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响堂山石窟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分期结论并总结其不同的特征。进而通过对响堂山石窟与东魏-北齐其他石窟的比较，发现东魏-北齐初年响堂山石窟的独特性极为鲜明，到北齐中期以后，响堂山与其他地区石窟特征趋同，形成所谓的“响堂样式”。而这一变化过程正是高氏家族由“胡化”转为“汉化”的最好证明。

关键词：响堂山石窟;样式特征;胡化与汉化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5-0058-06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Style of the Xiangtangshan Grottoes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Caves

TANG Zhongm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types of the Xiangtangshan Grottoes， makes conclusions about the date of construction， and ends with a summary of the grottoes features. A comparison of these with other grottoes constructed between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shows that the caves of the Xiangtangshan Grottoes exhibit some peculiar qualities， and that the features of the caves became the same as those found in caves in other regions after the middle Northern Qi period. This process of change well verifies the shift from foreignization to Sinicization by the Gao family.

Keywords： Xiangtangshan Grottoes; features and styles; Siniciz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由北响堂山石窟、南响堂山石窟和水浴寺石窟（俗称小响堂石窟）三部分组成。根据文献记载和石窟碑刻记录，它们是由东魏-北齐时期的最高统治阶层——高氏家族及其重臣开凿、供养的。

关于以响堂山石窟为代表的北齐石窟及其造像的样式特征，前代学者多有涉及，如陈明达先生就认为：“现在治雕刻史者，已公认北齐石窟雕刻艺术，是自北魏向隋唐过渡的形式。”[1]陈先生又指出，北齐（造像）风格与前大不相同，“这种形式是与前期迥然不同的新形式。与前期相距最多十余年，决非逐渐蜕变，而是骤然产生突变，且传播极快……是应予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1]4。丁明夷先生通过列举响堂山石窟造像所表现出的各类新样式特征后认为：“从龙门、巩县到响堂山石窟，洞窟形制、装饰纹样乃至造像样式，都有不少明显的差异。这就是所谓‘北齐样式。”[2]他特别强调了响堂山石窟所反映出的新特征，并称之为“响堂样式”。张惠明也探讨了响堂山石窟、驼山石窟中的造像样式反映出的从魏晋第一个开窟造像高峰至唐代第二个高峰之间的过渡特征[3-4]。但前述学者们都没有较详细、系统地论及响堂山石窟所代表的“北齐样式”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本文试图通过对响堂山石窟的分组和分期排年，归纳其样式特征，并通过将其与东魏-北齐时期其他石窟的特征比较，分析响堂山石窟样式特征的形成过程。

一  响堂山石窟的分组与分期

（一）分组

响堂山石窟现存11个主要洞窟。其中北响堂北洞、中洞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如均为前室后壁开三明窗的中心柱窟（图1），帐形龛及楣内饰火焰纹的圆拱龛，着通肩袈裟的坐佛，身姿扭动、披帛体侧飘扬的胁侍菩萨，着甲胄、身体平板的力士，主尊有卷草纹、火焰纹、重环纹等的背光，等等。同时它们又有不少差异，比如虽然都是中心柱窟，但北洞只有中心柱后甬道低矮，而中洞的三面均为低矮的甬道等。

北响堂南洞是方形的三壁三龛窟，窟内各龛为帐形龛。其中，一铺七身的造像组合及尖楣圆拱龛形是新出现的特征。菩萨身躯明显呈筒状，披帛和璎珞趋向简化，与北洞、中洞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南响堂第1、2窟都是后甬道低矮、前室后壁开二明窗的中心柱窟，均有一铺五身和七身造像组合，在造像特征、装饰纹样等方面都有比较明显的一致性。结合这些特点，再考虑到它们之间的布局、位置，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它们是一组双窟。

南响堂第3窟整体尚未完工，各方面特征不明显。

南响堂第4、5、6窟均为方形的平顶佛坛窟，佛像以披垂领式袈裟的坐佛为多，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南响堂第7窟和水浴寺第1窟，虽然窟形、龛形不同，但是其粗壮丰满的造像、素面重环的背光和卷草纹中饰摩尼宝珠的头光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综上，我们可以把响堂的11个主要洞窟分为下列几组：北洞为第一组，中洞为第二组，南洞为第三组，南响堂第1、2、3窟为第四组，南响堂第4、5、6窟为第五组，南响堂第7窟和水浴寺第1窟为第六组。

