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艳 张赛

摘要：   简·奥斯汀是英国著名的女性小说家，她在其喜剧小说《爱玛》中塑造了多个长者，这些身处不同社会环境的长者对主人公的成长起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首先从刁钻自私的丘吉尔太太、神经质的伍德豪斯、年老无依的贝茨小姐等方面，全面解析了这部小说中的长者形象，又以此为基础综合阐述了传统社会瓦解时期的群体关系。

关键词：人际关系  《爱玛》  长者

简·奥斯汀作品中的女性多为“灰姑娘式”形象，她们通常都没有出众的外貌和优越的家庭条件。但在其喜剧小说《爱玛》中，简·奥斯汀却打破了这一创作传统，在小说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主人公爱玛不仅年轻美丽，而且富有智慧，与此同时还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中，虽然她的母亲过早去世，但她父亲却加倍宠爱她，而且她还有博学慈爱的家庭教师泰勒相伴。除了对女主人公颠覆式的形象塑造，这部小说的出彩之处，还在于对文中长者形象的描述，正是这些身处不同社会环境的长者，使主人公爱玛最终挽回了挚爱。因此，若要全面解读这部小说，就必须系统探究小说中的长者形象。

一  《爱玛》中的长者形象

1  刁钻自私的丘吉尔太太

弗兰克的舅母丘吉尔太太是让主人公爱玛颇为头疼的一位长者，由于丘吉尔太太本身患有疾病，因此，她时常夸大自己的病情，向别人形容自己的疾病多么严重，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她不仅将自己形容成病入膏肓的老人，还时常做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不论在生活中遭遇到什么事情，她都会叫苦连天，因此，村子中没有人不厌烦她。大家都知道她性格刁钻、尖刻、自私，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和她往来。最令人匪夷所思得是，她为了满足自己自私的欲望，不顾一切的限制、禁锢自己的外甥。丘吉尔太太一再夸张的表示自己病情严重行动不便，需要有人时刻照顾，导致她的外甥不得不时常取消各种活动，只能呆在这个狭小的村子里。丘吉尔太太喋喋不休、不近人情的性情和行动无疑是令人厌烦的，但若自己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现象并不能仅仅归咎于丘吉尔太太本人，其根本原因在于她缺乏关心，她之所以会对小事斤斤计较，并喋喋不休，主要是因为外甥弗兰克未能时常看望她，孤独寂寞的她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就采用了这种惹人厌烦的极端方式，当然，丘吉尔太太的这种手段不但没有引起人们的爱护和关心，还遭到村里人的厌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丘吉尔太太也是现实生活中千万独居老人的典型代表，因此，这个长者形象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在工业社会的强烈冲击下，传统的农业社会形态逐渐瓦解，邻里关系和情人关系也逐渐疏远，人与人之间不再亲密无间，年轻人为了生活时常在外奔波，老人们逐渐在生活和心理上失去了依靠，长期处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们开始变得不近人情，有的甚至行为怪异。简·奥斯汀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自己对这一社会群体的同情。这些老年人时常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但却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照顾，因此，他们逐渐与社会产生了隔阂，性格变得古怪压抑。一方面，在小说《爱玛》中，简·奥斯汀通过丘吉尔太太向读者展示了这一群体在生活中真实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简·奥斯汀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对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她在小说中塑造这样一个叫苦连天、惹人厌烦的长者形象，并非仅仅为了增加作品的喜剧效果，更是为了启发读者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关注和思考。

