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秦安迦叶寺遗址调查报告

2015-05-30张铭魏文斌

敦煌研究 2015年6期

张铭魏文斌

内容摘要：2014年8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及秦安县博物馆三家单位联合组队，对甘肃秦安新发现摩崖石窟——迦叶寺遗迹进行了现场调查。迦叶寺遗址现存窟龛4个，保留有唐、金、元、明等朝代的题记共10余方。调查报告对发现的十数条墨书和石刻题记进行了编号说明和识读，并对题记中弘治年号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秦安;迦叶寺;弘治;锦带峡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6-0021-09

An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Jiaye Temple Site

in Qinan， Gansu Province

ZHANG Ming1，2 WEI Wenbin2

（1.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Maijishan Grotto Art， Tianshui. Gansu 741026）

Abstract： In August 2014， a team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Lanzhou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aijishan Grotto Art， and the Qinan County Museum carried out an on-site investigation of the Jiaye Temple site. Four caves have remained intact， in which more than ten inscriptions are preserved. The investigative report presents not only a catalogu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ny ink or engraved inscriptions， but also offer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reign title“Hongzhi”found in inscriptions and relevant materials.

Keywords： Qinan; Jiaye Temple; Hongzhi; Jindai Valley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2014年8月8日，多家媒体和网站刊发了题为《甘肃秦安发现后秦“迦叶寺”摩崖石窟遗址》的新闻报道，称当地县志工作人员发现了后秦时期迦叶寺摩崖石窟遗址，并有记录寺院建造年代为后秦弘始九年（407）的摩崖题记。

古代秦州（今天水）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历史文化悠久，佛教自河西东渐，流布至此，在佛教汉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留下了诸如天水麦积山、武山水帘洞、甘谷大像山等多处石窟寺遗迹。但在秦州境内的各种佛教遗存中，有确切纪年的北朝早期题记遗存较少。秦安虽然发现和出土了一批佛教造像碑和造像塔，但一直没有石窟寺的发现。如果此次所发现的迦叶寺及相关弘始年号准确无误，则无疑对秦州佛教还有石窟寺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带着期望与疑问，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与秦安县博物馆三家单位联合组队，对报道中的迦叶寺及石窟遗址进行了现场初步调查。

一遗址及现状

该遗址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安伏乡李家河村北侧的峡谷，地理坐标为东经105°41′0.9″，北纬35°4′5.6″。所在崖面呈东西走向，石窟坐北朝南，下方葫芦河蜿蜒流过，省道304线莲叶公路架桥穿河而过。现存窟龛4个，崖面下方接近河面处有3个窟龛呈“品”字形分布，自左向右依次编号为第1、2、3窟（图1、2）。崖面斜上方的山腰处还有单独的一窟，即为报道中所提及的寺院及弘始题记所在，编为第4窟（图3）。

第1窟（图4）：拱形小龛，下距河岸1米。龛口左高右低，宽0.82米，左高1.21米，龛深1.20米。左右壁与龛顶相交处呈圆弧形。靠后壁有一低坛基，距离后壁0.40米，高0.15米，在两侧壁呈不规整状并逐渐变窄消失。无壁画及造像遗存。

第2窟（图5）：位于第1窟西侧斜上方，两窟之间的水平距离为14米。龛口下沿距离葫芦河水8米。平面呈横长方形，窟口基本呈方形，窟口宽2.70米，高3.00米，窟口两侧有残损，门道深1.60米。现存门道和右壁之间的宽度为40厘米，和左壁之间的宽度为0.20米，前壁总宽3.30米。窟内总进深左右壁差别比较大，左壁为2.40米，右壁为1.80米，窟高3.20米。后壁明显倾斜，壁面坍塌受损，靠后壁凿有一坛台，其中靠右侧的宽度为0.30米，靠左侧的宽度为0.60米，高0.30米。窟顶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为平顶，进深为1.50米（自窟口向内）;后部略低，为尖楣圆拱顶，和平顶之间的高差为0.40米。整窟烟熏严重，左右壁上方可见残存的泥层，现有两层，表层所绘图案因烟熏而形象难辨，无造像遗存。窟门外上方凿有人字形凹槽，应是防雨水的设施。

