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袁凌的新作《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打开了一代人的记忆。那些苍白而无力的挣扎，每一个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曾遭遇过。

袁凌的哥哥，吃了一种叫马桑莓的野果子，吃多了，中了毒，母亲便给哥哥灌大粪，那多臭啊，袁凌的哥哥受不了，就吐了起来。将胃里的果肉全吐掉了，也就活了。而袁凌的亲戚玉娃子就没有活过来。也是给他灌大粪（猪大便）的，可是他就是不吐，肚皮变得越来越乌，直到嘴唇发乌，脸也发乌，命就没了。袁凌这样写玉娃子的死：“人家说大概杨家坪的娃子，成天在猪圈里混，也不觉得猪粪有好臭。”这自然是一种比喻，但刺骨般的让人辛酸。

袁凌两岁的时候害了一个不知名的病，说是犯三煞，差点就死了。他的姨爹用桃木弓箭射了一个三寸大小的小人，才救了他。为了防止他以后再犯病，还让他拜河里一块长满了苔藓的石头做干爸。

这传奇的事在乡村已经是一种文化了，迷信，有时候不是愚昧，是对自然的一种妥协。这样的文化，在我的乡村记忆里也比比皆是，比如小伙伴的小名叫做臭蛋、粪坑什么的，表示名字越贱越容易活命。那时候医疗条件差，不少孩子在幼年时得一场病就死掉了。又或者谁家的孩子得了病，吃药也不见效，母亲就会拿一个茄子在小学校门口站着，让放学的孩子一人往茄子上扎一针，等那只茄子到处是针眼，再拿回家里煮给孩子吃了，有时候就治好了病。在那旧年月里，村民对自然的敬畏无处不在，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调适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