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殷周

摘 要：“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原本是孟子引孔子语而证明自己观点的话。虽然对于这句话究竟是否孔子所言历来有不同的声音，但学界的大部分研究中还是将其视为孔子的原话。本文仅从仁的思想内核、孔子礼乐观及其时社会风气三个角度，浅议我们为何应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视为“孔子的原话”。

关键词：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论语;仁

当笔者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外公就常对我念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八个字，还要来来回回地解释这是孟子引孔子之言，咒骂那些发明陪葬佣的人断子绝孙。

诚然这不是什么幼儿教育的好榜样，不过这些回忆还是让我一想到孔子，就想到了“始作俑者”这个话题。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八个字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原句是这样的：

曰：“庖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可以看到的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原本是孟子引孔子语而证明自己观点的话。虽然对于这句话究竟是否孔子所言历来有不同的声音，但学界的大部分研究中还是将其视为孔子的原话。

那么，学人究竟为什么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孔子的原话呢？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这八个字中的内涵是孔子承认并明确提出的呢？

对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含義，最常见的理解是：“发明陪葬佣的人，一定会断子绝孙吧（因为用长得像人的东西来陪葬）！”[1]大部分受众认为这是孔子反对使用人殉的宣言：在孔子所处的年代，不仅陪葬佣大行其道，人殉的做法恐怕也是广泛存在的。[2]孔子反对使用人形佣来陪葬，更遑论以奴隶行人殉。

一、从仁的思想内核来看——爱人

是否反对人殉，这首先关系到孔子的思想内核——仁者爱人。

在后世尤其现代，许多《论语》的读者认为“爱人”中的人，是不包括身为奴隶的“民”的。他们以“民”是奴隶，“人”是士以上的人物，因此“人”和“民”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对言的。[3]

笔者以为，虽然孔子没有说出“民为贵”这样如孟子般锋芒毕露的判断，但他对于“修己以安百姓”[4]、“博施于民而能济众”[5]的士人君子，是极为看重的。对这种贤士的看重，间接要求了“仁”者对为“民”者的体谅。因此，仁者爱的“人”不仅包括与自己身份平等的士人，更应推而及“民”。

此外，“民”在古典文献中与“人”的内涵大概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譬如“厥初生民，时维姜嫄”[6]中的“民”恐怕就不包含有贬低之意，孔子崇尚周礼，熟读古书，对于“民”的理解，恐怕就会比后世以论语文本为孤立分析的学者多一份温情的感受。人殉的奴隶，虽则为“民”，却也不一定就有为君就死的义务，仁者的体恤，如果包括对于“民”的爱护，尊重奴隶的生命也就不足为异了。

二、从孔子礼乐观的方法论来看——有损益

殉葬之礼古已有之，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诗经·秦风》中《黄鸟》一篇的记载都证明人殉是上古三代以来的遗留。孔子讲求“克己复礼”，何以独独反对人殉这一项制度呢？

诚然，孔子要复的“礼”是和三代的奴隶制社会密切相关的，但是他所复的“礼”是否等同于奴隶制度呢？通观论语，“礼”字出现七十五字，其中不见任何概括性的定义，甚至也很少有阐释性、抒发性（如他对于“恕”的阐释）的文字。

孔子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周人对于夏商两代的制度，既有因袭又有相当大的裨补缺漏，与最初的夏商二代的制度相比，恐怕已经不是一成不变的。故而尚《周礼》的孔子，认为自己是周人的孔子，大概也不会完全承袭夏商之制。此外，《周礼》一书中本身不包括有人殉制度的记载，夏商二代本身的人殉习俗，尚周礼的孔子也未必能够了解。

然而，即便孔子了解到这一习俗，根据他礼要有所“损益”的观点，恐怕也不会拥护此制度。孔子对“礼”的“损益”不算少，他主张“行夏之时”便是对周礼的改变。更有力的证据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8]、“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9]这两句话——即是说，孔子认为礼乐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其本质“仁”。如果礼乐的形式本身违反了“仁”，那么也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三、从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思无邪

在上古典籍和文献数量有限的今天，讨论孔子究竟是否反对人殉，除了到论语的字里行间推测、除了逐字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八个字的含义之外，离不开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把握，离不开对于孔子崇尚的政治、人生“氛围”的一种体会。

孔子倡导的氛围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一点是匹配的，我们不妨借用孔子阅诗三百之后的评论来概括，即“思无邪”。

