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英国文坛著名大师简·奥斯汀在其喜剧小说《爱玛》中穿插了诸多性格各异的长者，这些角色在丰富本书故事情节的同时，也为读者对作品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文通过对《爱玛》的全面分析，解读出这些处境不同的长者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小说主人公爱玛成长过程中的深刻影响，并进一步发掘作者在对这些人物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对农业社会逐渐瓦解的社会环境下人际关系的近忧与远虑。

关键词：《爱玛》 长者 人际关系

在英国文坛的著名大师简·奥斯汀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往往沒有出色的家庭环境或者出众的面貌，因此，其诸多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基本上都是以“灰姑娘”的身份出现的，然而在其著名喜剧作品《爱玛》中，简·奥斯汀彻底颠覆了这一文学创作传统，她在本书的第一章便明确地向广大读者宣告，女主人公爱玛是一位20岁左右的漂亮姑娘，她美丽动人、拥有智慧，更为重要的是，她的家境十分富有。虽然母亲过早的去世成为爱玛生活过程中的一大缺憾，然而她有把她时刻捧在手心的父亲，有博学、富有爱心的家庭教师泰勒陪伴。爱玛在年纪很小的时候便成为了家庭中的实际女主人，更毫无争议地被评定为海波里村的第一女士。在《爱玛》一书中，作者通过运用处境不同的长者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小说主人公爱玛成长过程中的深刻影响，最终使这位美丽的姑娘在面对一次次错误后，终于挽回了最为挚爱的爱人作为结局。

一 爱玛的父亲伍德豪斯

毫无争议，爱玛的父亲伍德豪斯就是本部作品中最具有标志性的家长。作为长辈，他并不是理智与担当的代表，在简·奥斯汀的笔下，爱玛的父亲甚至是其作品中最一惊一乍的老年病人，他的神经质甚至要比《傲慢与偏见》中喋喋不休的班纳特太太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实际生活中，他十分虔诚地信仰着本村里的医生佩里，他最爱的食物是“香喷喷的薄粥”，他畏惧寒冷，尤其是穿堂风简直成了他人生的一大忌讳。因为自己肠胃不好，消受甜食十分困难，他就坚决反对周围的人吃蛋糕，完全不顾旁人是否喜欢吃蛋糕的心情。因此，相当大一部分读者都认为这一个神经兮兮的老年人其实才是隐藏最深的坏人，艾玛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几乎与身在牢狱没什么区别。

在本书的开始部分便有了一次伍德豪斯与爱玛父女的亮相，是在爱玛的家庭教师泰勒与维斯顿先生的结婚当天，这天晚上他们的邻居乔治·奈特利特来到他们家中做客，三个人展开了一次针对泰勒婚姻的对话，伍德豪斯充分表现了其神经质的特点，对这场婚姻十分不看好，并觉得泰勒老师实在是太可悲了，奈特利特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场婚姻可以使得泰勒小姐从寄人篱下的处境转变为自立门户的独立，更何况嫁人之后，泰勒小姐只需要和自己的丈夫一个人柴米油盐的计较，而不是像在爱玛家这样需要讨好伍德豪斯与爱玛父女两个人，日子应当会不错。心直口快的爱玛毫不犹豫地接了下一句：“更何况还有一个人是这么的难缠。”爱玛父亲的神经质便开始发作了：“我就是很任性也很难缠对吧！”以至于爱玛赶紧解释道说的并不是他。这一段看似不经意的对话，实际上是对三个人的性格进行了准确的再现：爱玛父亲思考问题是以自己作为中心，但却属于一个善良的老人，脑袋不灵光却又小心翼翼，一旦发现气氛不对就开始自责并承认错误。奈特利特先生一针见血，说话十分坦率，爱玛口齿伶俐，喜欢斗嘴，但却对父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奥斯汀笔下几乎所有的父亲都是失职的，例如：《理智和情感》里故事尚未开始就已撒手人寰的埃莉诺和玛丽安姐妹的父亲；《傲慢与偏见》里躲在书房和俏皮话里逃避生活难题和责任的班纳特先生；《诺桑觉寺》里蒂尔尼兄妹粗鄙独断的父亲。父亲们的集体失职，很难被解释为理想化父权社会的图景。《爱玛》中从女主人公的角度出发叙事，蕴含着历史意味的内容多数都漂浮在私人琐事的边缘，从作品中人物的对话和故事中的某些细节，可以了解到海伯里是一个曾经兴盛繁荣但正趋于衰落的大村镇，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父亲和老男人充当权威的可能性在急剧减少，更容易由权势代表转化为弱势群体。对于如伍德豪斯这样的父亲，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父亲不通人情，其实这是老年人常见的孤僻表现，因为过早失去了人生伴侣，他觉得生活十分无趣，只是希望在漠然的社会环境下有人可以对自己更加关心和爱护。

