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效文是30多年来中国重要的儿童文学编辑家、作家之一。改革开放初期，朱效文依托对科学伦理、社会规则以及人性的洞察、揶揄，形成了自己观照情感世界与叙事的特色，构筑了一个在艺术上精微而到位的童话世界。在之后的创作、编辑生涯中，朱效文通过自己的创作，用情感和美的力量去消除叙事上的“程式”，推进童话叙事的变革，并取得了商业化出版环境下的艺术实绩。

[作者简介]齐童巍，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朱效文是30多年来中国重要的儿童文学编辑家、作家之一，他在“《少年文艺》九年，《巨人》九年，《儿童文学选刊》九年”，被誉为“三个九年，串联起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三十年的荣光与梦想”[1]。朱效文2010年在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自选集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似乎觉得，散文的纪实特性使作者不便于直接表达儿童的情感，而过多成人情感的抒发难免会使作品拉大与儿童读者的距离。好多年后我才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儿童文学从根本上说，是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之间的精神对话。”[2]精神对话的定位化解了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之间的“鸿沟”，这可以看成是一个从事了近30年儿童文学写作与编辑工作的作家，对儿童文学的至深“体悟”。朱效文创作、评论中的“精神对话”就是在其个人生命历程和历史的脚步中渐次展开的。

一

早年间孩子般的乡间幻想和乡村生活经历，萦绕于朱效文的创作思想中，这似乎是他与时间上已经遥远，但记忆里仍然清晰的乡村生活之间的无尽对话。“孩子没读完初中，就去远方偏僻的农村当了一个农民。他干起农活来很拼命。耕作之余，孩子喜欢一个人睡在渺无人烟的地头，望着满天变幻无穷的绚丽云霞，想象着它们是仙女的霓裳，是天神的战马，是凤凰的羽翼，是游龙的鳞光。夜晚，孩子常常躺在谷场的草堆上，尽情地欣赏着在城市里从未见过的璀璨银河，想象着它的流动，幻想着蕴藏在其中的神话般的天宫。”[3]这是朱效文2005年的作品，离“孩子”的地头遐想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我们却可以发现他回忆笔触里的神往与幸福。也许只有在有文化的异乡人眼里，或者在像《风景》里的雏燕、《船情多变》里的阿彤一样有“知识”的农民眼里，乡村才不只是贫瘠、愚钝，还有如此的“风景”。就像朱效文在《乡情》里诉说的，“绵绵的乡情/是从瓦屋脊头的烟囱里/萦萦袅袅升起来的/升起团团迷雾般的精灵故事/升起几对爱扮精灵打仗的/淘气娃/静静寒窗下/伴我苦读的/是甜甜的乡情/辗转反侧中/伴我入梦的是悠悠的乡情”。

也正是“知识”加上下乡也无法扼杀想象的“兴趣”，成了朱效文进入儿童文学创作所依托的“资源”。《与敏豪生比吹牛》（《童话报》1985年第3期）算得上是朱效文最早的代表作了。朱效文借用《吹牛大王历险记》的角色和叙述风格，衍生出一个充满 “现代化”气息的“互文性”文本。从朱效文对《吹牛大王历险记》的赞扬中，我们可以明白文本的渊源。“这本小书里的几乎每一个故事片段，都充满着不可思议的智慧，它是智慧的集大成者。”[4]《吹牛大王新传》（1990年）、《培克博士的奇迹》（1991年）等朱效文早期童话集中的作品，就大有“打破了孩子们心中习以为常的禁锢，粉碎了孩子们头脑中被教科书和成人训诫反复设置的条条框框，甚至打破了自然科学的某些所谓‘真理，使被长久抑制的想象力突然获得解放”[4]的架势。

这些以唐刚刚、敏豪生、大猩猩培克博士为主角的短篇在情节上相互“连缀”，叙事逻辑严密而又奔放，在不长的篇幅里腾挪出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些童话对“非生活本身形式”[5]的巧妙运用，所依托的是朱效文对科学伦理、社会规则以及人性的洞察、揶揄，同时，这些略带讽刺的只言片语也是荒诞童话、狂想文字的底色。20世纪80年代末，朱效文在评论当时儿童散文创作时，痛心疾首地说，“小说和诗歌艺术的自由发展已把散文抛在后面。当散文忽然发现，自己竟成了最不自由的文体时，它就不会为失去读者而感到疑惑了……艺术上的程式化、感情上的规范化和议论上的标准化，是和讲求个性的散文完全对立的。”[6]像小说一样叙事的童话，在艺术形式上与小说有相同之处。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这一时期的朱效文童话对“艺术上的程式化、感情上的规范化和议论上的标准化”的有意突破了。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一时代作家的共识，但朱效文却是童话叙事营构的佼佼者。他童话创作的数量虽然不是特别多，却形成了自己观照情感世界与叙事的特色，构筑了一个艺术上精微而到位的童话世界。