2  神经质的伍德豪斯

伍德豪斯历来被视为小说《爱玛》中最具代表性的家长，作为主人公爱玛的父亲，他并不具备应有的理性。简·奥斯汀将其塑造成一个大惊小怪的老年病人，他甚至比《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太太更加神经质。他在实际生活中酷爱“香甜可口的薄粥”，并十分信奉村子里的佩里医生，他将穿堂风视为人生中的大忌。由于他肠胃不好，很难享受甜食，因此，他从不考虑周围的人是否喜欢蛋糕，坚决反对所有人吃蛋糕。这个神经兮兮的老人时常被读者认为是整部小说中隐藏最深的坏人，并由此判断爱玛的家庭环境犹如牢狱一般。早在小说的开端部分，作者就安排了爱玛与伍德豪斯的亮相，当时正值爱玛的家庭教师泰勒结婚，当天晚上邻居乔治·奈特利特前来做客，他们就泰勒与维斯顿先生的婚姻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这场对话中，伍德豪斯就充分展现出其神经质的性格特征，他并不看好这场婚姻，并认为家庭教师泰勒的处境十分可悲。邻居乔治·奈特利特则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正是这场婚姻使泰勒可以自立门户，从此以后可以不再寄人篱下。而且，结婚之后泰勒可以只考虑她与丈夫的生活问题，不用再像以前一样照顾和讨好爱玛父女。此时，坦率天真的爱玛则接着说道：“更何况还要照顾这么一个难缠的人。”伍德豪斯听了这句话便开始展示其神经质的性格特点，他气愤的问爱玛“我就是这么难缠和任性对吗？”这段如闲聊一半的家庭对话却充分展现了说话人的性格特征：伍德豪斯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内心却很善良，发现谈话气氛不对就立刻承认错误。邻居乔治·奈特利特则说话坦诚，并且很有主见。爱玛虽然心直口快，但却十分在乎父亲的感受。

女性作家简·奥斯汀塑造的大部分父亲形象都是不称职的。如《理智和情感》中不顾子女感受的玛丽安和艾莉诺姐妹的父亲;《诺桑觉寺》中独断粗俗的里蒂尔尼兄妹的父亲;《傲慢与偏见》中逃避生活责任，整日躲在书房里的班纳特先生。伍德豪斯无疑也是这些失职父亲中的一员。这部小说从以女性为视角，将历史与社会的变化蕴藏在琐碎的私人遭遇中。由小说中的各个细节可以看出，海伯里曾经是一个繁荣富足的大村镇，然而如今却日趋没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新的一代逐渐成长，父亲们的权威也随之受到挑戰，这一群体开始由权利代表转变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伍德豪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不近人情的长者形象，但其实是因为他失去了伴侣，生活缺乏趣味，在日趋淡漠的社会关系中渴望得到关爱。这也是社会中老年人在群体交往中常遇到的难题。因此，透过神经质的伍德豪斯我们更应进一步思考人际关系中的远虑和近忧。

3  年老无依的贝茨小姐

简·奥斯汀同样花了大量笔墨来刻画贝茨小姐，这位长者是孤女简·费尔法克斯的姨妈。这位老妇女时常将一次小小的感激表述的十分肉麻。但这个令人无比厌烦的贝茨小姐在村子里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正因为她在生活中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笑料，才使得海伯里村的生活充满戏剧性。村里人对贝茨小姐都很熟悉，她原本是村里一个老牧师的女儿，不仅爱凑热闹，而且极富好奇心，并酷爱诉说和聊天，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参加聚会的机会。若没有这位贝茨小姐，主人公爱玛在应付父亲时，就会产生许多难题。比如，爱玛为了让父亲开心，时常在傍晚时分组织牌局，但却很难邀请到人，这时，喜欢凑热闹的贝茨小姐则会在收到邀请后迅速赶来。此外，由于贝茨小姐的家庭条件比较差，因此，她的存在成全了村里人表达爱心和善意的愿望。邻居们常常会给她一些吃的东西。埃尔顿太太则经常在谈话中与贝茨小姐以“我们”相称，她希望以此显示自己的尊贵地位，让人们知道贝茨小姐是因为受到了自己的照顾才能够安稳生活。对于埃尔顿太太的这种说法村里人时常一笑置之，但贝茨小姐却往往说出一些令人咂舌的赞美之语。但正是这些令人略感厌烦的感恩话语，形象的揭示了这个社会群体的弱势和孤苦。在小说《爱玛》中，闲谈女性的代表——贝茨小姐，以旁观者的角度为文中的人物和事件提供了公众意见。因此，她往往不仅是事件的参与者，更是故事的推动者。单身贫穷的老女人贝茨作为小说中闲谈的主力，承担着一定的社会纽带作用。