二 弗兰克舅妈

与爱玛的父亲相比，小说《爱玛》中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家长，这位家长便是弗兰克舅妈丘吉尔太太，因为自身患有疾病，丘吉尔太太常常大惊小怪地说自己的病情多么多么的严重，仿佛她已经病入膏肓，为了引人注意，她常常会做出一系列使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都会叫苦连天，以至于村中的人对其十分厌烦，没有人不知道她自私、尖刻、刁钻的性格，因此愿意和她交往的人几乎没有。更为令人气愤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她甚至禁锢自己外甥的活动，说自己病情严重、无法下床需要照顾，外甥不得不一再取消自己的外出活动而被限制在狭小的海波里村。这样一位不近人情的老年病人以喋喋不休的态势不招任何人待见，然而，对其经过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造成丘吉尔太太这么不近人情的根源，其实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丘吉尔太太本人，主要是因为没有人关心，丘吉尔太太屡次对小事斤斤计较的原因，在于弗兰克本人并不会常常来看她，孤苦无依的丘吉尔太太只得用这种不近人情的极端方式招得别人注意，然而她的这种做法并没有引来村里人的关心与爱护，反倒惹来村里人的嫌弃甚至嫉恨。其实作者用这样的方式塑造出的丘吉尔太太何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典型的独居老人形象？

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工业社会的冲击下逐步瓦解，亲人、邻里关系并不像以往那样亲密，人们之间有了隔阂，孩子们为了生计不得不长期在外奔波，老人们生活起居无人照料，他们的心事没有人诉说，在长期的压抑下，他们的行为便有些极端甚至不尽人情，作者对本书中的老年人，尤其是本书中的老年病人常常是持同情态度的，这些人因为平时得不到家人的关心，性格逐步变得压抑，他们与整个社会的正常人际活动逐渐产生了隔阂，作者对于这样生活环境下的长者描写，尽管表面上只是像读者展现了一定的现实，然而在更深层次上，作者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社会发展的人文主义者，其对人际关系走向是有着深层次的近忧和远虑的，丘吉尔太太只是体现这一思想倾向的典型，在现实生活中，丘吉尔太太不会是第一个这样叫苦连天的病人，更不会是最后一个，她所面临的尴尬，更多人一样会遭遇到，这是整个社会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三 与寡母一起生活的贝茨小姐

