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容 石磊

摘 要：文艺大众化问题，实质上就是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如何为的问题。文艺大众化理论从左翼文学开始构建，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形成科学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指导下，不同时期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文艺实践，他们深入生活，密切了解民众的生活状况，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了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在文艺大众化创作实践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首先，延安文艺是对文艺大众化理论践行的集大成;其次，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文艺大众化”实践丰富多彩。

关键词：文艺大众化;理论演进;文学实践

“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于中国现代文学视野的一个焦点语词，起源于20世纪左翼文学的一个口号，且与后期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密切联系。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当代商业性质浓厚的大众文化，“文艺大众化”是纵贯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历程并占据重要地位的文艺思潮。深入探讨它的理论演进及其文学实践，对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演进

文艺大众化问题，实质上就是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人、如何为的问题。文艺大众化理论在左翼文学、延安文艺以及抗战文学等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大众化内涵与侧重点均有不同，理论也由初步探索走向逐步成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差异性和共同性都比较显著，差异性主要体现为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阶段性，共同性则旨归于它们共同体现了新文学的一大特性——大众性。

文艺大众化的萌芽与发展实际上贯穿了整个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人们围绕着“大众化”这一主题展开了多次讨论，进而取得了理论上的重大建树和创作上的可观进步。本文希望通过对这段文学史的回顾，为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历史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早在20年代初期，在晚清的民族危机中文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艺界开始兴小说、倡白话，力图从精神层面进行国民改造以实现民族救亡，大众化成为了必然的走向。晚清梁启超等推动的“文变”成为文艺变革的先声，也为文艺走近普通民众打开了一扇大门。新文化运动尤其是随后的“五四”运动让更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思想变革的重要意义。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希冀通过文学的变革为社会变革开出一副良药，随即中国现代文学拉开帷幕，其启蒙民众的价值取向与对大众问题的关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大众化的道路选择。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30年代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危局，“反帝”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知识分子认识到仅仅依靠他们的力量无法与帝国主义相对抗，而所谓的主流政治却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知识分子在失望的同时将目光转移到了广大的劳动群众身上。由此，启蒙文学开始向救亡文学过渡。30年代文学的最显著特征便是大众化，当时以左联为首的进步文艺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自1930年3月1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左翼学者围绕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以及相应的文学大众化的实践，带领着文艺的大众化不断走向深入。“左联”之后，“大众化”成为了新文学的核心关键词，成为了新文学发展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内在线索。虽然文艺大众化在此期还没得到完全发育，文学实践层面还相当薄弱，但左翼关于大众化理论所作出的探索却不可忽视。在这一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参与领导、被当时革命形势所选择的、在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人民大众开始真正成为了作家普遍关心的对象与文学表现的主体。作为文艺大众化倡导的第一个十年，30年代的大众化运动为后来文艺大众化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为40年代的《讲话》提供了实践经验与理论来源，也是作家与工农群众思想感情融合一体的初步尝试。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 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范之作，是对“左联”以来大众化问题研讨的深化与提升，进一步夯实了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基础。至此，中国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才真正形成了其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讲话》对文艺大众化进行了充分的理论阐释，毛泽东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阐明了革命文艺发展的路线方针以及理论基础，系统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術标准，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立场及方式等问题，确定了当时全国文艺工作者应遵循的正确方向。

二、“文艺大众化”的文学实践

在“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指导下，不同时期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文艺实践，他们深入生活，密切了解民众的生活状况，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了大量的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仅从延安时期文艺和新时期文学实践中便可窥见一斑。

首先，延安文艺是对文艺大众化理论践行的集大成，这里既有对“左联”以来大众化理论的创造性继承，也有在新的语境下顺应历史的拓展。《讲话》发表后，在延安文艺工作者中引起极大的反响，文艺大众化成为一种共识，文艺工作者以自己的创作主动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此期的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使文艺作品发生显而易见的变革。一是思想内容发生了变化，民族化的文艺形式承载了旨在促进民族解放的新思想、新内容。二是文学服务的对象彻底转变，不再困顿于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才子佳人的姻缘天合或出于逗乐的插科打浑的樊篱，而是以民间形式为宣传的一种有效手段，顺应群众的审美习惯与趣味，旨于创作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如《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等。此期文艺工作和政治斗争已经紧紧捆绑在一起，甚至成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

其次，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文艺大众化”实践丰富多彩。“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大众文化悄然兴起，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越来越多的大众所认可，并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迅猛发展。当下社会，中国文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而 “大众文化”则逐渐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3]大众文化与文艺大众化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但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以肯定的是，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可以为当代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发展与繁荣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经验;而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繁荣，反过来为“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普及与推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社会条件。”[4]正因如此，才有了当下“文艺大众化”实践的丰富多彩。