（二）分期

在上述分组的基础上，我们进行各组特征的比较，进而探讨其发展演化的规律和相对年代。

北响堂北洞和中洞主要样式特征都不见于其他各组，可以说这两组与其他组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这两组中的一些特点，如窟门两侧的礼佛图，菩萨头侧宝缯下垂到肩侧并翘曲，窟外立面的仿木结构等都与北魏晚期龙门和巩县石窟相似。同时，佛像身披的通肩袈裟，衣纹质感厚重，菩萨身材婀娜、丰满，已经摆脱了北魏时期秀骨清像的样式特征。北洞的塔形列龛（图2）更是全新的表现形式。因此这两组处于北魏晚期到北齐的过渡时期，年代上应在响堂诸窟中最早。

但这两组之间也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比如中心柱窟形的形制略有差异;塔形龛也不见于第二组;第二组的菩萨与第一组相比体态趋于呆板、僵硬，姿态明显发生了变化;背光中也不再雕饰高浮雕龙等纹样;圆座纹饰变得更加复杂，除仰覆莲外，还有卷草纹、重环纹。这些变化说明第一、二组之间在相对年代上有一定的差距，第二组是在第一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第三组到第六组中的佛像比较丰壮有力，袈裟衣纹也比较简洁、疏朗，菩萨披帛也多采沿身体两侧垂下的形式。这些特征与龙门天保八年的造像龛极为相似①[5]。另外在窟龛形制、外立面仿木结构（特别是斗拱的变化，如斗口向外出两跳，拱腹作三瓣内凹卷杀等[6]）等方面也已不见北魏时期的特征，而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新样式。拱腹卷杀形式与河清元年（562）库狄回洛墓所出的木制斗拱相近[7]。因此，这几组当属北齐时期。

第三、四、五组的龛型，造像组合，佛像、菩萨像的造像特征，头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应当把它们划分在一起。这三组的特点同中有异，在时间上应有交错。其中，第四组有相对年代，在天统四年（568）唐邕刻经以前。第五组有绝对年代，“天统元年（565）乙酉之岁”。

第六组的造像样式与第五组造像相比，明显变得壮硕起来，中心柱窟内主室周壁大龛数量继续减少。如筋肉突出、披帛在头上呈“U”字形飘扬的力士，素面重环的背光，带纵向分隔的束腰圆座均为第一至五组所未见。因此，本组应为单独的一组。本组有纪年——武平五年（574），由此可知，本组的年代在武平年间，当是所有洞窟中最晚的。

通过比较与分析，各组相对年代序列应是从第一组到第六组。我们可以把上述六组分为两期，每期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即：

第一、二组为第一期，其中第一组为第一期早段，第二组为第一期晚段。

第三到六组为第二期。其中第三、四、五组为第二期早段，第六组为第二期晚段。

二  响堂山石窟的特征比较与分析

（一）响堂山石窟与东魏-北齐其他地区石窟特征的比较

东魏-北齐时期，除响堂山石窟外的其他中小型石窟，以公开发表的资料为依据，主要包括以下石窟：豫北地区（靠近邺城的安阳、鹤壁等地）主要有小南海石窟[8-11]、宝山灵泉寺的大留圣窟？譹？訛[12]、鹤壁五岩寺第1窟[13];河北北部的一处小型石窟——唐县“赛思颠”窟[14];山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15]、姑姑洞石窟、瓦窑村石窟[16]，榆社圆子山、响堂寺石窟[17]，左权石佛寺石窟和“高欢云洞”石窟[18]，平定开河寺石窟[19]，高平羊头山石窟和高庙山石窟[20]等。

（1）东魏时期

在洞窟形制上，响堂山石窟全部为中心柱窟，而且洞窟的形制也与北魏时期的中心柱窟有一定的差异，主要特征为中心柱后壁（或左右后壁）低矮的甬道。而其他地区的石窟均为北魏晚期流行的方形窟，其中又以方形三壁三龛窟为主要形制。响堂山石窟外立面均处理成塔形浮雕，下半部石雕仿木结构，有屋面、瓦垄、廊柱等。其他石窟只是在窟门上略作加工，在门楣及门柱顶端有所装饰。在龛形上，响堂山石窟出现了塔形龛这种特殊的形式，这是在以前的中原北方石窟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形式。

