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鼎

“天人感应”政治思想最早源于中国先秦哲学，它在中国延续时间很长，而且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前人基础上，并基于对西汉时代政治弊害的基本估计和对整个社会的整体认识，董仲舒提出了自然社会一体化的天人政治论，人与天之间互相感而应之的神秘联系，即天可以干预人事。董仲舒通过这个理论，以天道说人道，借天的神威提出了“天命王权”说，加强了君主专制。他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另一方面他又堅持民本主义，力图通过“天”来制约皇权，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借助天意对王权以限制。

一、董仲舒对周代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董仲舒对周代“天命王权”思想的继承

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显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凡是社会存在的重要现象，人们总会为社会编织相应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理论，从而使其获得人们的认同和赞许，也使人们心理获得平衡。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存在就是君主，所以有关于君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讨论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变迁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早在殷周时期，那些古老的文献最突出的便是有关于君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论述。当时关于君主合法性的观念，是以天命为中心而展开的，即所谓的天命王权。

殷王朝虽然得到了至上神“上帝”的庇护，但是还是被周国灭掉，周人意识“天”已不再是单向施威于人的神灵，天神的意志受到民心动向和君主道德的影响。这是一种双向性的感应，这种感应突出表现在西周所创立的“天意”、“天命”的观念上。周人认为“王显文王，受天有命”、“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西周的天命观灌入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这个时候的“天”已经不再是单向的施加于人的神灵，君王有德与无德也可直接影响到天的意志，是一种双向的感应思想。此天命论成为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核心内容。尽管这些认识仍然比较简单、粗疏，理论上还不完备，但是与夏商时期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相比，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天人合一”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二）董仲舒对周代以来“阴阳五行”学说的继承

阴阳五行，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合称，对中国政治、文化、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起初，阴阳和五行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概念。阴阳最初的含义是物体对于日光的向背，向阳为阳，背阳为阴，后面慢慢地演变为天地之气的内容。

五行学说的确立，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他们是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早期的阴阳和五行没有深邃的含义，人们对于他们的理解较为粗浅。

战国末年，阴阳家学派创始人邹衍以善谈阴阳而著称，同时他提出了“五德终始”说。邹衍认为自古以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按照五德（五行之德）的转移的顺序进行循环的。五德即所谓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而五行的转移则是按照五行相胜（五行相克）的规律进行的，即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五行相生相克，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直到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五行学说慢慢地演化成一种系统的宇宙模式框架，“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

（三）“天人感应”政治思想：综合“天命王权”与“阴阳五行”说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的“天命王权”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思想。所以说，在董仲舒的思想中，“阴阳五行”和“天”难解难分。

董子云：“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阴为一端，阳为一端，火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水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董仲舒认为天是由十种元素构成的，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和人，同时，他认为天地之气可以和阴阳、四时、五行相互转换，也就是说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其实是同质的东西。

董仲舒将阴阳两种对等的关系绝对化，并将“阴阳”和“天”相结合。董子云：“阳为德，阴为刑。”他认为阳是“天之德”，代表着善、好的一面，阴是“天之刑”，代表着恶、不好的一面。阳尊而阴卑，天也是“贵阳而贱阴”的。董仲舒继承了前人的五行学说，将五行重新排序，提出了“相生相胜”。他所定的顺序是：第一是木，第二是火，第三是土，第四是金，第五是水。所谓“相生”指的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所谓的“相胜”指的之“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同时，他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阐述他的“灾异谴告”学说。他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天所赋予的，君主是秉承天意来统治国家，而天的运行是遵循着阴阳五行之道，因此君主统治国家也必须遵循着阴阳五行之道。如果君主违背天意（即阴阳五行之道），天就会利用自然界的一些灾异现象给予君主警告和警惧。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政治思想的精义——以天道限制君权

（一）“屈民而伸君”——“天命王权”说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跟他的哲学思想思想是紧密相关的。董仲舒认为一切事物都有本原，其中“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儿子和臣子的本原是父亲和君主，董子曰：“王者人之始也”。董仲舒认为君主是人民的本原，君主也是国家的本原。但是君主和父亲不可能自我生长，那么他们最初的本原又是什么呢？董仲舒认为天又是君主和父亲的本原。董仲舒进而提出世界上一切万物都是由天地生成的，因此，天地又是万物的本原。