第3窟（图6）：位于第2窟西侧斜下方8米处，距离水面的高度为1.50米。平面呈倒梯形，平顶，方形龛口。龛口宽1.65米，高2米，进深1.70米。后壁宽2.25米。靠后壁有一倒梯形的低坛台，靠壁面处宽1.70米，前宽1.55米，深0.35米，高0.25米。后壁有马蹄形背光，背光边缘采用宽约0.10米凹槽的形式来表现。无壁画造像残存。

以上三个窟龛之间的崖面上分布小桩孔，可知原来有木栈道连通。

第4窟：在第1龛左侧上方，位于距离河床地面60余米的山崖的一处凹面。该窟为一东西长7米多、深2米、高2米多的天然洞穴，正壁有一个粗雕的不规则小龛（图7），宽0.85米，高0.65米，深0.25米，距离地面1.25米。龛中间靠后部位凿出一方形浅窝，设计初衷应是放置佛像。洞窟顶部遭烟熏，多有崩毁。该窟外左右两侧的崖面与正壁所在崖面构成平面方形的空间，可能就是题记中所说的迦叶寺之所在。窟内正壁有数方墨书题记，龛外左侧的崖面上有多处凿刻题记，漫漶严重，很难辨识。窟内无壁画及造像。

二题记

根据现场仔细辨认及拓片识读，我们在第4窟及其周围一共发现了十余条墨书和凿刻题记，都是自右向左竖行书刻，大多漫漶难辨，现选择部分题记，进行编号说明。

1号题记（图8）

□□月珠/弘治九年六月吉日造像贾仲才妻周氏□贾女□/……贾仲旺男贾……

该题记刻于窟左侧崖面，从崖面刻字和拓片上，都可以看到“弘”字下方的字是以“氵”为偏旁的“治”字，而非以“女”作为偏旁的“始”字，因此，之前报道中提到的“弘始”实为“弘治”之误。弘始是十六国时期后秦君主姚兴的年号，弘始九年即公元407年，而弘治则为为明孝宗朱祐樘的年号，弘治九年为公元1496年，一字之差，千年之误。

该寺在明朝中期仍然有造像及相关佛事活动进行，题记中的贾氏兄弟两家合力造像即为证明，但造像现已不存。

2号题记（图9）

石匠刘方

该题记刻于窟左侧崖面，说明当时有石匠在此处进行过采集石料或者雕凿等方面的工作，第4窟所在壁面可能受到过人为的修凿。

3号题记（图10）

王府家仸堂□到□□常住地/□四至东至山南□□西至河北至/地□四至分明/天宝元年四月八日/信士王慧奴记/迦叶寺

刻于正壁所在崖面，“仸”字古同“佛”，“仸堂”即为“佛堂”。天宝年号有二，一为唐玄宗的年号，天宝元年即公元742年;二为五代十国吴越武肃王钱镠的年号。此处只能是唐玄宗的天宝元年（742）。题记中记载了迦叶寺常住地的四至，并说明迦叶寺属于“王府家仸堂”，即属于当地王姓人家或家族的私有佛堂，这方题记就是该私有佛堂王姓信士惠奴所记。该寺在唐朝天宝年间即被称为迦叶寺。

据寺院名称可推知，迦叶寺供奉的主尊应是迦叶。迦叶，即摩诃迦叶，又名大迦叶，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此外，过去七佛之第六佛亦称迦叶佛，佛弟子中的优楼频罗迦叶、伽耶迦叶等皆有迦叶之称。佛陀入灭后三百年的小乘饮光部之祖亦与迦叶同名[1]。秦安迦叶寺目前已无造像遗存，因而我们对于该寺所供奉主尊的具体指代无从得知，但从国内迦叶造像的遗存来看，一般指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迦叶。

迦叶造像在中国佛教艺术作品中，与阿难对称作为佛的胁侍弟子，约始于5世纪末期。张掖金塔寺石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迦叶与阿难组合的例子，6世纪及其后定型。麦积山石窟迦叶的形象从北魏到宋代一直都很流行，并且随着佛教造像组合的发展和造像特征的本土化，迦叶和阿难的组合逐渐成为流行的经典组合，但是单以迦叶命名的石窟和寺院却很少见。张掖大佛寺历史上曾称为“迦叶如来寺”，吴正科经过研究，认为张掖迦叶如来寺肇建于公元300年[2]。虽然关于张掖迦叶如来寺的始创年代尚无定论，但是该寺院是国内已知最早的以迦叶命名的佛教寺院确属无疑。

