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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带一路”战略视域下的新对外话语体系

2015-05-30袁赛男

对外传播 2015年6期
关键词:话语一带一带一路

袁赛男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该战略在赢得不少国外媒体高度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了不少误解和质疑。那么,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对外传播中,消除国际误解,寻求国际共识?本文在全面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面临的国际舆论形势和话语困境的基础上,对影响对外传播的制约因素及提升对外宣传实效性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思考,以期为构建与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对外话语体系提供参考。

一、“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契机

通俗地说,国际话语权是一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权利。它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权威和合理地“说”,二是这些“话”要有人听并且相信。而要使这两个要素都存在,就需要有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时间和空间。此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就给我国提供了这样一个争取和扩大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契机。

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有利于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而且也为我国开展对外传播提供了难得机遇。从国外媒体的报道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已成为全球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据统计,“2013年9月至2015年2月期间,海外媒体有关‘一带一路的英文报道共2500余篇,中文报道共1000余篇”。①而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演讲后,“一带一路”战略更是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共鸣。论坛后的第二天,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称习近平主席“规划了中国与亚洲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将打造亚洲经济、安全新秩序”②。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再次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媒体的焦点,利用好这个难得机遇,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外阐述自己的价值观,逐渐影响其它国家民众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思维框架、价值取向和思想观点,从而真正赢得国外民众的最大认同。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吸引了诸多国家的积极参与,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全方位地了解真实的中国,而且也为破解对中国形象的偏见提供了重要平台。

如何让世界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如何避免国外媒体扭曲中国国家形象?“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促进传播效果最重要的途径莫过于通过共同的体验产生具有广泛认同性的‘通感”。③换言之,就是要通过共同交往、共同体验,让国外公众自身感受中国的发展将惠及全世界的新理念。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就提供了一个中国与世界“通感”的机会和平台。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仍然坚挺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希望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这些国家一旦参与共同打造这个“利益共同体”,必然会在与中国的合作、共处中感受到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以及中国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因此,做好“一带一路”战略的对外传播,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實施、对中国形象偏见的破除、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自主权和发言权的提升,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遭遇的对外话语困境

尽管沿线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表现出了积极参与的愿望,但随着具体项目上的持续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也招致了国外媒体和学界的质疑,代表性质疑声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把“一带一路”曲解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有外媒将其冠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热炒中国“野心”。事实上,“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从实施背景来看,“马歇尔计划”出现在冷战时代,从一开始就带着意识形态的浓厚色彩和分庭抗礼的对立气氛,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则正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从实施目的来看,美国“马歇尔计划”是为了获得世界霸主地位,而“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在于加速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从参与方来看,马歇尔计划以美国为主导,受援国为附属地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外,而“一带一路”战略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欢迎任何国家加入。显然,将“一带一路”曲解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只会让国际公众误认为中国试图趁机向全球扩张,控制那些亟待完善基建又缺乏资金的贫穷国家。这不仅有违客观实际,也将危害该战略的实施。

把“一带一路”歪曲为“能源掠夺”。2013年12月,“中吉乌铁路”被取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国担心通过建设这条铁路,中国获取吉尔吉斯斯坦国的资源更加便利。最近,以色列海尔兹利亚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中国通过在西亚投资基础设施,为获取中东石油并运回国内铺路。④不可否认,“一带一路”沿途确实涉及多个重要能源资源国。但是,能源产业虽是亚欧大陆能源资源国的支柱产业,但这些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国家,资金、技术匮乏,海上运输困难重重。而中国通过建设“现代能源丝绸之路”,不仅可为这些资源国能源产业的现代化改造及产业链的延长提供重要支持,而且还能为内陆能源资源国进军亚太市场提供重要帮助。因此,从战略实施的本意看,“一带一路”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西方国家鼓吹的“能源掠夺”。

把“一带一路”误读为“遏制美国”。从“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初提出,关于“遏制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等中国“威胁论”就不绝于耳。例如,2014年1月18日,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指出“一带一路”真正的意图是要削弱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经过阿富汗的贸易和能源通道,以抗衡美国的亚洲轴心战略。⑤2015年1月30日,日本《外交学者》发表的《中国的另类外交》,也认为北京借用“丝路”命名,减少地缘政治的敏感性,从而更有效地抗衡美国。⑥其实,这些言论最简单的背景就是中国从一个小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国经济。虽然美国口头上表示乐见中国经济崛起,但是竞争甚至围堵的声音却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见到沿线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感恐慌。这种“遏制美国”的言论如果任其蔓延,势必会进一步加大这些大国对他们眼中的“中国假想敌”的恐慌,从而围堵“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三、“一带一路”战略对外话语困境原因探究

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下了很多工夫,但却未取得应有的传播效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首先,作为国家之间权力博弈的手段,国际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利益的倾向。这些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势头使西方一些国家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打破旧有的国家经济政治格局,会威胁到他们的霸权地位。“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更是让美国视为“威胁”,日本视为“不稳定因素”,俄罗斯对此感到“不安”,印度在防备中国,有的发展中国家也在担心中国“掠夺其资源”。鉴于此,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世界各国都在评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背后的真实目的。在此情况下,中国的一举一动,倍受世人关注。一旦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比较强硬或彰显实力,他们就会推出“中国霸权主义论”“中国强硬论”等,意在恶化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舆论环境。