《爱玛》一书中，对海波村里另外一位相当重要的长者：贝茨小姐，也有着十分大量的描写。贝茨小姐的身份是孤女简·费尔法克斯的姨妈。纵观简·奥斯汀的小说，父亲们的形象多是失职的，而对小说中的母亲，或者代理母亲的形象，简·奥斯汀就更不客气了，通常那个把她们塑造得更为粗鄙和不堪。在小说《爱玛》中，作者更是将艾玛聆听这位毫无心眼的老年妇女将一次小小的赞美与感激表述得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位贝茨小姐尽管有诸多令人讨厌的地方，然而她的存在对于整个海伯力村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夸张的笑柄，村子里的生活将会枯燥无味很多。贝茨小姐是村里过世老牧师的女儿，村里每个人都对她十分熟悉，这个人拥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十分爱凑热闹，又是一个话唠，只要有聚会的机会必定会参加。包括爱玛在家庭中应付父亲时，如果没有这位召之即来的老小姐生活就会面临诸多问题。例如，想在傍晚时分为逗父亲开心，爱玛有时候会组织一桌牌局，但往往会找不到人，只有这一个没心没肺的贝茨小姐会在得到邀请后，第一时间赶来。除此之外，贝茨小姐自己的家庭并不好，她的滑稽与可笑，使她成为村中生活较好的村民们表现爱心与社会关心的主要对象。老鄰居会经常给她送点吃的，新来的埃尔顿太太则为了表现出自己的崇高地位以及大善人形象，张口便使我们，闭口便是我们，似乎向世人昭示贝茨小姐之所以能够安稳生活到现在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照顾，旁人置之一笑，贝茨小姐则感恩戴德，说出的赞美的话令人咂舌。这将一个老年人的孤苦与弱势地位展现得十分夸张但却十分真实，作者用这样的笔触，描绘出一旦年老无依，像贝茨小姐这种直到老年，都没有嫁出去的“老处女”，对于所有人都必须讲究和依附的窘境，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下，想要生存是一件多么艰辛的事情。贝茨小姐存在于奥斯汀世界的边缘，她收入寥寥，却要在爱玛们所谓的“体面世界”中维生，在《爱玛》成书之时，奥斯汀同样是给众多侄儿侄女当姑妈、伴随寡母生活的未婚前牧师女儿，对于贝茨们的经济挣扎和辛苦操劳，是甚至各种滋味，她深知皆大欢喜的结局只是存在着那个被幕墙隔开的世界里，而现实世界中的贝茨小姐们很有可能遭遇奴仆的悲惨命运。

四 群体生存的人际关系

在小说的结尾，爱玛和奈特利几乎如老夫老妻继续在哈尔菲尔德生存下去，没有一见钟情，但在经由认识他人的曲折路径而刷新自身的刻骨体验中，个人心路被织进超越核心家庭的家族和社会网络中，突显出作者所强调的群体生存。与西方18世纪出现的“强烈对抗的”自己所存身文化的“自我”观念不同，身处现代“自我”发轫之初奥斯汀，对传统农村社群生活尚有亲切体验，女性处境又使她能敏锐地洞察共同体瓦解的危险，因此她会凝神致力于构思不与他人割绝或对抗的生存，能设想在社会中拓展并完善个体的道德意识和私人生活，能让“模范”绅士奈特利有血有肉、让爱玛的悔过不伤生机，能够正面塑造奈特利式的人物，并把女主人公的未来融于某种真切的社会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她准确地意识到了传统农业社会瓦解后，个人与群体关系走向的这一重大社会和思想挑战。

五 结语

英国文坛著名大师简·奥斯汀在其喜剧小说《爱玛》中穿插了诸多性格各异的长者，这些角色在丰富本书故事情节的同时，也为读者对作品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本文通过对《爱玛》的全面分析，解读出这些处境不同的长者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对于小说主人公爱玛成长过程中的深刻影响，并进一步发掘作者对这些人描述过程中，对农业社会逐渐瓦解的社会环境下人际关系的近忧与远虑。希望对广大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参考。

参考文献：

[1] 胡昌智：《〈爱玛〉的爱情：理性和男人的救赎》，《作家》（下半月），2010年第24期。

[2] 蔡威：《〈爱玛〉女性视域下的男性形象》，《作家》（下半月），2010年第12期。

[3] 崔会拥、冯秀茹：《评简·奥斯汀的小说〈爱玛〉》，《长城》，2010年第6期。

[4] 董娜：《女性心目中的理想丈夫——〈爱玛〉中的南特利先生》，《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5] 陈圆圆：《从成长到成熟——〈爱玛〉的女性成长解读》，《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6] 吴佳佳：《“发现”的快乐——简·奥斯丁〈爱玛〉的叙事视角评析》，《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7] 林茵茵：《运用语用学原则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研究——以简·奥斯丁的小说〈爱玛〉中的人物对话为例》，《大众文艺》（学术版），2009年第21期。

[8] 冯秀茹：《奈特利先生：〈爱玛〉中的绅士形象解读》，《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郭婷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