位于云南省宾川县境内的鸡足山，因迦叶尊者守衣入定的传说而得名，该山上的迦叶殿被称为“山中第一寺”和“山中诸寺之祖庭”。根据傅云仙考证，鸡足山在明代以前称九曲山或九重岩山。明初大理奇书《白古通记》首先将九曲山改称为鸡足山。把宾川九曲山说成是印度的鸡足山，将该山说成是释迦牟尼佛大弟子迦叶尊者守衣入定之地，是《白古通记》作者有意而为。在此之后，该山便成了迦叶尊者守衣待弥勒之道场[3]。由此可知，该山所建之迦叶殿不会早于明代。

由题记可知，秦安迦叶寺至晚在唐代天宝年间就已得名，是目前国内已知为数不多的以迦叶命名的早期佛教寺院。

4号题记（图11）

……程……/花献诸佛菩萨……

墨书于窟内正壁，是信众前来礼拜佛和菩萨之后所留，说明在当时，该处供奉有佛和菩萨像。

5号题记（图12）

乾州奉天……/为□巡差登□重……/□□岭住投军……/□□立九□位……/看病□□□/大元国戊寅年九月/十八日到此□寺

墨书于窟内正壁左侧。大元国戊寅年的题记，对照元代年号，相合有二，一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一为元惠帝至元四年，即1338年。该题记上墨书“乾州奉天”的“奉天”所指应为“奉天县”，乾州在元代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四路之一的奉元路。“唐以高宗乾陵所在，改醴泉县为奉天，又升为乾州。宋改醴州。金复改乾州。元至元元年，并奉天县入州。五年，复置奉天，省好畤入焉，又割永寿来属，后又改奉天为醴泉。”[4]按照上述元史所载，可知奉天县在至元元年被并入乾州，在至元五年又复置奉天县，之后又改奉天为醴泉，但是元朝又有两个至元的年号，因此只需确定关于奉天县废置的至元是哪个皇帝的年号，便可推断出题记的书写年代。《元史·本纪六·世祖三》记载：“（五年）十二月戊寅……复置乾州奉天县，省好畤、永寿入焉。”[5]可见关于奉天废置的记载所涉及的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而不是惠帝的至元年号，故元惠帝至元四年（1338）已无奉天县之名称，而应称之为醴泉县。题记中出现了“奉天”一词，由此可知该题记所写年代为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对于“后又改奉天为醴泉”的时间，元史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根据新发现的这则题记，我们可以推知，改奉天为醴泉之事应在1278年之后。

秦州在元朝属于巩昌都总帅府，秦安为秦州所辖县之一：“秦州，中。唐初为秦州。宋为天水郡。金为秦州。旧领六县。元至元七年，并鸡川、陇城入秦安，治坊入清水。领县三：成纪，中。清水，中。秦安，下。”[4]1430迦叶寺所在地自然也属巩昌府管辖。这条题记也说明，在元朝，该寺所在峡谷是奉元路所属乾州奉天县取道秦州的一个节点，虽然题记没能全部辨认清楚，但“巡差”“投军”“看病”等记载却透露出当时社会底层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佛教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6号题记（图13）

坊州……/季……/崇庆元年/十月初

墨书于窟内正壁，崇庆是金卫绍王的年号，崇庆元年为公元1212年。

宋金时期，双方围绕秦陇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根据胡缵宗《秦安志》记载，秦安“宋为秦砦……地属秦凤路秦州天水郡雄武军节度（绍兴十二年，割秦州之半于金，而州与砦为二矣）。绍兴间，陕西五路俱陷于金，九年，和议成，归我陕西地，十年，背盟，地又陷。时秦州犹属宋，秦砦已属金……金为秦安城，后为县（皇统中置县，即秦砦）”[6]。1141年宋金的“绍兴和议”，秦安从此便为金国占领。秦安在这一时期属于金国占领区域，该题记可与史料记载相印证。

坊州，金属鄜延路，包括今陕西省黄陵县、宜君县。而秦州则属于凤翔路，“凤翔路，宋秦凤路，治秦州”[7]，秦安属于当时的秦州三寨之一。可知迦叶寺所在峡谷位于当时连接坊州与秦州的交通线上。