既然天是万物的本原，而人又是万物之中的佼佼者。所以，天跟人的关系应该是最为密切的，董仲舒认为人不仅在形体上跟天类似，而且在性情上也跟天类似。人是天所生的，又跟天类似，因此我们应当敬奉上天作为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但是天道高远，平常人是难以触及，因此就需要一个人来接受天的旨意教化百姓。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董仲舒又提出天子是天和人之间的媒介，“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董仲舒认为是天赋予了君主权利来统治人民，也只有君主才能秉承天意来统治国家，即所谓的“天命王权”思想，这就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只是天王感应（天王合一），它使统治者的地位神圣化、绝对化。

董仲舒“天人感应”政治思想要义之一便是“天命王权”思想，他认为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应该是国家的中心。比如董子认为君主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其称号也应该是无以伦比的，董子云：“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在君民关系上，董仲舒认为上天赐予人民生命，大地哺育了人民，而君主则是教化人民的。君主是人民的心脏，人民则是君主的身体，君主想做的事情，人民肯定会顺从君主。在君臣关系上，董仲舒则认为君主和臣子的关系就像心跟身体的关系，身体不可能不顺从心，因此，臣子也不可以不效忠于君主。而在君主和诸侯国的关系上则强调了君主是唯一的“天子”。任何诸侯国必须服从“天子”的统治。此外，董仲舒还从阴阳五行和三纲五常等方面来加强君主的权威。比如在阴阳方面，董子认为阳尊阴卑，因此君贵臣贱。在五行方面，董仲舒认为五行之中土最为高贵，君主是土，因此君主是最为高贵的。而在三纲五常方面，董子则提出了“君为臣纲”“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

总言之，董仲舒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天命王权”理论体系，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君主的统治，让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君主的统治寻找到了坚实可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

（二）“屈君而伸天”——“受命于天”说

董子认为是上天赋予君主以统治的权力，那么君主又该如何统治国家呢？董仲舒接着又提出了他的“天人感应”政治思想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法天，即效仿上天，遵循天意来治理国家。“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那么“天”又是怎样的？这个“天意”又是什么呢？

董仲舒进而提出天道并不是飘渺虚无的，他认为天地万物都遵循着阴阳五行之道。他认为由天是由阴阳生成的，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克，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既然万物之元的天地都遵循着阴阳五行之道，那么人事更应该效仿上天遵循阴阳五行之道。董仲舒接着论述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其实是跟天类似的都遵循阴阳五行之道，例如官位的设置等一切人类社会政治基本组织都不例外，因此国家的政事也必须跟天类似遵循阴阳五行之道。“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故曰王者配天，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

天子的“独尊”在上文“天命王权”思想中已得到了论证。然而天子的绝对权力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对封建制度都是有利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旦君主无限制滥用权力，通常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政治思想体系中，虽然他把君主置于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他并不认为君主可以随意妄为，无所限制。在董子的政治思想中，君主之位虽然至高无上，但是君主“事天与父同礼”，也就是说君主对待天就要对待自己父亲一样，顺从天意。用超乎王权之上的权威的“天意”来限制和约束君主的施政，即所谓的“受命于天”说。这一学说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权予夺由天说，另一个则是天意谴告说。

关于“政权予夺由天”，董仲舒认为秦始皇和汉高祖以武力创造了霸业，完成了政权的转移，其表现上政权的转移是依靠人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董仲舒在与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曾这样阐述过，天底下凡是有大作为的君主，肯定有常人所不能企及的能力，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是上天所赋予他的。也就是说，政权的转移看似个人意志的结果，而实际上是天意的结果。那么天意又是根据什么来转移政权的呢？董子认为天是根据个人的品德和德行来进行政权的转移。“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上天创造百姓并不是为了君主，但是上天赋予君主权力，是为了教化百姓。如果君主的德行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上天就会赋予他统治国家的权力；相反，如果君主的品德败坏残害百姓，那么上天就会夺取他统治的权力。天是个抽象的概念，它又是依靠什么来夺取君主统治的权力呢？董仲舒认为政权的转移是依靠“天意”，其最后落脚点还是在“人心”上面。