当时的社会风气，某种程度上是残酷的，从另一种层面上看又是自由的。在奴隶制度大势倾颓之时，奴隶主因为奴隶多少有些用处之后，便舍不得将他们活活埋葬了。[10]这时奴隶主与奴隶、君主与士人之间的等级依附关系，就有些微妙了。我们可以将这种关系与西方封建庄园经济中领主与农奴、领主与骑士的人身依附关系做一定程度的类比，即血腥色彩相对弱化，拥护与庇护的关系日益牢固的一种状态。（后者被西方学界阐释为“中世纪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11]。）因而，才有了士人的崛起和萌动，有了“百家争鸣”的可能，有了诸侯养士的风气。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里，反对人殉的意见已经不容小觑。秦穆公殉“三良”，就遭到了秦国人的谴责。“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12]——秦国人还专门写了前文所提到的《黄鸟》来哀恸三良、讽刺秦穆公。《左传·宣公十五年》中所记载的魏犨小妾一事则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孔子的政治观也许是“保守”的，但绝不是落后的，克己复礼更不意味着他会和社会的所有潮流站在对立面。

孔子倡导的社会风气，是“风乎舞雩，咏而归”[13]的精神状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4]的相处准则，更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15]的生活规律。在这样自然而然、上下级关系温情又有秩序的风气里，在“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16]的治理下，在大范围内实行血腥的人殉，几乎超越了违和而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攻击其为残酷的奴隸制社会，恐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综上所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八个字虽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话，却极有可能代表了孔子反对使用人佣、反对人殉的观点。之所以说这八个字不一定是孔子的原话，一来是因为《论语》中极少见孔子咒骂什么人，二来是因为这句话所透露出的严谨、思辨、判断性似乎更符合孟子所处时代的风格。随着社会秩序的日益纷乱与时人思辨水准的上升，孟子时代的儒者较之于孔子时代，显得更加理论严密、更雄辩，更具有斗争的风度。“民为贵”等新观点的提出，天命观的再讨论和具体化，都是这一种风度的表征。

不过，以上观点大部分是基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含义为“发明陪葬佣的人，一定会断子绝孙吧（因为用长得像人的东西来陪葬）！”这一前提上的。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对这句话本身意义的不同看法。

“其无后乎”中的“后”，近古以来的文本中都写作“後”，但上古文本中究竟是写作“后”还是“後”，不同的学者似乎有不同的意见。“后”字在古汉语中也有君主之意。有些学者认为古文本中这里是“后”字。那么这句话的意义就会变成“发明陪葬佣的人难道是不尊重帝王么”，其后的“为其像人而用之”则可以视为对这句话的回应。以这种意义观之，孔子虽然没有反对佣葬，但却是支持以其取代人殉的。

即便是认为原文本是“後”字的学者，也有两方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孔子是谴责以人形殉葬（即本文选意），另一方则认为孔子是在谴责始作俑者欺君罔上（“用像人形却不是人形的东西来殉葬，一定会断子绝孙的”）[17]。然而这后一种解析却和孟子引此言的上下文是互相冲突的，难以使人信服。

因此，不管是“其无后乎”还是“其无後乎”，我们都可以从中推测出孔子作为仁者，对于人殉的反对。

2002年《咬文嚼字》上刊载的《始作俑者辩诬》为“始作俑者”进行了辩解，作者王顺以为，佣葬比起人殉，自然是一种进步。此文为许多的学者提供了新视角来看待孔子的观点。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后”与“後”之辩（即孔子是否拥护始作俑者）都并不影响孔子反对人殉，那么佣葬比之人殉是否进步，似乎也不构成反对孔子观点的依据。[18]

后记：

《论语》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或许并不是层级分明、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而正是一套由许多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样的微小细节构成的无可指摘的观念。正是这许多的历久弥新的思考、这些从未过时的主张造就了孔子之伟大。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承载着笔者对于论语的初始记忆。这篇文字，题目就是“感知”，也的确是笔者读论语时的一点直观感受，论据相当匮乏、体系也不够完备，充其量算作那么一点思绪，供自己以后再看到时认真地停驻那么一刻半刻——或者再研究下去，或者笑一笑也就放下了。如果这篇文字的感情色彩显得浓重，那是带着笔者作为孙儿对长辈的一点眷恋的。

参考文献：

[1] 参见王顺.《“始作俑者”辩诬》.《咬文嚼字》，2002（5）： 17.

[2] 参见涂白奎.《“始作俑”新解》.《史学月刊》，2000（2）： 25-31.

[3] 陈倩倩.《杨伯峻<论语译注>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4] 语出《论语·宪问》.

[5] 语出《论语·雍也》.

[6] 语出《诗·大雅·生民》.本文引诗经文本以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为准.

[7] 语出《论语·八佾》.

[8] 语出《论语·八佾》.

[9] 语出《论语·阳货》.

[10] 参见俞宪忠《中国古代殉葬制度变迁的可能诱因和发展启示》，《天津社会科学》2012（3）：79-83、91.

[11]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2] 语出《诗·秦风·黄鸟》.

[13] 语出《论语·先进》.

[14] 语出《论语·卫灵公》.

[15] 语出《论语·卫灵公》.

[16] 语出《论语·尧曰》.

[17] 参见涂白奎《“始作俑”新解》，《史学月刊》，2000（2）： 25-31.

[18] 王顺.《“始作俑者”辩诬》，《咬文嚼字》2002（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