7号题记（图14）

……/太和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墨书于窟内正壁右侧。历史上以太和作为年号的朝代和君主有五个，分别为：曹魏明帝曹叡（227—232）、十六国成汉后主李势（344—346）、东晋废帝司马奕（366—371）、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77—499）、唐文宗李昂（又称大和，827—835）。

据相关历史资料，曹魏明帝时期中国尚无石窟寺开凿的记录，而成汉和东晋的势力皆不及于此。则可以排除曹魏明帝曹叡、成汉后主李势、东晋废帝司马奕这三个太和年号的可能性。

按《秦安志》记载，秦安“唐为陇城县（高祖武德元年取地，二年，以县置文州。八年，州废。太宗贞观三年，置长川县。六年省入焉），成纪县，地属陇右道秦州天水郡。宝应间，陇右陷于吐蕃。大中咸通始复陇右。景福二年，为李茂贞所并”[6]17。《旧唐书》载：“上元元年后，河西、陇右州县，皆陷吐蕃。”[8]又载：“禄山之乱，西北边戎兵入赴难，河、陇郡邑，皆为吐蕃所拔。”[9]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为了镇压叛乱，唐政府将陇右、河西兵马东调，造成该地域兵力大减、防御空虚，吐蕃乘机攻陷陇右各地，唐政府对此无能为力。从宝应间（762）直至宣宗大中年间（847—860），陇右一直为吐蕃所占领，因此，在吐蕃占领期内的827年，此处不太可能出现唐朝太和元年的题记。

北魏时期的秦安，胡缵宗《秦安志》记载：“魏为河阳郡，亦为北秦州。宋元嘉七年，魏神鹿三年，魏克复夏，地入于魏。齐，地属魏。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为莫折念生所据。梁大通元年，魏孝昌三年，州人杀念生，以其地归魏。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宇文觉受魏禅，地乃属周。”[6]15-16①可知，公元430年北魏从大夏手中夺取秦安的控制权，除了为莫折念生起义据有十余年（524—535）之外，终北魏一朝，秦安所在的秦州一直处于北魏的控制之下，经济社会相对稳定繁荣，秦安出现北魏的佛教遗存也是有可能的。麦积山石窟和秦州佛教在这一时期确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该题记的字形结构和特点，不是北魏时期所流行的笔法，相互差别太大。因此，仅就题记本身来看，不太可能属于北魏太和年间所写。中国古代的文字书写经常出现为了书写方便而以笔画较少的汉字代替笔画较多的汉字或者使用通假字代替等情况，也有因为某两字之间发音相同而出现误书的情况。“太”同“泰”，在古代文献中也有将“泰”写成“太”的先例，如李斯的《谏逐客书》中“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即是此例。因此“太和”也有可能是“泰和”的简写或者误写。泰和（1201—1208）是金章宗的年号，泰和元年即1201年。

综合分析，该“太和元年”应为金“泰和元年”。

目前发现的题记中，年代最早的是“天宝元年”，之后间有金、元、明等各朝代的题记。根据这些题记在第4窟的分布规律可以看出，最中间和最显眼的崖面位置被年代最早的唐“天宝元年”所占据，其余年代较晚的题记都分布在该题记的两侧，这也从侧面说明关于“太和元年”题记很有可能是晚于唐代的金朝“泰和元年”间所写。

三相关记载及寺院遗址变动

该寺距离秦安县城30多公里，所处的峡谷古称锦带峡，当地人又称之为佛爷峡，位于秦安县伏家川的北部，是从北边顺葫芦河谷进入伏家川的北大门，也是葫芦河流经伏家川境内的第一个石质峡谷。

关于锦带峡，据胡缵宗《秦安志》记载：“迤东北为锦带山，其山峻远，望之如带”，“迤北为锦带峡，有锦带寺（其寺嵌洞）。”[6]42，59清道光十八年（1838）严长宦总修的《秦安县志》中记载：“迤东北为锦带山（皆四十里），下为锦带峡，有锦带寺……陇水于是悉汇矣，又西南复入县境。历宝塔峡、锦带峡、显石峡，皆《水经注》之显亲峡也。峡长三十里，西北旧尝建塔，东复倚锦带山，故异名焉。显石即显亲之讹耳。”[10]而《直隶秦州新志》秦安县山水中记为：“锦带山，东北四十里，其山峻远，望之如带。”[11]