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朱效文进入儿童文学编辑岗位并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正是新的创作冲动在儿童文学作家们心中和笔下开始涌动、勃发的时期。朱效文赞赏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是“在美学追求上的自由变化”，是“审美上的自由感”，是“表现深邃的人生哲理”“丰富的美学追求”，“让孩子们在惊奇和欢笑中，悄悄地感受美，悄悄地认识世界和人生，悄悄地为即将耸立的人格大厦奠基”[7]。在自己的创作中，朱效文也正是用情感的、美的力量去消除叙事上的“程式”，推进童话叙事的变革。

朱效文说，“曾经有评论家把我的小说归入‘问题小说之列。但在我看来，虽然我的小说中，有些题材和主题与现实比较贴近，反映了当下现实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但小说并不是用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我只是想通过我的小说，如实地描绘现实中某些不太合理，不太有人性，甚至有些荒谬、有些无奈的现象，为孩子们点燃潜藏在他们心灵深处的光明火种。这不是在提出问题，而是在揭示某种被表象掩盖的‘秘密;这不是在标示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而是在鼓舞孩子们拥有走出困境的勇气，唤醒他们沉睡的激情”。[8]无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无论是现实生活题材的《青春的螺旋》（《巨人》1996年第4期），还是写远古祖先们的《洪荒少年》（《巨人》1996年第2期），我们都可以或隐或显地看到朱效文这种“点燃潜藏在他们心灵深处光明的火种”“唤醒他们沉睡的激情”的努力。

这时的精神对话已经从朱效文早期短篇童话里略带嘲讽的冷静洞察，逐渐走向了更为宽厚的温情。因此，也带来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长者的温情是儿童文学需要的，它可以化解儿童角色、儿童读者心中的阴云，鼓励他们走向更为积极、明媚的境地。例如，《月牙岛之夜》（《少年文艺》1985年第11期）、《破坏的欲望》（《儿童文学》2003年第12期）两篇相隔18年之久的小说里，留着一大把花白胡子的老人和秋老师，分别成了鼓励阿宁、文娴走出精神困境的“具体”成人。而在《险滩》（《东方少年》1987年第3期）、《走出墓地》（《东方少年》1987年第12期）、《祭日》（《儿童文学》1987年第11期）、《傍晚的天池山》（《少年文艺》1986年第6期）这几篇相对集中发表的小说里，虽然没有具象的成人角色，可是我们发现其中主角精神对话的对象，既是主角自己，也是文本的叙述者。正是在这种有叙述者参与完成的“自省”中，主角们走出了人生的困境。在朱效文的校园抒情诗里，诗的意象贯通了成人和少年的心灵，“不用模仿别人的一切/不用把自己按群体的模样复制/只有每棵小草都独秀无比/世界的草地才会锦绣万里”（《独特的你》）。男孩和女孩也在他的笔下，变得容易理解和沟通，“于是当你的心被尘雾笼罩/你总爱望一眼这双眼睛/让她宁静的光芒/涤荡你心灵的污泥……你说这不是早恋/因为她的纯净的光/催动着你飞翔的羽翼/你永远不会在幻觉中沉溺”（《不是早恋》）。因为诗意，朱效文的想象更加飞扬起来，在语态不一的诗作中，他的身心在时空之中穿梭，从“紫葡萄的藤蔓”、“爱哭的老师”的课堂、“校园寂寞的墙根”，走到“湖畔日落”里的“淡紫色的水杉林中”。这是朱效文与笔下少年携手的心灵遨游。

另一方面，当笔者将朱效文的作品归拢起来考量的时候发现，他在处理故事走向时，尤其在中长篇小说的后半部分，这种温情的对话有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比如梁燕在《给翅膀一个方向——点评〈你知道我是林妖吗〉》里对朱效文作品的评介，“即使面对心生报复，即使差点为虎作伥，田园依然在挣扎，她心底的那种善让她在迷雾中看到光，看到方向。帮助别人，与人为善，这样的念头支撑着田园的信念，于是，飞翔有了向上的动力”[9]。当朱效文处理这种善的信念的时候，有时会些微打扰叙事本身的节奏，会让不同的中、长篇小说的结尾走向同质化的温情。当然，朱效文也在有意识地控制这种情况的出现。低幼童话里，作家与儿童的精神对话，融汇在了朱效文的讲述口吻中和短小的篇幅里。因为“善”力量的引导，小动物身上一个个困境都得到了解除，换回的是各自的收获与成长。由于低幼童话所面对的读者对象，这种对话显得更恰如其分。例如《袋鼠妈妈不见了》里，袋鼠妈妈的快速回归，可以弥补小袋鼠的失落，也能照顾到幼儿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网络趣事》里，朱效文更是调侃了家长们所谓的“关心”和“紧张”。