在造像样式上，响堂山石窟也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变化。佛像一改北魏时期的秀骨清像，以健壮的身躯、饱满的胸部示人，而且其通肩式的袈裟，衣纹稠密，呈阶梯状，表现出厚重的质感。反观其他地区的佛像，虽然袈裟类型多样，但其形象还是沿袭了龙门石窟以来的秀骨清像式的形式，并且在袈裟处理上明显受到了巩县石窟的影响，如带结的处理，右肩处的偏衫以及袈裟下摆的层叠式繁复衣纹等。响堂山的胁侍菩萨是另一个亮点。菩萨的造型婀娜多姿，一脚点地，胯部微挺，姿势非常自由，奔放。披帛飘扬于体侧，项饰、璎珞复杂。整个造像表现出女性特有的柔美（图3）。其他地区的菩萨像则保持了传统，菩萨身体笔直，略呈筒状，披帛“U”形或“X”形垂于身前再上卷两肘垂体侧，从披帛下摆外侈可知它是对北魏样式的忠实继承（图4）。只有菩萨头侧的宝缯与发辫还有一丝新意。

背光的处理上也有一定的差距，主要是装饰的复杂程度不同，如龙的使用等，这也许表明了一种等级的差异。另外，响堂山石窟中的重环纹是一个较为特别的纹样，它流行于响堂山各个洞窟中，而在其他地区的石窟中却看不到它的影子。

响堂山石窟与其他石窟的相同点仅仅是造像组合均以三身像为主，有少量的五身像及其他形式的组合。装饰纹样的主题基本一致，如卷草纹、火焰纹、覆莲瓣等。

概言之，响堂山石窟与同时期东魏-北齐其他地区开凿的石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样式特征。

（2）北齐时期

在洞窟形制上，虽然响堂山石窟仍然有部分中心柱窟，但此时期已经出现了方形三壁三龛窟、方形佛坛窟，这些都是东魏时期其他地区石窟中的常见窟形。在所有的响堂山北齐洞窟中，中心柱窟与方形窟基本形成了并存的局面。而为了保持自己的特色，响堂山又出现了方形三壁三龛窟与东魏中心柱窟外立面相结合的产物——塔式方形三壁三龛窟。在洞窟组合上，响堂山也出现了双窟的组合？譹？訛。响堂山中比较重要的石窟外立面的仿木结构式前廊也出现在了天龙山石窟中？譺？訛。早就在其他石窟中流行的尖楣圆拱龛也进入了响堂山石窟。而帐形龛的变化在各处北齐石窟中也基本同步了。

在造像组合上，一铺三身、五身像占据了统治地位，当然各地都还有少量的其他形式，但从数量和占比上来看，已经不是主要的组合形式了。

在造像样式上，北齐石窟的一致性非常明显，从佛与菩萨的体态上来说，都是宽肩肥胛、胸部饱满、腹部略鼓的形象，整个身材趋于矮胖。从衣纹及璎珞上来看趋于简单、疏朗，袈裟质地轻薄、贴体（图5）。另一类菩萨则继承了北魏龙门、巩县以来的传统样式，披帛、璎珞“X”形腹前交叉后再上卷肘侧后垂于体侧（图6）。

在装饰纹样上，与东魏时期相比，背光、头光的纹样也趋于简化。

不同点：

响堂山石窟的塔式外立面是它的固有特色，其他地区从未出现。响堂山石窟坐佛的袒右式袈裟，右摆包覆右臂，有点类似偏衫的变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类型。此外，佛的袈裟式样出现了有趣的互动现象。比如，在响堂山东魏时期流行的通肩式袈裟，不见于响堂山北齐洞窟，却出现在其他地区的石窟中。而其他地区仅见于东魏的褒衣博带式袈裟又出现在了响堂山北齐石窟中。当然，在整个北齐时期，垂领式袈裟还是占据了主要地位。

（二）响堂山石窟样式的主要特征

通过以上与同时期的其他石窟的比较，我们可以将响堂山石窟样式的主要特征归纳为：A.外立面上，由覆钵式塔顶与仿木结构前廊相结合构成独具特色的塔形外立面，上半部分是印度式的，下半部分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式的。B.窟形以方形三壁三龛窟为主，也有后甬道低矮的中心柱窟。C.窟内雕像造型上，佛像较为粗壮，宽肩肥胛，胸部饱满，菩萨身体较低矮，多呈筒状，腹部微鼓;佛和菩萨的衣纹都趋于疏朗、简洁，璎珞有的较为复杂，披帛多沿体侧垂下。D.装饰纹样的母题以卷草纹、火焰纹、重环纹为主，整体表现较为简单。