（一）新写实小说

新写实小说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创作方法虽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別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方法。新写实小说抓住了当今中国人普遍的社会情绪和人民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由明显的忧国忧民的传统母题转向了对中国现阶段人们的普遍生存状态和民族心理特征的关注。新写实小说植根于平民立场，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融入芸芸众生的生活感受和体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大众本位价值取向和民间意识。以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严守平民本位和“底层写作”，以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书写普通人的生命体验、生存状态和命运，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与愿望。作家们将目光凝聚在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身上，反映农民的苦难与挣扎，市民的烦恼与焦虑，以貌似无情却有情的“零度写作” 、通俗化的语言叙事还原生存本相的民间叙事。王安忆、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等作家用写实的手法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生活原貌，“零度写作”的态度使作家在作品中真实的再现了大众生活的常态，真正的做到了忠于现实，忠于生活。新写实小说作家总能敏锐地发现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与忧虑，并真实地表现普通市民在平凡琐碎的庸常生活中所经历的精神上的忧虑、挣扎，而这种挣扎多来自于身边的日常琐事，如恋爱、家庭、工作。池莉的《烦恼人生》讲述了武汉市普通工人印家厚一天的生活与工作经历，每天的忙碌生活后又是一个毫无改变的第二天。印家厚平凡的日常经历中所体现的生存困境也是大众的，家庭矛盾中窘迫的居住环境、孩子的教育问题、拥挤的交通、不如意的工作等等，这种生活状态是中国普通市民一生的缩影。

新写实小说作家从平民的立场出发，关注并描写普通农民、市民的生存状态，揭示了农村与城市普通大众的生存坏境、生存困境与身处困境中的心路历程。新写实小说是“文艺大众化”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一次令人瞩目、影响广泛的尝试。

（二）反腐小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官场腐败问题层出不穷，腐败现象也日益猖獗，反腐小说在大众的呼唤下应运而生。这类小说以批判官场腐败现象和邪恶势力为主要内容，揭露了官场腐败的源头及恶果，塑造了一批腐败官僚群像与反腐英雄群像，歌颂反腐干部和反腐群众与腐败势力展开的英勇斗争。反腐小说兴盛的原因在于，迎合了人民大众的心理诉求与实际需要。此外，反腐小说多以一个或多个反腐败案件为基础推动情节发展，贯之以激烈的人物冲突 ，情节牵人心魂，场面惊心动魄，叙事引人入胜，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趣味。反腐小说与时政高度一致，既符合政治需要又满足了大众的心理和审美诉求，加之与影视作品的互动，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大众，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文学。

官场反腐小说以抨击官场腐败为主要内容，注重对官场生活及腐败现象的细致刻画，在揭露官场腐败的现实中反思、探析现代官场体制及反腐斗争，力图为人民群众还原被贪官污吏所掩盖矫饰的罪恶真相，最终目的是打击官场腐败，为人民表情达意、喊出人民群众的心声。代表作家作品主要有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大雪无痕》、周梅森的《至高利益》、张宏森的《大法官》等。《大雪无痕》中的周密如若勤恳为民，原本前途不可限量，但他为了职位向副省长行贿，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三）网络小说

网络小说是网络时代的产物，是当代的流行文学，同时又是生命力旺盛的大众化文学。它的出现及其迅猛发展不仅带来文学创作群体的扩展，而且带来文学题材与内容的极大丰富，更是将文学的大众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网络文学作家大多来自民间，故事的平民化语言和情节也更符合大众欣赏趣味，因此吸引了大批读者群体。网络小说的题材极为丰富，涵盖了言情、玄幻、武侠、历史、军事、灵异、科幻等多种类型。势不可挡的网络文学在这几年间也缔造了宁财神、今何在、安妮宝贝、韩寒、郭敬明、唐七公子、明晓溪等网络知名作家。宁财神的《武林外传》彻底颠覆了传统武侠剧模式，每一集讲述的都是生活中的平凡琐事，在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故事中，却体现了人的自省与成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爱情与友情，有嬉笑也有辛酸，有玩乐也有沉重。在《武林外传》中，江湖不是遍布腥风血雨、刀光剑影的场所，只是普通人生活的平凡世界;侠客们也不再是执着于国仇家恨不念儿女情长的光辉形象，他们都是需要一日三餐、养家糊口的小人物，也有棘手的感情问题亟待解决，甚至会遇到一些令人尴尬的麻烦事。从他的作品中，读者能够找出似曾相似的活动场景，可以感受到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经历的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因此受到普通民众的喜爱。

网络是一个具有平等性、虚拟性、包容性和相对自由性的大众文化空间，其存在给予了平民大众最为宽泛的话语空间，开启了大众性的话语权，平民百姓也拥有了可以随心创作的便捷平台，可以传达出真正的民间和大众的声音。网络文学也带来了便捷的阅读途径与多样性的阅读选择，同时便于读者与作者建立迅捷的互动沟通。网络文学的这些优势极大地调动了读者阅读与购买的积极性，满足了大众对于阅读日益广泛的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良好的市场效益。总而言之，网络文学让文学贴近大众，让大众了解文学，让文学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丰富了大众精神世界。随着网络文学的日渐成熟，精益求精的网络文学作品将给文学大众化带来全新的生命活力。

延安时期与当下作为两个不同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实践，尽管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但是中心主旨却是异途同归，即文学要源于大众生活，表现大众生活，要极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提升民众的文化修养和欣赏水平。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处理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衡量文学的价值，以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来对文学的大众化作出评价，如何判断其大众化的深层的运作机理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关键性问题。文学大众化是通过让文学贴近大众生活从而走近大众的精神世界，最终的目的是引导并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与审美理想，同时这一要旨正是中国文艺与中国文学必须始终坚守的根本立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11.518.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A].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53.

[3][4]张从容、李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70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J].大连大学学报，2015（1）.

[5]李新宇.迷失的代价一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再思考（上、下）.文艺争鸣，2000，1-2.

作者简介：张从容（1962–），女，大连大学文学院;石磊（1987–），女，大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