明清时期的秦安县治所在地与今相同，以上三部方志皆称锦带峡位于秦安城东北四十里，其“峡长三十里”，而锦带寺又位于锦带峡的北端，今日路程远近正好与史书记载相符，可知此寺即为古记中所称的锦带寺，此处峡谷也即锦带峡。

按照古籍的记载和解释，锦带山因为山势峻远，远望形如长带，故称锦带山;峡谷因之称为锦带峡，峡内所建之寺也便称为锦带寺了。《秦安志》的“其寺嵌洞”特征的记载，正好与现在所发现的迦叶寺的遗址相吻合，因此更能证明《秦安志》所记载的锦带寺，就是新发现的迦叶寺无疑。这也说明，至少在明代，迦叶寺是被称为锦带寺的。锦带峡在当地被称为佛爷峡，想来也是因为此处凿有石窟及供有佛像之故。如今站在山上望去，两山夹河，河水倒更似锦带。

虽然基本可以确定新发现的迦叶寺就是古籍所称的锦带寺，但是在目前所发现的第4窟及其周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当时寺院实物的遗存，没有佛像、壁画、木构、砖瓦等的遗存，在崖壁及地面也没有发现用来镶嵌木构的任何榫孔残存。从题记中我们可以知道，此处曾有佛和菩萨像被供养，有信众在此造像做功德，也有石匠在此凿作施工，而两次出现的“迦叶寺”石刻，以及佛堂常住地四至的记述则更能说明至少在唐代，第4窟所在地就是当时的寺院所在地，当时的“王家佛堂”就是迦叶寺，而且在唐、金、元、明等朝都有相关的佛事活动和题记留存。笔者之后攀爬该山，试图找寻有关遗存，仅在第4窟右上方100多米处找到一洞穴，洞口宽2.5米，高1.7米，深2.4米，洞穴地面积有50厘米以上的黄土层。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遗存。在询问过住在山底修行的当地村民李遂世之后，又在第4窟对面形如龙头的皇爷咀处找到了当地人说的寺院遗址。寺院已被拆除，现场杏树成林，荒草遍地，四周散落着砖块和瓦片，在前方边缘处还可以看见杂有砖瓦残块的堆积层。据现场观察，应属于小型寺院。根据当地人的说法，结合《秦安志》里对锦带寺“其寺嵌洞”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测位于皇爷咀的这一寺院应建于明朝之后，至少在胡缵宗编写《秦安志》时，该寺还没有从现在的第4窟所在地移至皇爷咀。

四迦叶寺所在锦带峡的地理位置

秦安地处丝绸古道南路，是顺着葫芦河河谷到达秦州的必经之地，而锦带峡首当其冲，地理位置重要。锦带峡也是秦汉陇山道中瓦亭道必经之处。据刘满先生考证，瓦亭古道沿葫芦河河谷南下，经静宁、秦安就到天水，则锦带峡是必经之地[12]。而刘雁翔在《成纪县治迁徙讨论》一文中引用祝世林《陇山重要古道综述》中的论述，称瓦亭道（或称木峡关道）“是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由关中通向陇右，仅次于陇关道的重要陇山通道，从古高平（今固原）城起西南行，经木峡关陇山隘口，至西瓦亭，然后沿瓦亭川（今葫芦河）南下秦州。这一古道通过陇山时紧靠战国秦长城，在长城内侧，最迟在战国时已形成”[13]。姑且不论此道形成的时间上线，但由此道南下至秦州，经过锦带峡当属无疑。崔峻峰的研究认为，属于丝绸之路南大道的关陇大道是从长安进入甘肃的必经之道，从陕西进入甘肃的第一个重镇就是张家川。从张家川到秦州的道路具体走向有二：一是由长安出发，过今日之陇县，通过固关镇，翻越陇坂，到达分水驿，沿马鹿—阎家店—弓门寨（秦置县）—张川镇（汉置陇县）—龙山镇（汉为断山）—秦安陇城一线西行经秦安县到天水;其二是沿弓门寨（今恭门乡）樊河行至清水县新城，经清水县城再到达天水[14]。第一条路的走向，则无疑要通过迦叶寺所在的锦带峡而到达天水。