三

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朱效文处于与市场“亲密接触”的第一线，他明白与儿童读者“对话”的重要性。如他的“走出迷雾”（原名“走出地狱”）是2002年在《中文自修》杂志第1期开设的一个让读者参与的小说接龙栏目。栏目总共持续了12期，在最后一期，作家对小读者的创作接龙做了点评，同时也刊登了作家原作的梗概。在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尚未普及或出现的2002年，设计这个不断刊登接龙的互动栏目，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因为期刊的出版周期更长、发稿期更早。《走出迷雾》小说本身也和《晓凯的森林》一样，显示了朱效文在儿童生活中编织侦探故事的能力。

对市场的适应，似乎并不妨碍朱效文对“艺术性”的坚守。在出版社转企改制，市场化改革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相信、崇拜畅销神话的今天，朱效文依然觉得“过分地把孩子的审美能力神圣化，把‘儿童本位极端化，其实是否定了孩子在精神上的成长需要，封杀了孩子本应拥有的巨大精神成长空间，助长了孩子在精神上自我膨胀的泡沫，使孩子的审美心理幼稚化……儿童文学批评应当有超脱于市场因素的独立立场和独立评判标准，这种评判标准中不光有艺术的标准、人文的标准，也应当包括‘儿童性的标准……儿童文学的艺术标准既是独立的，又是与‘儿童性的标准相融合，相交错的，它们共同构成判别儿童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尺”[10]。在《怀念——在没有〈巨人〉的日子里》中，我们看到了他面对《巨人》停刊所流露的复杂且无奈的情绪。同时，在忙于编务的过程中，朱效文也积极地鼓励、帮助青少年读者和写作者成长、成熟。比如在作家殷健灵眼中，“之于处于青葱岁月的我，效文先生早已经超出了一个文学编辑的意义，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文学和人生导师、平等交流的大朋友。他让懵懂的我日渐明白文学的真谛，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好的文学，什么样的路才真正适合我”[11]。从中可以看到朱效文充分运用编辑岗位，凭借自己对文学的热忱，为文学人才培养所付出的心血。

在《我想有个哥哥》（《巨人》2000年第6期）等作品里，也可以看到朱效文对“艺术性”的坚守。时尚充满少年风致、人物个性的语言里，朱效文巧妙运用悬念，在紧张的考试氛围中，在紧张的情节节奏中，在乐观的情绪基调中，将少年心里的沟坎层层地袒露在读者面前。如果说，《我想有个哥哥》是借助巧妙的书信让心灵“放飞”的话，那么《“白琼号”梦舟》里，朱效文则是借助多种叙述视角的切换，制造出让心灵飞翔的广阔天地。多变的艺术手法呼应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秉持的理念，即“审美上的自由感”“表现深邃的人生哲理”“丰富的美学追求” [7]。这种理念追求化作了商业化出版环境下的艺术实绩。

作为近3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现实实践的亲历者，朱效文回顾亲身经历的几次争鸣时认为，“现在回顾当年发生的那一次次不同观点的交锋，和引起交锋的那一篇篇作品，我们没有必要以现在的‘成熟去嘲笑当时某些观点的‘幼稚，也没有必要去过多地挑剔当时某些作品还存在的艺术瑕疵，而更应该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进程中，去分析考量这些争鸣与探索在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检视它们给以后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所带来的无数精神财富”[12]。这正是我们阅读朱效文作品、阅读中国儿童文学实践时，应保持的历史理解姿态，也是我们怀着恭敬的心态，与儿童文学历史对话的开始。

[1]陆梅. 上海儿童文学界举行金秋笔会 朱效文创作三十年研讨会举行[N]. 文学报，2012-11-08.

[2]朱效文. 冰雪竟然如此美丽[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

[3]朱效文. 伸展想象的翅膀[J]. 语文世界（小学版），2005（6）.

[4]朱效文. 童话的智慧[N]. 文艺报，2009-09-26.

[5]吴其南. 童话的诗学[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6]朱效文. 散文贵在有个性[J]. 儿童文学选刊，1989（5）.

[7] 朱效文. “小巴掌”——诗的境界[J]. 儿童文学选刊，1988（6）.

[8]朱效文. 在没人看见的时候[M].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

[9]梁燕. 给翅膀一个方向——点评《你知道我是林妖吗》[J].  新读写，2009（6）.

[10]朱效文. 什么是儿童文学的评价尺度？[N]. 文学报，2005-12-01.

[11]殷健灵. 恩师朱效文[N]. 文学报，2012-11-29.

[12]朱效文. 儿童文学在新时期的几次争鸣[N]. 文学报，2008-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