在小说的第44章中描述了一段贝茨小姐与爱玛的对话，贝茨的话语将她的嗜说无度与朴素善良的特点充分展现了出来。她不仅反复叙述自己在埃家用晚茶的情况，而且极为详尽的表述简接受家教职位的事情经过。同时，她还详细的诉说了自己的思想经历，并随时联想和加入其他话题，谈话毫无重点，最终在老约翰的话题上继续啰嗦。这段对话一方面展现了她的迟钝冥顽，例如，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埃太太的行为其实是为了抬高自己。关于弗兰克的离开也一带而过。另一方面，又揭示了她心灵中善意、真诚的一面。例如，她对爱玛诉说的热情体现了她不计前嫌的宽容。她貌似随意的话题扩展则展现了她对底层人民的关怀和亲近态度。简·奥斯汀正是用这样的手法刻画出了一个单身未嫁、年老无疑的“老处女”形象。正是因为无依无靠，贝茨小姐对所有人都必须依附和赞美，在这种生活窘境和人际关系中，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贝茨小姐收入甚少，却必须在爱玛等人的“体面世界”中艰难维持生活。需要注意的是，在小说《爱玛》完成之际，简·奥斯汀同样也是在给侄女们当姑妈，因此，她对贝茨小姐这种社会群体的辛苦操劳、经济挣扎深有体会，同时，她也清醒的认识到小说中皆大欢喜的结局只会存在于文学世界中，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社会群体时常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二  传统社会瓦解时期的群体关系

在《爱玛》的结尾处，奈特利与主人公爱玛以老夫老妻式的生活在哈尔菲尔德继续生活，他们通过他人彼此认识，并在相处中形成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个人的情感被放置到社会化的人际网络中，作者所描述的这种群体生存方式显然与18世纪出现的“自我”观念有較大差异。这主要是因为简·奥斯汀对传统的农村生活有切身体会，特有的女性处境，又使她敏锐的感觉到共同体面临的瓦解危机，因此，她在小说中竭力构思和设想不与他人对抗的生存模式，希望能在社会中提高个体的道德素质。同时，她也希望通过“模范绅士”奈特利将主人公爱玛引入某种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从某种意义上看，简·奥斯汀已经意识到，传统农业社会在未来必将瓦解，个体所处的人际关系也将随之接受重大的思想挑战。

综上所述，英国著名女性作家简·奥斯汀在其作品《爱玛》中塑造了一系列的长者形象，这些长者身处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且性格特点各有不同。他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小说的深刻内涵，并推动了故事的不断发展。因此，全面解读这些长者形象能够进一步领会简·奥斯汀的写作意图，她塑造这些长者形象绝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小说的戏剧性和喜剧效果，更是为了启发读者透过故事表面，深入思考人物背后的社会问题，对农业社会瓦解时期社会群体关系的远虑和近忧作进一步考察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林茵茵：《运用语用学原则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研究——以简·奥斯丁的小说〈爱玛〉中的人物对话为例》，《大众文艺》，2009年第21期。

[2] 张智明：《女性主义理念中简·奥斯汀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语文建设》，2015年第5期。

[3] 董娜：《女性心目中的理想丈夫——〈爱玛〉中的南特利先生》，《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4] 张筠：《谈简·奥斯汀反讽小说〈爱玛〉的人物对话》，《短篇小说》，2015年第12期。

[5] 陈圆圆：《从成长到成熟——〈爱玛〉的女性成长解读》，《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6] 王坤、闫晓云：《关于简·奥斯汀文学作品之女性意识问题研究》，《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7] 冯秀茹：《奈特利先生：〈爱玛〉中的绅士形象解读》，《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刘永艳，青岛农业大学动漫与传媒学院高级经济师;张赛，韩国庆星大学数字媒体学院影像专业在读博士生）