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是世界经济中心发生转移的一个世纪。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至今仍为国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们都倾向于认为，康乾盛世实乃古代中国盛极而衰的节点，中国因而错过了向近代和资本主义转型的最宝贵机遇。在这个世纪里，统治中国长达64年（1736～1795年），退位后仍以太上皇身份专权的乾隆皇帝弘历也因此成为受到批评最多的历史人物之一。

很少有人会将乾隆与16～19世纪欧洲一些大国的帝王进行对比，比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伊丽莎白一世，甚至是拿破仑。但在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及历史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看来，乾隆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公正的低估。在他眼中，弘历各方面都并不亚于同时期的欧洲君王，甚至更为杰出。

乾隆为何热衷个人崇拜

乾隆时期，中国的西部、北部版图获得扩大，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辽阔版图。欧立德在其《乾隆帝》中盛赞皇帝保护和扩张清帝国领土的“十全武功”，指出乾隆平疆并非穷兵黩武，这些军事行动震慑了正在极力向西伯利亚和中亚扩张的沙皇俄国，奠定了两国近一个世纪的和平。

但欧立德也指出，由于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平定西域（新疆）的功绩被界定为他这个伟大君王的，而不是清帝国这个国家的功绩，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也没有意识到平疆的历史意义。因此，在皇帝和满汉大臣、知识分子的共同疏忽下，清帝国的边疆治理仍主要沿用唐宋以来的松散体制，与汉族人口占多数的中原本部形成两套截然不同的安排。

由此固然可以凸显乾隆“天下共主”的尊崇地位，却使得边疆地区人民的国家认同感相当微薄。这项失误带来的后果异常可怕，20世纪初清帝退位后，革命党人曾经打出“驱逐鞑虏”的旗号，传播扩散的速度甚于“五族共和”，边疆地区居民的国家认同降到了冰点，加之沙俄的蛊惑，引发了一连串边疆分离和叛乱运动。

欧立德指出，乾隆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天，这就要求他必须将自己扮演成儒家圣人、士绅士人、艺术鉴赏家、精明政客，还要承继中国古代史上若干英明君王的传统;基于清帝国的特殊性，“他又将自己塑造为满洲勇士的典范，精于骑射……一个掌握部分佛教教义智慧的虔诚者”。

此外，欧立德还认为乾隆的文化成就远远胜于其失误。他历数了作为艺术家赞助者、收藏家、书法家、诗人的乾隆皇帝对文化艺术以及相关工艺的终生挚爱。有趣的是，欧立德还提到了乾隆对欧洲画师、绘画技法及西洋钟表的喜爱，反驳了近代以来对乾隆闭塞守旧的指责。

为什么乾隆注定不能成为改革者

欧立德还探讨了乾隆时期的中国错过历史转型机遇的原因。他认为，清帝国与历史上以往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有相似之处，更具有两大不同：

首先是清帝国作为中国中原正统王朝的继承者，必须在体制与结构上承接汉唐以来的传统，皇帝事实上不可能随意开展大范围的创新，乾隆注定不能成为另一个彼得大帝。

其次是这个帝国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必须时时刻刻注意人数和知识权力占优的汉人的反扑，也就是说，无论是乾隆，还是之前的康熙和雍正，都必须力促满汉融合，围绕这个政治正确主题行事。

错过转型的另一项主因是清帝国的统治集团沿用的特殊体制，使其越来越难涌现出可堪大用的文武人才。清朝一统中国前，皇太极就曾发出警告，要求皇室吸取金朝教训，避免满族健儿被汉人腐朽的官僚文化和脂粉气所腐蚀。为此，满族子弟被限制从事军政之外的职业，由国家供养，还实行统一居住。这本是为了确保满族子弟特别是皇室子弟具备尚武精神，但事实上却加速了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腐化和衰败。

乾隆登基后，曾进行了50余次围猎，还曾多次下旨要求满人官员讲满语，这些努力收效甚微。满族集团人才稀疏（傅恒、福康安父子是乾隆年间极其少有的宗室英才，属于孤例），汉族知识分子又深受传统之困，这就使得已经拥有“睁眼看世界”条件的乾隆无法做到以一己之力推动国家的转型。再者，乾隆本人也是在清代皇族“圈养”体系中长大的，所参与过的竞争仅仅是几个亲王、贝子之间的夺嫡争储竞争，没有压力也没有必要去睁开看世界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