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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与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之比较

2015-05-30李刚英

北方文学·中旬 2015年6期

李刚英

摘 要:唐代张彦远于大中元年(847)编撰的十卷本《历代名画记》[1],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它在集中六朝和唐代绘画评品、艺术思想的基础上,奠定了早期美术史的研究方法,直到清末,各种绘画史著作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均未超越此书,最先突破这种格局的是郑午昌在二、三十年代撰写的美术史著作,郑午昌有《中国画学全史》问世,他吸取了前人和外来文化后,各有所成。可以说,从张彦远到郑午昌是古代到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迈出的两大步,比较前后两步的得失,有助于当今美术史界开拓新的思路和探寻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向纵深掘进。

关键词:中国美术史;美术史研究;中国绘画史;方法比较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我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绘画通史。它是中国美术史上出现的最早一部上自上古传说时代,下迄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即张彦远所生活的年代)的兼有绘画理论发展史,又有绘画史学的双重性质的完整的绘画通史著作。是一部具有兼绘画史学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又将史与论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绘画通史。它所开创的完整的通史的體例,在古代绘画史论著作中,具有典范意义。

一、从写作方式与内容来看

自唐代至清末的古代画史,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绘画史,而是绘画评、画理画法、画家传记、作品著录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自成体格的画学史籍。这个传统的最优秀的代表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20世纪初叶,在西学的影响下,传统画史逐渐被近代艺术史写作方式的美术史(绘画史)所取代。在这一阶段,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是极其重要的艺术史学文献。前者是传统画史的集大成者,又是他的现代化形态;而后者则是在中国首次运用西方现代艺术史方法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尝试。

《历代名画记》成书于唐大中元年(847),作为中国第一部完备的传统画史,它的出现并非偶然。首先,唐代绘画创作极其的繁荣,出现了绘画分科,绘画从宫廷与贵族圈子逐渐向士大夫阶层与整个社会扩展,朝野上下收藏购玩书画之风日烈,为画史的写作提供了绘画实践基础;同时,南北朝以来绘画品评与作品著录活动的发展,为张彦远的画史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史传和理论基础。

二、从艺术史观来看

外儒内道是张彦远的史观特征,也是传统画史所具有的共同的史观特征。从张彦远有关绘画外部的功能论已经绘画内部的本体论,我们可以较明显的看出这一特征。

就绘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是以儒家礼教观念为主。张彦远竭力拔高绘画在国家意识形态与伦理教化中的作用,其实是为了引起统治者对他所钟爱并倾毕生精力的事业的重视,因为绘画的兴衰,与时事政治,与封建帝王的好恶与赞助是分不开的。从他的第一卷第二节关于绘画之兴废的论述来看,绘画的命运是随着封建王朝的更替与时势变迁而变化的,真可谓兴废不测,聚散无常。像张彦远这样的贵为高上,也只能空发感叹。他的绘画功能论,也只能是提高绘画社会地位的一纸宣言,所以他只能引述神话传说与古人言论,并没有与画史叙述有机结合起来。但对我们而言,在他的论证当中尤其可贵的是,他强调了视觉图像在文化记忆、传统延续等方面的功能。

三、从写作方法与编撰体例来看

我国早期画学著作,主要是品第类与著录类,而以品第类出现最早,也最为发达。在张彦远之前,画学史籍的编撰者,基本上都是以品评为中心,按照品第高下来排列著录画家,撰写画家传记,对画家艺术水平做出分析和评判。这种编史方法,不大关心画家作品年代的先后顺序。

张彦远有感于他之前的画学史籍“率浅薄漏略,不越数纸”。他的方法是“编次无差,铨量颇足”;“旁求错综,心目所鉴,言之无隐”;“何必六法俱全,但取一技可采”。这表现出张氏历史写作法的巨大进步,即:对所记叙的画家,不以品第高下来编排,而是按照时期来编次,这是保证了绘画史的条理性,方便读者的索引与查阅;对画人不求全责备,凡画有所长者便尽行录入,这就保证了画史的客观全面性;尽量搜求散佚名画,以亲眼所见来加以判断,不一味地根据前此画论人云亦云,这就保证了绘画史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他眼光比前人要开阔的多,几乎所有涉及到绘画的内容,他都有记述,所以金维诺先生说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堪称绘画的“百科全书”。

如果讲中国艺术放在世界艺术大环境下来考察,并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通观与理解中国上下几千年的艺术史发展,并注意以文化史的方法来研究美术史,眼界更为开阔,这在这一时期所出版的美术史书中十分明显的,其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史著作那就是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

传统画史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忽略了艺术与时代的关系,著录史料孤立零散,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写法上也没有系统性。科学的方法,对郑午昌来说,首先是明确中国没事在世界美术中的地位和关系,其次要把握中国美术史演变的大的脉络,按历代年代来编排,务必理清美术发展的总体趋势与流派发展情况,而在写作上要“取材务博,措词求简”。

四、结束语

我国数千年来,专制政府千仆后起,一代一姓,各自为治。其中,一种大的艺术时期的划分,应该说比之简单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又进了一步,引入了文化史的概念,分别与政教文化联系起来。这种分法本身就包含着对绘画史整体发展的一种解释。同时,还尤其注意到了外域艺术样式的传入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国绘画带来的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参见阮璞.历代名画记以史传之书而兼具品第、著录性质,画学丛证[M].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