天道对君权限制的第二个方面是天意谴告说，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政治思想中重要理论之一。董仲舒认为天不仅决定着君主权力的给予和夺取，而且在日常的政事中监督着君主的所为。他把政治、情绪等宇宙的万物都纳入了阴阳五行这个体系，并且认为天和君主是能够互相感应的，即把自然界的某些特殊现象跟政治的好坏联系起来。董子曰：“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他认为如果君主政治修明，治理有方，百姓安居乐业，天就会降祥瑞以示嘉奖。但是董仲舒提出着一思想更加强调的是天对于君主失道现象的感应。如果君主违背了天意，不实行德政，天就会谴责君主，出现日蚀星陨、山崩地裂、鷁退鹦巢等灾异现象来警告君主。如果君主还不知悔改，那么君主的统治就会受到威胁，国家衰败甚至灭亡。董仲舒认为天对君主行政给予警告和警惧，其实是对君主的一种特别关爱，天给予了君主多次悔改机会和时间。只要君主知道错误，并且悔改，天就会维护他的统治。

三、对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评价

除去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神秘主义色彩，其对君权的限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君主治理有方，政治修明，便会感动上天，天就会显祥瑞以示嘉奖；如果君主无道，政治昏暗，便会惹怒上天，天就会显示灾异加以惩罚。汉代帝王们相信灾异的产生是由于自己的行为破坏了宇宙的和谐与五行的秩序所致。因此，大赦天下、下罪己诏等措施屡见不鲜，对于社会确实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天人感应”说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使得君主在对“天”的敬畏之下不敢妄为。另外，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原理来说明官制设定以及它们的相互制约关系。各官僚之间权力要相互制约，君主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在这里，董仲舒极其聪明地利用了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敬天心理，倡导“法天而行”，即阴阳五行运行的法则，借助天这一人格神的权威来隐晦地达到制约君主的目的。对于董仲舒的天人关系，徐复观分析说：“在他所承认的大一统专制皇帝之下，为了要使他的“屈君而伸天”的主张得到皇帝的承认，便先说出“屈民而伸君”一句；这一句，或许也如史公在《孟荀列传》中说邹衍的大九州及五德终始等说法，乃“牛鼎之意“，即是先迎合统治者的心理，再进而说出自己的真正主张。所以站在仲舒的立场，“屈民而伸君”一句是虚，是陪衬；而“屈君而伸天”一句才是实，是主。所以也可以说，董仲舒的天人关系，虽然也包含着大一统并强化君权的要求，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从限制君权出发的。”

“天人感应”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秦汉时期所形成的经济制度、官僚政治制度、家庭和文化教育制度以及伦理价值观念等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董仲舒的天人学说，将仁义忠孝等伦理规范纳入天人关系的中，从而将政治与伦理融为一体，使家族政治化、国家家族化；它将个体的内在道德修养，外化为尊君事天的社会实践，使人人励精图治，扬善惩恶，通己达人，由此形成了稳定的趋善求治的社会心理态势，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完善并拓展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

最后，它丰富了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精神。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形成了思想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先秦诸子，各抒己见，各有所长。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独尊法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架构，将儒、道、法、阴阳等思想融于一身，本身就是兼容性的体现。后来佛教传入中国，本土文化能够与其和谐共存，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与董仲舒天人思想为主导的汉代儒学的兼容性是分不开的。

“天人感应”虽对君权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天人感应”毕竟不具备法律效力，“天”的权威至多对君主形成某种宗教上或道德上的威慑，并没有什么强制力。在政治生活的实践中，“灾异说”、“天谴说”虽然对君主构成一定的心理或道德压力，却不能改变君主的专制和集权，董仲舒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当董仲舒推算灾异向皇权示威时，却招惹了汉武帝的震怒，险些被杀。其他企图以灾异来限制君权的人也几乎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在传统君主时代，君主实行仁政的根本原因是维护自身的统治和缓解社会矛盾。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