们对二者的态度不同

无论是孔乙己同一阶层的还是当时的上层人对孔乙己都采取了嘲笑的态度。正如作者鲁迅对孔乙己的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说书人》中，人们虽然将他从事的职业称为“贱业”，说书人死时对他的生平一无所知，但小说对人们听书时场景的描写“我们全被迷住了，……在黑暗里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还有“我”对未来职业选择的描述，都在肯定说书人带给人们的精神力量以及鼓舞，正如小说中写的：“天下至大，难道还有比这些更使我们难忘，还有比最早种在我们心田上的种子更难拔的吗？”这在孔乙己身上是找不到的，所能找到是人们在他脸上看到的一道道疤痕，以及为自己可耻行为的无力辩解。

二、二者悲剧命运的原因不同

孔乙己的困境固然有社会的原因，但个人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在短衣帮中孔乙己可以算得上“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但是孔乙己好吃懒做，苟且度日。另外文中还写到孔乙己身材高大，按理说这样的人即使没有读书，靠体力干活也不至于沦落到要靠偷窃度日。可是孔乙己既没有靠他的知识获得生存的资本，也没有靠体力赚得一碗饭钱，更为可悲的是还要喝酒、卖弄、讲排场。如他喝酒时的细节：“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生活困窘如此，不忘喝酒，不忘讲排场，读书人的酸腐之气在他身上一览无遗。所以孔乙己的遭遇与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

而说书人的不幸更多的是社会造成的。

首先，说书人的处境更多的是由社会造成的。“我”第三次到城隍庙，城隍庙已经改为俱乐部，在月台下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换言之说书人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说书，他“失业”了。当时的社会边缘化了说书人，这样遭遇的不只他一个，当时的社会淘汰了他们。而场所的变更也说明由卖汤的也就是满足于口腹之欲替代了原来的精神文化的需求，这不是更让人悲哀吗？而联想到路翎的小说《英雄的舞蹈》中的张小赖，他也是一个说书人，最后死在了说书人的讲台上，其实更多的是死于当时新旧文化的冲突。张小赖所遵从的传统文化在遭遇新时期的流行文化时，总是要经历一些磨擦和碰撞，而张小赖就成了新旧文化更迭的牺牲品，也正如《说书人》主人公一样。

其次，说书人身体也不如孔乙己高大，而是“很黄很瘦”，“时常咳嗽”。三次对说书人的描写中，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像孔乙己一样为了糊口，为了喝酒，去做苟且偷盗之事，而是依然坚持说书，在他身上有一种执着于事业的精神。

三、二者对所从事职业的态度不同

孔乙己在读书没有取得功名之后，不是尽最大努力利用自身学到的知识，而是为了卖弄，显示自己在短衣帮中的与众不同。文中这样写道：“孔乙己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孔乙己非常钟情于穿长衫，因为长衫是他区别于短衣帮的标志，一种身份的象征。说话时也常常之乎者也，向“我”炫耀“茴”字的四种写法。

孔乙己写得一笔好字，可以靠替人家抄书换一碗饭吃。可是没有定性的孔乙己“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对待可以谋生的职业孔乙己如此，直至宁可偷窃也不愿靠抄书谋生，可见他身上缺少一种对职业的敬重和坚守。

说书人也是穿长衫的，文章中有三次关于他穿长衫的描写，第一次写“他穿一件蓝布长衫”，第二次写“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第三次是死的时候“他的破长衫的一角一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三次对长衫的描写写出了说书人生活的变化，日子越过越穷，但他一生不变的穿长衫不是为了凸显自己是知识分子，而是当时说书人的一贯穿着，是某种职业对人的衣着的要求，不同于孔乙己显示自身的学识。他的说书也不同于孔乙己的卖弄知识，而是作为他谋生的方式，而且一生执着于此，至死未改。

长衫下的说书人是一个卑微但却坚韧生存的小人物，可长衫下的孔乙己却自命清高，在生活面前折腰，被短衣帮们耻笑，最后被一心想成为的那个举人老爷的阶层毁灭。所以说孔乙己是饱读诗书却直不起腰的人，而说书人是一个虽然从事“贱业”却韧劲地挺直腰杆活着的小人物。

作者单位：江苏省江阴市成化高级中学（214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