魏晋以下，秦州成了陇右的政治中心，不论是陇关道，还是鸡头道、瓦亭道，其指向都在秦州。瓦亭道则依然是沿葫芦河河谷南下到达秦州的必经之路，同样绕不过锦带峡。

北宋建立之初，西北疆域仅及秦州。此时，陕西五路中的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均位于防御西夏的前沿。西夏环伺于北，吐蕃雄踞于西，而秦州介于北宋与西夏、吐蕃三方接壤的锋线，故在秦州等西北缘边诸路广筑堡寨，构筑前线的军事防御系统。当地民间有一个传说，称锦带峡应该是紧带峡。据说宋金对峙时期，在腊家城之战失利后，金兵统帅及家眷北逃，时王妃身怀六甲，正待分娩，由于情况紧急，就束紧裤带，下大坪山，渡葫芦河向徐家城逃去，在徐家城里生下王子，因此称此峡为紧带峡。这个传说反映出战争记忆在民间的另类流传方式，也反映出锦带峡在宋金交战中所处的战略位置及险要地形。

第4窟发现的第5、6号题记也反映出在宋金元时期，锦带峡所在河谷也是从关中越陇山到达秦州的陇坻道所行经的路线之一。隋唐宋元时期，陇坻道因战事，成为关中至陇右的主要道路，秦州所在地也成为战争前线和兵家必争之地，围绕秦州的道路争夺也为各方关注的重点。关于陇坻道的论述，刘满和王成成的文章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说明[15]。

由此我们可以说，迦叶寺所在的锦带峡是自北进入秦州的主要道路之一，古代顺河谷而行的交通特征，使得葫芦河穿行而过的锦带峡成为自秦州北行和南达秦州的一条要道，不管是关陇大道（或陇坻道）还是瓦亭古道秦州段，锦带峡都是必经之道，也是自西向东翻越陇山进入秦州的路线之一。秦州处于扼陕甘川之要道，自古即为陇右门户、战略要冲和商贸中心，历来都是用武之地，历史上围绕秦州的争夺战可谓数不胜数，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自东向西翻越陇山，进攻秦州的路线中，锦带峡所在峡谷无疑是一条重要的行军道路，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明代《秦安志》所记载秦安的堡中即有“锦带堡”[6]79，也从侧面反映出此处的战略地位。虽然从目前发现的材料还无法确定迦叶寺的始凿年代，但锦带峡所处的交通位置无疑是古人选择在此处开窟造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迦叶寺在长时间内香火得以延续的重要支持。

五小结

首先，从这次考察我们可以得知，秦安迦叶寺是国内已知的以迦叶命名的早期佛教寺院之一。迦叶寺所在地的石窟也是目前秦安境内发现的唯一的石窟寺遗存，填补了秦安境内之前没有石窟寺开凿的空白。这对于研究秦州地区佛教的流行特点及信仰很有价值。

其次，从题记内容的识读可知，迦叶寺至少在唐代天宝年间就已经形成规模，并且属于当地王姓人家的私有佛堂，之后历经宋、金、元、明各代，迦叶寺都有香火的传承与延续，并且有信众为之造像和供养。至晚在胡缵宗主修《秦州志》时该寺已被称为锦带寺，之后可能由于寺院被毁，在明清时期，迦叶寺便由原来的第4窟所在地移至现在的皇爷咀，建立了新的小型寺院，其后又被拆毁。“其寺嵌洞”的建筑特点，是了解佛教石窟寺本土化的新的参考实例。

再次，正如丝绸之路将甘肃和新疆的石窟寺及佛教遗迹串成一条琳琅满目、光耀世界的佛教文化长廊一样，迦叶寺与锦带峡也是具体而微，古代交通对于文化传播的影响是自始至终和有决定性作用的。

最后，胡缵宗主持编纂《秦安志》，时在嘉靖十四年（1535）[16]，从目前发现有纪年的题记来看，最晚的是弘治九年所写，虽然时隔仅有四十年，但《秦安志》对锦带寺的历史未做任何说明，对迦叶寺的相关题刻也没有记录，可知当时修志者未能对所记之事逐一细致地实地考察。如今题记大多漫漶不辨，已不能详细考证迦叶寺之历史和传承，这对后来治史之人也是一种提醒和要求。

参加此次调查的人员还有：臧全红、孙明霞、董广强、张元元、王永红、李红兵。

测绘：董广强、张铭，拓片：臧全红、孙明霞、张元元、王永红，摄影：魏文斌、张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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