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安航

摘 要：后现代主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潮流，与现代主义存在明显的差异。既不能绝对的说是对现代主义的延续也不能看做是对现代主义的全面悖反，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联系，然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界线远胜过于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界线。后现代主义体现出如下特点：反传统、反中心主义;在创作立场上反对精英文化走向平民文化;在艺术写作手法上采用不连贯性、易混淆事实与虚构;追求反讽、黑色幽默的艺术风格。其实“后现代主义”仅仅只是作为理解一个时代文化的符号标记。本文主要探讨后现代视野下的中国先锋派。

关键词：后现代;中国先锋派

中国式的后现代兴于20世纪80、90年代，那时的各个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都爱加上“后”的后缀，以为这样就是进入到了后现代话语之中。然而，中国式的后现代不同于西方的后现代，西方的后现代是一种对西方启蒙理性的反思意识，而后现代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在社会生活中自身地位迷茫的需要。一些知识分子表达出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感叹和渴望寻求个人的终极关怀，以及再次期盼当时讨论得风生水起的“文学的主体性”问题。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着力于寻求人文学术的复兴，建立起现代知识分子的新道统。中国式“后现代思潮”的崛起是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体系对东方进行的解构与历史批判。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的一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说到：“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级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并且他还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在这里詹明信所说的“民族寓言”其具体形式是什么呢，似乎没有告知，我以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的扩张是其暗含的具体形式。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入侵，使得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他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学形式内容只能是受到外来文化、经济、政治的牵绊而做出的反应。而对于中国来说，需要重新构造自己新的形象，重视文化的自觉性与主权的独立，才能在面临全球化的局面下保有自身的民族文化。

在后现代话语权下，中国的先锋派小说可谓是独树一帜，是80年代中期一些青年作家创作的新潮小说，主要的代表作家有马原、孙甘露、残雪、格非、余华、苏童等。先锋派文学的特点主要是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一系列的基本命题，相对于传统小说的文体模式是一次新的革新，也是一种文体的解构。先锋派小说叙述方式的变革是当代文学期待已久的变革，它不再关心“终极价值”的问题，如马原的“叙述圈套”，他用“元叙事”的手法，追求一种虚实结合的效果，在他看来传统小说的故事情节与意识流程都没那么重要，如何叙述故事的方式才应当被重视。他的《虚构》使得小说回到了小说的本身：虚构。吴亮在《马原的叙述圈套》中说：“写小说的马原似乎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讲故事方式。他实在是一个玩弄圈套的老手，一个小说中偏执的方法论者。”中国先锋派小说的叙述还原消解了文本的深度意义，呈现出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感。

先锋派小说家学习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除了叙述方式的革新，在语言运用方面也大胆创新，寻求新的语言表达，也丰富了语言的多样性。先锋小说在叙述上多采用“元叙事”的手法，自觉暴露出小说的虚构性并且经常会有叙述者在文本创作的过程中会对创作行为进行评论。在语言上力求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即间离效果，以形成鮮明的个性。如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描述到：“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妾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脸色渐渐地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这里作者将视觉、听觉一起并用，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似乎也看到了那神奇的气体，听到那美妙的声音。如果只单单的写视觉或听觉，那就无趣味、无新奇，正是把这种平常普通不引人注意的事物以重新找到新的视角、新的层面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陌生化”是化熟悉为新奇的利器。

先锋派小说在人的生存状态上也进行了努力的探索，题材多样，但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本主义的描写，抓住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欲望、情感享受、物质等各种矛盾，又追求平等、个性、自由的人生，精神创伤的背后启发人们思考生存状态的问题。如余华的《活着》应该是一部典型的探索生存状态的作品。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农民福贵的苦难人生的故事。讲述了我们应当如何去承受人生中的苦难，告诉我们真正的绝望是不存在的，人本来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总之，面对痛苦，坚强承受，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生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