三  响堂山石窟样式的形成

从响堂山石窟一期与其他地区石窟的差异明显，到响堂山石窟二期各地石窟特征趋同来看，这一特征的形成，大约是在响堂山石窟第二期时逐渐定型的。

响堂山石窟的塔形窟龛，尤以印度覆钵式塔顶与汉式仿木前廊塔身为特色。覆钵式塔顶与中心柱窟的佛塔意蕴，当是源自新疆、中亚[21]。但一明两暗仿木式前廊，三壁三龛窟形，却都是北魏中期以来龙门、巩县石窟传统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塔形窟龛的出现，当是外来样式与本土传统创造性结合的典范。较为完全意义上的帐形龛，大约形成于巩县石窟第1窟各龛、龙门唐字洞大统七年（541）沙门璨龛、天龙山石窟第2窟正壁大龛等处。其时代约在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响堂山各窟的帐形龛，完全是对它的模仿。响堂斗拱的变化，已不见北魏时期的特征，而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新样式。其汉式屋檐及斗拱结构是在云冈、龙门以降的传统样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则是显而易见的。

响堂山佛像较为粗壮，胸部饱满，身形粗短。菩萨身躯多呈筒状，腹部微鼓。衣纹、璎珞有简单复杂两型，以简单为主。而造像疏朗的衣纹，配合躯体的起伏，恰是丁明夷先生所论“由强调线的造型，到对物体自然形态的立体描摹的一大进步”[2]38。响堂山一期的造像中，也有少数薄衣贴体、腰肢扭动、体形健美的菩萨，典型的如北响堂山北洞中心柱正壁大龛的菩萨。但这种开风气之先的菩萨形态，犹如昙花一现，到中洞时即变得规矩起来，至南洞、南响堂山及周边其他同时期石窟中的菩萨，更是踪迹全无。考其原因，当是其超前的表现形态，过分强调肌体的审美意识，尚不符合北齐王朝逐渐“汉化”的脚步。从响堂山二期重新占据主流地位的佛像披褒衣博带式、垂领式袈裟，菩萨披帛呈“X”形于腹前交叉并穿臂等来看，也充分反映了北魏中期以来传统样式的回归。

至于响堂山石窟中窟门两侧的礼佛图、地面莲花图案、窟顶藻井等装饰纹样，更是龙门、巩县石窟习见的样式，自宾阳中洞至巩县第1窟都能找到它们的母型。

响堂山石窟的特征从东魏时期的独树一帜到北齐时期的泯然众人，这一现象说明北齐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统一的石窟造像样式。而这种样式既有东魏以来崇胡思想所导致的“西域新风”，又有洛阳等地汉魏以来代代相传的“传统旧俗”融合而成。或者这正是丁明夷先生所谓的“北齐样式”或者说“响堂样式”逐渐确立的过程？譹？訛。

余论：响堂山石窟样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此前的学者在研究响堂山石窟及其风格时，很少论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笔者以为，除了石窟本身的演变规律外，北齐的独特历史环境也很可能促成了响堂山石窟样式特征的形成。一般论及东魏北齐王朝，多依据文献强调其“胡化”的一面。从响堂山石窟第一期龛窟形制及部分造像样式来看，也确实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外来影响。但“胡化”政策是否终北齐一世而没有改变，我们从响堂山石窟第二期特征的转变或者说“响堂样式”的逐渐形成中，或可得出不同的答案。众所周知，高欢赖以起家的是六镇流民，他们起事的一大主因是对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不满。因此建政初期，高欢为巩固统治，自然要投其所好，在各方面表现出“胡化”倾向。但随着北齐高氏政权的巩固，从马上得天下转为下马治天下，彻底“胡化”政策显然行不通。高欢也曾处心积虑地调和胡汉矛盾，如著名的“奴客论”言论？譺？訛[22]。而且，历代高氏统治者均十分重视汉文化和汉族官僚在政权统治中的作用，这方面已有学者做过研究[23]。特别是“河清改制”？譻？訛，大大加快了北齐政权的“汉化”脚步，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学习中原先进文化的决心。自然，这种变化也反映在第二期的响堂山石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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