其次,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性也是导致我国对外话语困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比较零散、粗糙,但是当国外公众以自己的传统文化、自身的价值观为中心去对“一带一路”作出判断时,难免出现形象误读。有学者曾经指出,“美国记者中泛滥的‘浅薄的爱国主义可以看作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反映”⑦。一些外国记者对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不甚明了,很难理解汉语背后的语境及中国政治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复杂微妙的东西,导致他们在报道时有所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形象就是一种变形,是一国形象在“他者”建构中的一种带有文化偏见的社会想象物。在对外话语中,这就是一种类似于“鸡同鸭讲”式的话语体系。而“一带一路”战略所遭遇的话语困境就是“一带一路”形象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一种变形的结果。

再次,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构建,还取决于国家之间不同的信息传播能力。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曾在《东方学》一书中,引用马克思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⑧来说明东方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长期以来,尽管我们拒绝被表述、被构想,但是中国的国际形象仍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虚构和被想象的。而这种被虚构、被想象的国家形象往往表现为塑造国自我话语描述与他国话语描述的相互博弈的结果。此次“一带一路”战略的对外传播,虽然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达到了“壮大声势”的效果,但在“入脑入心”方面还有所欠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传播能力与信息传播大国极不对称。据统计,“目前,在全世界的互联网服务器的内存中,中文的信息只占0.4%,而美国提供的一般信息占80%,服务信息占95%”⑨。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话语权的构建能力还有待提高。例如,有些过于直白和功利的传播内容很容易给大众造成一种不确定和不安全感,这不利于信息的解构,也有损于“一带一路”的传播效果。

四、中国对外话语权构建的适时转向

基于以上分析,在对外传播时,我们应根据变化的世界格局及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已有的传播理念、方式、策略进行适时转向。

弱化崛起理念,强化共享理念。在最近十几年里,“和平崛起”一直是我国在国际上表述自我身份的重要叙事框架。应该说,这种表述改善了中国一直以来所处的“沉默的他者”的话语处境。但同时,这种表述也以一种抗争性的崛起成为西方世界所恐惧的“强大他者”。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依然坚挺的现状,让西方国家的衰退感和对世界霸权主地位身份的焦虑感进一步扩大。因此,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应该摈棄既有的宣传思路,尽可能地弱化“崛起”理念,强化“共享”理念,尽可能少使用“桥头堡”“西进”等概念,多使用“倡议”“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软性词汇。可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美政界、学界、商界等公共外交,强调“一带一路”是“经贸之路、和平之路”,所倡议的是合作性、开放性、非排他性和互利共赢性,淡化零和博弈及对抗色彩,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正能量,对世界各国来说将是长期的利好消息。

弱化政治色彩,强化文化吸引。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他的软权力理论中谈到,把思想文化渗透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力量加以利用,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⑩换言之,“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传播才是对外传播的最高境界。反观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报道,我们发现,“‘一带一路所潜在具有的文化功能被人为地割裂与剥夺,沦为一个硬梆梆的带有强烈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阻碍了它在全球的传播认同度”。11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文化符号”,理应在对外传播时摆脱“唯政治论”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可加强各种形式的文化对话,不断挖掘并发现中西文化中的共通之处,强调“世界文明”的共生理论,扩大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共识,并在人类的共有价值上争取他们更多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我们可在与其他国家共同的体验中寻找和探索“一带一路”的文化传播形态、挖掘历史上的“丝路故事”和“丝路人物”,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话语权。

弱化同一传播,强化差异传播。“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利益需求,决定了此次传播的复杂性、综合性。为此,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上,我们应摒弃原有笼统的态度,尽可能实现差异化传播、精准化传播。对于美国、俄国等大国,我们重点应放在增信释疑工作上。要在加强联系和对话中,多强调中国没有与大国一争高下的意愿,化解其对世界“领导”地位的担忧;多强调中美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作潜力,以及中俄在中亚合作的协调性和非竞争性,并欢迎美、俄参与“一带”建设的务实合作项目。对于日本、印度等相邻国家,重点应放在化解敌视工作上。在交往发展中,发挥地缘优势,加强民间交流对话,增强邻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注重话语传播的艺术性,加强中国媒体在邻国的影响力,化解“中国威胁论”在亚洲的话语霸权。对于沿线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重点应放在平等合作工作上。要在沟通协调基础上,多倾听和考虑相关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多开展涉及医疗、教育、文化等惠及普通民众的实事,以实际行动降低“中国掠夺论”等论调的舆论基础。对于沿线那些存在争端的国家,重点应放在妥善处理敏感问题上。要在进一步推进过程中,多强调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增强我国与东盟国家的相互信任;增进各方对“一带一路”的规划和一些具体项目的了解,拉近双方民心,从而减少“一路”建设障碍。

「注释」

①孙敬鑫:《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当代世界》2015年第4期。

②谭峰:《“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构的两大转变》,人民论坛网,2015年1月30日http://theory.rmlt.com.cn/2015/0130/370502_2.shtml

③同②。

④冯巍、程国强:《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7月14日。

⑤同④

⑥同④

⑦罗以澄、夏清芳:《他国形象误读:在多维视野中的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⑧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3年4月。

⑨陈正良:《增强中国“软实力”与国家形象塑造》,《江汉论坛》2008年第2期。

⑩张骥、刘艳房:《论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国际观察》2009年第1期。

11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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